1934年，紅二十五軍長征開始時，我們宣傳隊只有5人，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時，隊伍壯大了，發展為30多人。

宣傳隊常備的道具是兩個小銅鼓、幾支笛子和口琴、快板等。其他道具則演出前根據需要臨時籌借或自制：從棉衣里扯出一縷棉花，往嘴上一粘，就是胡子；找個破草帽一戴，就可扮演放羊娃。演出的節目有歌曲、戲曲，也有活報劇、曲藝等，有的是自編的，有的是舊曲調填新詞。像《小放牛》《鳳陽花鼓》《蘇武牧羊》《八月桂花遍地開》等，這些民間小調都是我們經常用的。湖北的漢劇、楚劇，陜西的秦腔、碗碗腔，河南豫劇等，我們都會幾段曲子，臨時配合任務填上新詞就演唱起來。

我們宣傳演出的方式極其靈活，部隊行軍比較疲勞的時候，宣傳隊往路邊一站就唱起來。看到哪個同志勁頭足、走得快，我們就指名道姓為他編上幾句順口溜進行鼓勵，他會走得更快。這時走得慢的同志也會迅速趕上來，隊伍的氣氛馬上就活躍起來。打仗時，宣傳隊及時傳播勝利消息，講解取得勝利的原因。宿營時，我們還經常開晚會，為群眾宣傳演出和刷寫標語。部隊到河南、陜西之后，根據當地條件，我們還開展了炕前五分鐘活動，又說又唱，熱鬧極了。

紅軍物質條件艱苦、戰斗頻繁，鼓舞士氣、增強團結是宣傳隊經常性的一項宣傳工作。紅二十五軍從皖西出發往鄂東轉移時，連續通過敵人的四道封鎖線，打了八仗，部隊相當疲乏。很多同志，戰斗一結束，躺到地上就睡著了。行軍時，不少同志邊走邊打瞌睡，有時不小心摔倒一個人，后面就會跟著摔倒一串。遇到這種情況，宣傳隊就在路邊，特別是險路、山隘等地方進行宣傳、鼓動。我們有時說快板，有時演唱，大家一樂，精神就來了，行軍速度也就加快了。

1935年5月，敵人對我鄂豫陜根據地“圍剿”，我軍對敵人采用了“先疲后打”的方針。那時部隊每天行軍，有時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一開始，有些同志不理解，嘀咕：為什么不狠狠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宣傳隊根據軍首長的指示，用快板、小調，向部隊宣傳：走，就是為了打；走，是為了調動敵人、疲憊敵人，到了對我們有利的時機就殲滅敵人。每次打仗后，我們把戰斗中的英雄事跡編成節目，在祝捷大會上演出，對部隊鼓舞很大。

那時部隊行軍多，每到一個新地區，我們首先到群眾中去宣傳。有時只有幾個老百娃，也要進行宣傳。部隊過確山后，天氣冷了，又碰上下大雪，很多同志還穿著單衣。部隊宿營時，便要烤火取暖。一次，有個同志不慎失了火，燒了兩間房子。壞人就造謠，說紅軍燒房子。一些不了解情況的群眾，聽說紅軍來了，就急忙從房子里往外搬東西。宣傳隊就向群眾宣傳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是為窮人打仗，是愛護老百姓的。經過宣傳，老百姓又看到我們秋毫無犯，就紛紛拿出衣物，捐獻給紅軍。宣傳隊還擔負著調查敵情、民情、地情的任務。那時，沒有那么多的地圖，地情、民情的調查顯得非常重要。宣傳隊就到群眾中去，宣傳群眾、啟發覺悟，把了解的情況及時報告軍首長。我們每過一地，那里的群眾就被發動起來，有的還建立了黨的組織。打仗中負重傷的同志，我們就送到可靠的老百姓家里。河南、陜西、甘肅我們經過的地方，都有留下來的重傷員。在群眾的掩護下，這些同志不僅沒有出問題，而且成了革命的種子。

瓦解敵軍、優待俘虜也是我們宣傳隊的一項重要工作。這項工作在戰斗中起到了槍桿子所起不到的作用。紅二十五軍的作戰對象有一部是東北軍。戰斗結束后，我們給受傷的俘虜洗臉、換衣服，還把香噴噴、熱騰騰的飯菜端到他們面前。俘虜們感動又驚奇地問，為什么待他們這么好？我們就宣傳我軍的俘虜政策，講天下窮人是一家，講應該掉轉槍口共同對付地主老財、白狗子，共同抗日解放東北。這些俘虜經過教育，愿意參加紅軍的留下，不愿留的都發了路費，讓他們回家。幾仗打下來，“紅軍優待俘虜”“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東北是蔣介石出賣的”，就在東北軍中傳開了。在戰場上，每當我們對著東北軍的陣地唱《流亡三部曲》，他們的陣地上就靜悄悄的，槍也不打了。由于我們優待俘虜、瓦解敵軍的工作做得好，有些放回去的俘虜兵，下次打仗時，就主動帶著武器過來了，成了名副其實的運輸隊。

部隊前進遇到困難時，宣傳隊總是同尖兵隊在一起；當后面敵人尾追情況緊急時，宣傳隊又同掩護隊在一起。在艱苦的環境中，宣傳隊的同志經受了很大鍛煉，深受部隊喜歡。有一次宣傳隊為群眾演出時，突然發生了情況。大部隊剛轉移，后面敵人緊隨著就來了。同志們沒見到宣傳隊回來，都非常著急，許多同志爭著要回去找我們。后來，群眾把我們從近路送回部隊，同志們心里的石頭才算落了地。一仗打下來，宣傳隊就常有同志補充到連隊當指導員或到團里當干事，宣傳隊又成了培養基層政工干部的地方。1935年冬，直羅鎮戰役后，紅二十五軍宣傳隊和其他軍宣傳隊合并，組成了以文藝宣傳為主的火星劇社。這時，我被調到了其他團任俱樂部主任，就離開了宣傳隊。那段戰斗的歲月，我至今難以忘懷。

（本文根據作者回憶文章整理，原文刊發于《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紅軍時期》）

作者簡介：程明（1918-2014），安徽金寨人，1931年參加革命，后任原沈陽軍區空軍副政治委員等職。曾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解放勛章和一級紅星功勛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