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冠肺炎疫情是5G信息時代的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威脅，也是對人類歷史的重大考驗。處于這個歷史節點，文學自新世紀之初被動轉型至今，進入更為復雜多元和交互性極強的關鍵時期。具體而言，疫情書寫成為文學的重要對象，全民化寫作進一步推進，非虛構成為重要的敘事方式，文學活動實現了自物理空間向數字虛擬空間的遷移，文學指向精神重建和共同體的塑造。相應地，文學批評主體構成更加多元化，文學研究對象泛化，文學批評即時性凸顯，且與文化現象緊密結合。依托“技術—資本”的運營，成為疫情背景下的文學的重要表征。

一、疫情時代的文學活動

自上世紀90年代始，現代技術在市場化的驅動下促進了文學的產業化轉型。進入新世紀以后，技術升級促進媒介的發展，因而加速文學的轉型進程，不僅影響了文學內容、創作方式、情感體驗、書寫方式，還擴大了文學的邊界，推動了文學形式、文學生產機制的深刻改革。在新世紀近二十年的文學發展過程中，文學寫作的全民化、大眾化日趨明顯。但疫情打破了文壇的穩定發展局面，改寫著文學活動的整體轉型路徑。2019年，工信部正式給中國三大網絡運營商頒發5G商用牌照，5G時代“融媒體”快速發展，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融合對日常生活經驗的影響不言自明，文學無可避免地攜帶“技術”刻痕。疫情暴發以后，5G信息技術發揮了其在醫療、交通、教育、統計等方面的優越性，彰顯了其歷史價值和意義。文學在技術和歷史轉變的節點上，正在完成整體性的變革。

文學創作的主體“下沉”，創作不再是書齋作家或網絡寫手的專職，而是全民參與。在“疫情——隔離”模式中，“現代社會的時間強制性被削弱”（戰玉冰《“興、觀、群、怨”——文學（閱讀）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意義》），“朝九晚五”的通勤時間隱退，人們不是渴望“閑暇”而是盡顯“空虛”，伴隨而生的是精神肉體的普遍焦慮，文學（文字）成為情感宣泄的主要方式。數字媒體提供了自由言說的公共領域，全民化寫作成為更加強烈的趨勢。相較以往的書齋作家，全民化寫作借助新媒體的互動性、超文本、虛擬性、即時性等特征，將所有渴望表達的群體納入到創作主體中。據閱文集團數據，2020年第一季度平臺新增作家33萬，環比增長129%。還有其他未納入統計的寫作者，其數量也呈幾何式增長。數字虛擬空間的作者群體準入門檻低，表達自由，程序簡單，由此形成的公共場域極具娛樂性、即時性、互動性和大眾性，因此文學創作的主體逐漸大眾化和多元化。自新世紀以后，文學的傳播方式由“硬載體”轉向“軟載體”，疫情造成的物理空間隔離更是加劇了文學載體的整體遷移。傳統意義上的軟載體以“互聯網絡”為基礎技術工具，其形式仍是文字閱讀型（網頁閱讀、門戶網站、微信平臺等）。近年“人工智能”技術突飛猛進以及數字網絡的總體構架完成，軟載體實現了“視、聽”結合，文學傳播載體自文字型擴展到電子閱讀、聽書，乃至與游戲、動漫、影視結合等多種形式。文學轉向數字空間，其敘事隱含著某種數字虛擬意識，從情感經驗到語言修辭，從邏輯思維到作品構架，虛擬空間中對“現實感”的書寫呼喚著新的敘事模式出現。

非虛構寫作是當下的熱詞，《人民文學》的非虛構作品專欄，《當代文壇》的“非虛構”欄目，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射到“非虛構”這一范疇。在疫情時期，“疫情—隔離”模式造成物理空間的隔斷，但數字虛擬空間卻隨著數字技術的升級換代而漸趨“零間隙”，這引發了“信息疫情”。作家與讀者只能感受到“局部現實”，甚至是“二手現實”，其真實性和現實感在碎片化的技術編碼中失去了直接的有效經驗。反映現實是文學內質，以真實的記錄對沖信息的泛濫成為文學的重要挑戰。非虛構文學因其創作群體的在場性、文學觀念的唯真實性在疫情時期挺身而出，呈井噴式增長。其中，報告文學“吹響戰疫書寫的集結號”（劉瀏、丁曉原《2020年報告文學：當“輕騎兵”遇上非常年》）。李朝全、李春雷、紀紅建、普玄、曾散等一大批作家奔赴一線采訪，抓拍現實沖擊波，書寫重大歷史時刻，用個人經驗的細節和文學敘事拼合疫情中的心靈史和家國景觀。非虛構不僅在疫情書寫表現突出，在表現國家重大政策變化（生育政策）、民族崛起（脫貧攻堅）等方面也成為重要的文學形式。非虛構寫作正在重建有效經驗與總體經驗，作家通過對社會歷史現實的個人體驗，以日常經驗與內心情感連接處于數字空間中的不同代際，從而重建了一個可供信賴的精神共同體。

文學的見證和實錄功能在疫情時期尤為重要。一般而言，對現實的反思和對歷史的審視一般要經過歷史的淘洗、沉淀才會被書寫，但在“技術—資本”運營的邏輯下，文學對當下歷史事件的觀察、記錄、書寫和反思更為直接和快速。熊育群在2020年《收獲》刊載的《鐘南山：蒼生在上》、弋舟《庚子故事集》中的《掩面時分》和《羊群過境》都是對當下疫情的書寫。詩歌的反應更為敏感，一大批詩人以自己的詩作抒寫普通人在疫情中被改寫的命運，對疫情做出文學的反思。在數字虛擬空間中，還爆發出各種各樣的民間創作，對疫情這一歷史災難的書寫蔚為大觀。在這一時期，文學將關注視野一致轉向疫情，是因為疫情的突發性打亂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重塑了人們的情感認知和價值判斷標準，將人們從狹窄的個人經驗中解放，轉而關注社會歷史現實所造成的危機，進而重新思考“當下的生活”及其情感倫理。

新冠疫情對以往的文學觀念和人們的日常經驗造成的強烈沖擊，喚醒了文學對責任意識和國族意識的重新反思。文學在回應社會現實劇變時，崇高經驗被呼喚，政治共同體和文明共同體在國族意識的建構和對抗外來“污名化”過程中逐漸成型。

二、疫情時代的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是文學活動整體中的一種動力性、引導性和建設性因素。文學活動整體轉型也預示著文學研究與批評的變化。文學批評主體的構成更加多元。文學活動從物理空間轉向數字虛擬空間，具有借助新媒體實現復合型傳播的特征。讀者群體擁有快速便捷的交互性評論方式，文學批評主體的立體化特征在“疫情—隔離”期間得到凸顯。一是學院派批評家，以其嚴謹的邏輯思維、系統的知識體系和成熟的學術規范參與當下的文學批評。二是新媒體的把控者，借助新媒體的即時性和輿論交互性，及時發表了一系列評論。傳媒培養了一大批評論者，盡管其批評良莠不齊，但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市場化體制下文學產業化的發展需求，對文學活動的影響不可小覷。三是業余評論者，其構成多為碎片化閱讀的讀者，其閱讀經驗復雜，多以在評論區留言的方式參與文學評論，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讀者—作品—作者”之間的無間性交流，甚至可能影響作品的創作方向，此方式在網絡文學中尤為突出。文學批評主體的多元構成在互聯網時代已有端倪，在數字技術時代（即當前的5G時代）得到進一步強化。

文學批評從學院內走進數字空間中。“疫情—隔離”使整個社交活動在現實社會中停擺，轉而在數字空間網絡展開。文學批評的轉移盡管略顯遲緩，但文學批評主體的變化加速了這種遷移。文學批評從交流方式到傳播載體均實現了數字化。數字化是文學領域甚至是整個人文社科領域在互聯網時代一直探索的方向，從學術期刊的電子化到各種數據庫（史料、語料、期刊等）的建設，都顯示了技術的升級和替換對人文社科研究的助力。但傳統的學院派文學批評仍然是主陣地，學術會議、作品研討等批評活動都依托高校和科研機構展開，研究成果和批評也主要以文學期刊為主要載體。疫情卻加速了傳統批評交流方式和傳播載體的轉型：學術會議借助各類APP（ZOOM會議、騰訊會議、釘釘等）展開，學術期刊的數字化傳播趨勢空前加強，各類數字平臺成了文學批評的主戰場（個人微信公眾號、期刊服務號、門戶網站平臺、數據庫的免費開放、紙質書的電子化等）。這種方式在現在的后疫情時代仍是學術活動的重要方式。數字虛擬空間正成為文學研究和批評的重要戰場，“學術期刊共同體”（劉金波《在數字媒介時代推進學術期刊共同體融合出版》）正在成型。

文學批評從審美價值判斷轉向歷史反思。在“技術—資本”邏輯日益膨脹的今天，新冠疫情迫使人們對“災難”、科學技術等命題進行反思。文學在新世紀初以來被打上市場化、產業化、個人敘事的標簽和烙印。但尋找個體與歷史、現實的關聯，也成為很多作家的追求。特別是在疫情時代，文學在轉向歷史的同時，更旗幟鮮明地轉向了與當下歷史相關的災難敘事和書寫。遲子建的《白雪烏鴉》、畢淑敏的《花冠病毒》等災難書寫不僅受到普通讀者的關注，更成為文學批評者干預現實的通道。在重大歷史面前，文學批評毫不猶豫地轉向了歷史反思。文學研究“歷史化”或者“史學化”趨勢是近年來批評界一直深耕不輟的方向。疫情將“歷史”話題轉向當下的社會歷史巨變，從文學如何介入和書寫疫情到文學的災難敘事；從疫情時代的精神呼喚到倫理反思，都成為文學批評關注的對象。作為一種非常時期出現的非常文學，對文學審美價值的關注讓位于文學的社會文化功能，試圖“構建一種集體的文化記憶”（張堂會《中國當代文學疫病書寫考察》），從而參與到歷史的建構和敘述中。“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語），對當下社會歷史現實的考察、記錄和反思，實質上就是在書寫自身的歷史，這是文學的責任，也是批評家的自覺。對歷史的書寫，實質上是對意識形態塑造的回應。民族意識在疫情時代面對西方“污名化”的挑戰時空前高漲。它喚起了人們的社會責任感和對技術邏輯以及數字精神政治的反思，為重新建構崇高歷史意識提供了可能。作為意識形態引領的重要力量，文學與文學批評正在以全新的觀念和形式積極參與這一歷史進程。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本文所論述的一系列文學表征，并非是疫情暴發之后才出現的。實際上，隨著文學語境和技術條件的變化，這些新的表征自新世紀之初已經涌現。只不過，疫情的暴發強化了這些趨勢，并將在后疫情時代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文學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