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初中畢業之后的二十年我是在鄉村和鄉鎮度過的，回到省城之后的二十年，我依舊保持著當年的作息狀況：晚上九點上床，不到十點已經打鼾，早上五點半左右起床，上班，家務，其他時間爬格子，周而復始。除了極少的出差，沒有更多的生活內容。即便大年初一，為了把應酬減少到最低限度，我主動給一些朋友問候之后也就關閉了電話。我特別喜歡獨自待在下班和休息日人去樓空之后的辦公室，一面靜悄悄地爬格子，一面體會“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里，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沉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魯迅《怎么寫》）的愜意。

這種幾近于幽閉的“微醺”其實不足為外人道。好心者在背后的議論中不免為我嘆息。但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腳曉得。

這樣的一種生存方式，基于對一種生活信條的選擇，那就是：簡單生活。

所以喜歡簡單，是因為我以為簡單可以平息一切無謂的喧囂，從而保持盡可能真實的自我。簡單生活所追求的目標是：多一份舒暢，少一份焦慮；多一份真實，少一份虛假；多一份快樂，少一份憂愁。不必為了獲取某種公認優越的生活，去疲于奔命，以致讓自己的內心傷痕累累，雜草叢生。生活的事實是，所需越少，得到的自由就越多。簡單生活使生活的物質性更接近生命的本質。人們對幸福給出過無數定義，我的定義是：幸福的指數取決于一個人自主空間的大小。

我對自己的寫作從不抱太大的期望，自然也就不會有太多的失望。我寫著，我活著，這個事實本身就足夠愉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