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時期文學自信力》，聶茂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這本書，前后經歷了20年。這沒有什么值得驕傲的，也沒有什么讓人難堪的。都說十年磨一劍。我不敢說20年將一本書磨得有多好，但無論如何，對于這本書的完成，我的歡喜是不言而喻的。

王安憶在跟莫言的對話中說，因為寫作能夠給人帶來快樂，所以她才持續不斷地寫下來。是的，從事一項工作，特別是長時間從事像伏案寫作這樣勞心傷神的工作，如果沒有快樂，那是不敢想象的。我相信，如果沒有快樂，也很難將這項工作做得多么出色。

這些年，教學之余，我一直進行不間斷的寫作，我把它當成是“我寫，故我在”的留下生命印痕的過程。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批評，我筆耕不輟，冷暖自知；春夏秋冬，自得其樂。雖然沒有取得特別大的成就，但寫作帶來的寧靜與歡愉，我是體會得到的。因為寫作，我的人生充實而豐盈。

盧卡奇在經典名著《小說理論》中開門見山地寫道：“對那些極幸福的時代來說，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諸條道路之地圖，那些道路亦為星光所照亮。那些時代的一切都是新鮮的，然而又是人們熟悉的，既驚險離奇，又是可以掌握的。世界廣闊無垠，卻又像自己的家園一樣，因為在心靈里燃燒的火，像群星一樣有同一本性”。

這段話頗得我心：一個時代的幸福與否，不是取決于這個時代本身，而在于個體對于所處時代的體味、希冀與發現。重要的是，要從烏云密布的天空下找到那些“星光”，以及那些被“星光”所照亮的“新鮮”的事物。改革開放的中國新時期，之所以讓我感到幸福，是因為歷史上從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今天這個時代一樣深邃遼遠，波瀾壯闊，氣象萬千，像天外的世界，又像自己的家園，“驚險離奇”，既無邊無際，又近在咫尺。這就是我們的時代，是沸騰的生活，是每一天的現實。每個中國作家身處其間，不論遭際如何，亦不論出身與職業、富貴或貧窮，都有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及其各不相同的生命體驗，都會用“心靈里燃燒的火”將個人的體味、希冀與發現藝術地呈現出來。當這些獨具特色的個體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整體。

我很樂意從整體上審視這個時代，不管這個時代的細枝末節有多么的出人意料，不管這個時代的背面有多少黑暗或陰影，甚至也不管這個時代有多少痛苦、尷尬、淚水、屈辱與不平，只要從總體上看，你就不得不承認這個時代的發展、變化與進步是多么的不同凡響，無以倫比。中國的社會是這樣，中國的文學更是如此。無論怎么苛求，無論怎么低調，事實就在那里，你說或者不說，你看見或者沒看見，都無損于這個時代固有的成就。

一個人到了40歲，我們說這個人進入不惑之年。改革開放經歷了40年，中國新時期文學也該進入到“不惑之年”。我們經常聽人說，包括新時期文學在內的當代文學所取得的成就沒有超過現代文學，當然也有不少人說當代文學早已超過了現代文學的成就。我從不愿參與這樣的論爭，認為將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或新時期文學進行簡單、機械的類比，本身就不是嚴肅的事情，更談不上有什么學術價值。我想說的是，我們從整體上對中國新時期文學進行積極評價，比方說，用“舉世矚目”或“令人驚嘆”來形容新時期文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壓根沒有貶損現代文學應有的榮光。事實上，新時期文學代表性作家無一不是承繼和賡續包括現代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優秀傳統的精神血脈，在此基礎上，放眼世界，西為中用，兼容并蓄，推陳出新，從而在世界文學的現代化征途上闊步前進的。

新時期文學“自信力”就是基于上述思考，即把“文學作為整體性力量”提出來的，這樣做，更能接近客觀真實，更能彰顯世界文學視野下中國新時期文學獨有的底色。早在1996年，李敬澤就提出應當從整體性來評估一個時期的文學，他說：“無論風俗史還是心靈史，‘史’的觀念要求一種整體性的力量，意識到生活的變化和流動，意識到這種變化和流動是整個時代圖景的一部分，意識到個人的隱秘動機和思緒與這個時代千絲萬縷的聯系。”

顯然，新時期文學“作為整個時代圖景的一部分”，無論是業已具備的文學實力，還是所經歷的文學引力、文學張力、文學推力、文學銳力、文學韌力，以及當下展示的文學定力，都是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學的意義之境，都是中國文學的內部風景與外部磁場的某個側面或局部，都是每個作家自身經歷與中國經驗的獨特書寫，他們的臉譜、身心、血色、焦慮、淚水與歡愉等集結一起，就構成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時代鏡象。

之所以強調整體性，原因在于，文學“是一個連續性進程，是同一條河流，我們現在也處在這個大的歷史進程之中，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認識總體性。你有一個總體性視野，面對這個時代的生活，才會有真的、具有歷史縱深的問題意識，看清這個時代人們面對的各種特殊的境遇與狀態?！?/p>

以整體性力量審視文學，給了我諸多啟發，使我對新時期文學的看法由原來的消極、悲觀變得積極、樂觀，盡管許多時候，我仍然感到很不滿意，甚至在分析某個文本、評價某個作家或闡釋某個文學思潮時，峻嚴的挑剔和尖銳的批評在字里行間隨處可見，但整體上，我是持肯定和正面的態度，這從每一章的引論、或總論和結語中都可以見出一些端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如果將時代的局限性或陰暗面過于放大，反而遮蔽了這個時代的應有的光芒。

我力圖站在全局的高度，在跨度較大的歷史時空中進行自下而上的平實的書寫，注重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與時代、國家、民族或文學思潮等宏大話語的內在關聯和邏輯結構，為個體或群體在時代洪流中的命運遭際、復雜體驗、真實感受和各類想象賦形，讓文學批評以生動的語言和豐富的思想，向著未知的世界敞開，向著人類社會新鮮的經驗敞開。這樣做，無論有意或無意，一定會忽略或遺漏許多其他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這是本書的遺憾，也是整體性審視新時期文學所要付出的學術代價。

然而，正如李敬澤所說：“布羅代爾使我確信，那些發生于前臺，被歷史劇的燈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其實并不重要，在百年、千年的時間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無意識的涌動，是無數無名個人的平凡生活”。

從1999年到2019年，這20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從出國留學到學成歸來，從生兒育女到教學、科研和創作，七千多個平凡的日子在改革開放持續推進的時代大潮中無聲無息地消失了，留下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伴隨著我的心血、氣息和文字，伴隨著猶疑、停頓、苦痛、歡愉以及黑暗中的星光，讓這本書最終成為生命的見證。

為此，我深深感恩。感謝這個偉大的時代，感謝一路走來提攜我的師長、陪伴我的親人、幫助我的朋友，感謝我遇見的、愛過的人。平凡或不平凡的，你們，才是我獲得自信的動力和源泉。

（此文系《中國新時期自信力》后記。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