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史哲》雜志創刊70周年之際，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匯報了70年來的辦刊成績，表達了擔負起時代使命、發揮好期刊作用、為民族復興貢獻力量的決心。2021年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編輯人員回信，認為編輯部“在弘揚中華文明、繁榮學術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這既令我們激動，也讓我們慚愧。我們深知，高興是暫時的，壓力與激勵卻是永久的。

總書記的回信讓《文史哲》這份以研究中國古典學術見長的雜志再次引起整個社會的關注。為期刊界同仁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文史哲》編輯部為什么能得到總書記的回信？在此，我只能用一句話來回答：《文史哲》的辦刊理念與實踐，與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對哲學社會科學的期待與希望完全一致。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3月在考察武夷山朱熹園時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文史哲》雜志從一創刊，其發稿的側重點就是中華文明、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古典學術研究的成果，持之以恒地研究探索“中華文明”，一直是《文史哲》的追求，近十幾年來尤其如此。

早在1961—1962年，《文史哲》曾連續刊發20多篇研究孔子的文章，重評孔子的“仁”和“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這是當時其他任何雜志所沒有做到的。20世紀80年代有一個著名的思想文化事件，叫“文化熱”，學界公認，這場“文化熱”的起點是1984年第1期《文史哲》所發那組筆談文章：蔡尚思、龐樸、胡道靜和祝明等先生呼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及其演變。1998年，《文史哲》又發起過一場聲勢浩大的討論——“儒學是不是宗教”的論戰。季羨林、任繼愈、張岱年等先生都參與了此場論戰。從2006年起，《文史哲》還發起過一場波及整個中國古典學界的更大討論：疑古、釋古與“夏商周斷代工程”，這場規模宏大的論戰，推進了對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此后，《文史哲》又發起“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問題的爭鳴，被認為是新世紀的“古史分期問題論戰”。

從2008年起，《文史哲》為呼應“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大勢，針對“西方中心主義”，連續舉辦9次“人文高端論壇”：中國文論遺產的繼承與重構；傳統與現代：中國哲學話語的范式轉換；秦至清末：中國社會形態問題；反省與展望：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個體與社群孰先孰后：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儒學價值及其現代命運：五四運動百年紀念；等等。《文史哲》舉辦這些討論會的目的，是向整個學界呼吁“中國文化發展戰略應做方向性調整”，應從“西方化”向“中國特色”校正，應直面中國經驗、中國材料、中國案例，從學理上認識真實的中國。

從2015年起，《文史哲》又做了兩件事：一是與有340年歷史的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合作，在海外發行《文史哲》英文版，旨在借助《文史哲》雜志的品牌和積累，以專題的形式，向海外學界介紹新世紀以來整個中國人文學術領域的最新研究發現，以滿足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要求；二是與《中華讀書報》聯手，評選“年度十大人文學術熱點”，歸納總結具有前沿意義的學術探索，引導學界關注思想潮流、學術走向和國家民族的發展大勢。

羅列《文史哲》雜志所做的上述工作，只是想說明一點，在學術發展史上，并非只有作者和學者是主動的積極的，編者也同樣是學術史上的積極創造者，期刊絕不只是簡單的平臺和背景，而是推動學術發展的能動因素。

（作者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文史哲》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