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30年代中期流行一句話，“人誰不愛先生？”魯迅的學生、朋友和讀者崇敬愛戴魯迅，這很好理解。有趣的是，魯迅的對手和敵人往往也會轉變態度。大量紀念魯迅的文章，許多就是被魯迅罵過的人寫的。上世紀40年代初，當有人對魯迅小說進行不甚妥當的分析時，站出來為魯迅說話的，居然就有魯迅的論敵之一陳西瀅。

不排除某些投機者，迫于魯迅的盛名，跑過來恭維魯迅。但更多的還是真心折服于魯迅的道德文章。日本魯迅研究者竹內好說，1936年因魯迅逝世，基本消弭了中國文壇的分裂：越來越多的人自覺地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

魯迅贏得了中國文化界長久而一致的崇敬，毛澤東給予魯迅的評價，至今仍是經典之論。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為有魯迅而自豪，世界各國文化界也因為魯迅而向中國投來贊許欽佩的目光。

疫情以前，“國際魯迅研究會”每年都開會紀念和研究魯迅。疫情以后，我在線上也參加過多場以魯迅為主題的國際會議。許多國際友人的觀點可以商榷，但他們崇敬愛戴魯迅的心與我們并無不同。他們談起魯迅，那種興奮和喜悅，常常令我有一種莫名的感動。“五四”以來，真正講好中國故事贏得海內外一致認可的，魯迅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現代中國人擁有文化自信，不僅因為歷史上我們有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曹雪芹，也因為“五四”以后我們有魯迅。魯迅既是傳統文化杰出的繼承者與整理者，更是新文化偉大的開創者和建設者。我們講文化自信，不僅要講偉大的古典文化，也要講以魯迅為代表的這一百年來始終伴隨著偉大的中國革命的同樣偉大的中國新文化。

眾所周知，魯迅的謙虛是出了名的。我在《魯迅全集》中找不到他有什么自吹自擂的話。經常被人引用的“肩起黑暗的閘門”那句話，其實是魯迅向他那一代人發出的倡導，并非說他自己就做到了。魯迅更多的是自我解剖與自我反省。實在必須從正面肯定自己的工作時，他寧可使用虛擬語態。比如說“要讓中國好起來”，應該如何如何。這種虛擬語態在《全集》中也只用過兩次。只有內心足夠強大、足夠充實的人，才會有如此徹底的謙虛。謙虛，其實就是文化上的自信。

但也有兩次破例。一次是1935年3月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魯迅說“五四”前后“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的，就是他本人。

另一次是1936年7月，馮雪峰在給捷克友人撰寫的文章中認為，魯迅和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一樣，都“顯示了中國民族與文化的可尊敬的一方面”。魯迅擔心捷克人可能不知道屈原和杜甫，也擔心自己因此會被某些人嘲笑，但他并沒有把馮雪峰這句話給刪掉。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是文學史敘述，魯迅必須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五四”前后顯示“文學革命”實績的確實是魯迅。魯迅不可能虛構一個誰來代替自己。這是第一次破例。第二次破例是面對國際友人，魯迅不可能說中國新文學中斷了古典文學的偉大傳統。事實上，中國新文學在許多積極方面都跟古典文學一脈相承。魯迅本人就是最好的證明。

上述兩個場合，都是客觀情勢讓魯迅不得不如實道來。這叫該出手時便出手。謙虛是自信，如實道來也是自信。這是自信的兩種表現方式。但毫無疑問，魯迅更多還是喜歡第一種方式，也就是用足夠的謙虛來顯示足夠的自信。

魯迅晚年的文章《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認為，中國人有充分理由自信，但這絕不是像阿Q那樣躺在土谷寺里浮想聯翩的盲目可笑的自信，而是“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由此培養起來的切實的自信。

魯迅晚年還有一篇文章《立此存照（三）》，講中國人應該怎樣對待外國人的評價。他認為如果外國人說對了，那就引以為戒；如果說錯了，一笑了之足矣。關鍵要“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這意思很清楚：第一要“自做工夫”，辦好自己的事；第二我們心里要明白，“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而不必看別人的臉色。說的還是自信，即什么是切實的自信，怎樣才能做到切實的自信。

從這個角度看，魯迅一生的奮斗，就是從批判沒有脊梁的阿Q式的盲目自信開始，最終落實到“中國的脊梁”真正切實的自信。

紀念魯迅，學習魯迅，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向魯迅學習真正切實的自信。

我們不是魯迅，不必強求像魯迅那樣自信。但任何一個普通中國人也可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培養符合自己實際情況的自信。如果人人都有這一份自信，匯聚起來，就將是民族復興的磅礴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