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近代文學批評史》是美國當代著名批評家、學者、比較文學巨擘雷納?韋勒克的代表作，共有八卷，論述了從1750年到1950年跨度長達兩百年的西方各國文學批評的歷史。八卷本《近代文學批評史》由楊自伍先生耗費二十五年時間完整譯出。2021年9月26日，首屆“譯文年選”結果揭曉：八卷本《近代文學批評史》（修訂版）被授予首屆“譯文年選”獎。

《近代文學批評史》1987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于2007年全部出齊。緊接著譯者楊自伍先生又開始了逐字逐句的校訂和修改，于2009年出版了全套中文修訂版，是為第二版，2020年出精裝修訂第三版。

八卷本《近代文學批評史》（修訂版）。 本文圖片由出版社提供

楊自伍，1955年生，祖籍安徽懷寧，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英語編輯。從事文學和學術翻譯二十余年。1986－1997年由上海譯文社出版其譯著《近代文學批評史》前四卷，2002年至2006年，上海譯文社又陸續出版了其翻譯的《近代文學批評史》后四卷。經過三年多的修訂，2009年金秋，《近代文學批評史》(全八卷修訂本)作為世紀出版集團國慶六十周年的獻禮書，由上海譯文出版社隆重推出。

楊自伍先生的作息很規律:白天從事英語編輯工作；五點半到家，六點一刻晚餐，其間有四十五分鐘，楊先生素來見縫插針，伏案工作，在飯桌上最多十余分鐘，然后開始挑燈夜戰，直至半夜十一點才休息。春去秋來，二十多年如一日，楊先生以一人之力，翻譯并修訂雷納·韋勒克的巨著——八卷本《近代文學批評史》。二十五年，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就這樣過去了，當我們問起楊先生有沒有厭倦過、懈怠過，他沉吟片刻說:“我從來沒有后悔，但是有點遺憾。沒有后悔是因為我始終相信這套書的文化價值非凡，有點遺憾，是因為我的精力主要花在翻譯這部巨著，而放棄了曾經愛好的文學作品翻譯。”至此，他已經完成了五百余萬字的學術和文學作品翻譯。

老一輩的治學態度對我影響至深

二十多年前，楊自伍還是初出茅廬的新人。他先前并未接觸多少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限于幫父親偶爾謄抄譯稿。雖然楊豈深是國內研究英美文學的專家，長期在復旦大學英文系執教，早在解放前就曾在《文摘》雜志發表過幾十萬字的翻譯，博涉西方文史，但是楊老先生對幼子的教育方法卻很獨特。他并不認為兒子應該天然地繼承自己的事業，在他看來孩子可以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直到他看出楊自伍對西方文化和外國文學的興趣，才加以點撥。楊豈深先生不僅為楊自伍開拓出一個寬闊的文化視野，涉及文學、哲學、美學、歷史、詩學等領域，而且還培養兒子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古漢語方面的修養，至今楊自伍說起父親教他古文的方法，還是十分感佩:“他曾經親自手抄古文，讓我加標點，學句讀。”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當時的我國高教部便指定韋勒克的《近代文學批評史》為高校文科輔助教材，請楊豈深先生翻譯。十年浩劫中，這套書的翻譯計劃擱淺。1981年，譯文社編輯找到楊豈深先生，請他重起爐灶。這時，楊老先生年事已高，身體欠佳，常常手抖不能握筆，這項重任就落在年輕的楊自伍肩上。為了訓練兒子的翻譯能力，在楊自伍翻譯完《批評史》第一卷后，楊豈深先生逐字校改、定稿。在翻譯過程中，父子兩人也有過分歧和爭執，也不乏爭論得面紅耳赤。楊豈深主張文字平實，“辭達而已矣”，而年輕的楊自伍則認為，這類學術性比較強的外國文藝理論及批評文字有些枯燥，為便于讀者閱讀，理應在翻譯的時候適當提高譯稿的可讀性。因此，父子兩人常常對譯稿一頁一頁甚至具體到段落展開討論，若無法達成一致，就在不違背翻譯原則和減損譯文水準的前提下，盡量尋求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表達。父親對翻譯事業的嚴謹態度深深影響了楊自伍的翻譯生涯。

提起老一輩的翻譯家，楊自伍先生充滿了敬意。現在社會風氣浮躁，優秀翻譯人才相對缺失，他表示憂慮。他指出，如果倒回去十五年，上海可以舉出十余位翻譯名家，而現在屈指可數。他覺得像老一輩翻譯家如孫家晉、方平、吳勞諸位，都在他翻譯《批評史》的過程中給予了支持和鼓勵，這讓他更感到了肩頭的責任，不能辜負他們的關愛和期望。楊自伍常常以貞觀之治一代名臣魏征在《十漸不克終疏》中的“克終”二字勉勵自己，要在漫長的翻譯歲月中“克服終止”。其中語云“非知之難，行之為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他引為座右銘。支持楊先生歷時二十五年，翻譯修訂完三百五十萬字的《批評史》的，乃是對待學問的虔誠奉獻態度，他說；“唯有篤守虔誠的奉獻態度，才有可能接近你的終極目標，我現在還在朝這個方向努力著。”對楊先生來說，從二十多歲開始翻譯《批評史》，時至今年完成整套書的修訂，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從事的并不只是一份簡單的翻譯工作，在職場和事業之間，他的學術興趣比較廣闊，長期的躬身踐行體現了一種追求學術的信仰。

譯注多達三十五萬字

楊自伍最初的興趣并不在文學理論上，而是在譯介外國文學作品上。八十年代初，他在當時外國文學譯介期刊的重鎮《外國文藝》上陸續發表了多篇譯作，得到了老一輩翻譯家方平、吳勞先生的肯定，這對二十多歲、初出茅廬的他來說，是件很受鼓舞的事情。他原本是想在文學作品翻譯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好，但是1984年，接手《批評史》的翻譯，改變了他的翻譯道路和興趣。

剛開始的時候，他感到翻譯文學理論是件枯燥的活兒，遠不如翻譯文學作品那么有趣。為了《批評史》的翻譯，他當時幾乎把坊間能買到的西方文論類的書都看了個遍，不僅如此，還研讀了中國古典文論的書籍。然而，這還是不夠的。翻譯《近代文學批評史》對譯者的學識來說是個莫大的考驗，在文學批評史的領域里，韋勒克堪稱是二十世紀比較文學專家當中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而他耗費后半生精力鑄就的這部《批評史》，當之無愧是二十世紀文學批評領域的翹楚，囊括英、美、法、德、俄、意、西班牙七國文學，時間跨度長達兩個世紀，涉及的西方批評著作可謂浩如煙海，翻譯難度之大，也就可想而知。

楊自伍先生告訴我們，三百五十萬字的譯著，譯注超過三十萬字，而這些注釋都是他堅持查閱典書和各種資料，點點滴滴爬梳出來的。比如作者在書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中的某個情節，就需要到小說中去找出來這個情節出自哪一章。在《批評史》的第一到第四卷中，許多典故都是無出處的，因為在作者看來這些典故對于西方的讀者應該是常識，但是對于中國的讀者來說往往還是比較生僻的典故。更有甚者，還有一些知識點在一般百科全書中都找不到，如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二十世紀初葉介紹俄羅斯文學時涉及的問題。這些核查資料的工作耗費了他大量的精力。光《牛津大字典》他就先后購置了兩個版本，日日俯首縮印本的《牛津大字典》上查考資料，也使得他的視力下降了許多。

回顧二十多年的翻譯生涯，楊自伍先生放棄了很多。他的女兒說他不是很稱職的父親。經年累月的學術翻譯耗費了他的余暇和精力，他沒有時間陪伴孩子，多年的余暇都放在翻譯上，甚至過年時也只抽出一天陪家人。有人曾戲稱他是一個古人，常年閉門譯書，鮮少與外界聯系，一年中去不了市中心幾次。青燈黃卷，精益求精，幾乎所有的時間、所有的精力都傾注于這套比較文學巨著的翻譯上。在介紹翻譯英美文化方面，他主編的幾套書都得到了好評。

其實，在《批評史》剛出第一卷的時候，他因鐘情文學翻譯而向出版社建議組織人馬，合作翻譯，集合多人力量早點把這套書翻譯出來。但是出版社為了保證譯稿的質量，還是堅持由楊自伍先生一人完成。

回首往事，楊自伍先生十分感謝譯文社幾屆領導對他始終不渝的支持。在九十年代，《批評史》的前三卷陸續出版，在編輯第四卷的時候，我國已經加入國際版權組織，當時國內市場經濟大潮已經興起，出版社面臨嚴重的經濟壓力，而像《批評史》這樣的“高精”產品屬于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之類。但是譯文社的領導卻認為一個出版社要重在文化積累，向讀者提供高層次的精神食糧，還是決定購買《批評史》的版權，堅持要把《批評史》出全，社長致電楊自伍先生，約請他繼續合作。

對于出版社要他獨立翻譯《批評史》，現在回過頭來看，楊自伍覺得這個決定還是十分正確的:“我覺得譯文出版社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不搞大兵團作戰，一時圖快把這部書搞出來。因為后來我才體會到，大兵團作戰非常困難，因為前后參照的東西太多，如果分多人來翻譯，那統稿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艱巨。”有趣的是，這個經歷養成了楊自伍先生在翻譯界獨行俠的脾氣。前不久另有一套劍橋的批評史著作，北京的出版方專程派人來滬，約請他主持并翻譯其中一卷，他婉言謝絕了。一則是因為《批評史》的修訂尚未竣工，另外，在楊先生看來，不同的文學氣質、修養要共同翻譯一部作品，不甚妥當，這與他追求完美的個性格格不入。他說，“多人合作的單部作品我很難參與，到現在為止，我主編的東西，由我一個人負責到底。就某個層面來說，治學方面有點個性未嘗沒有益處，不然被牽著鼻子走的話，可能會留下更多的遺憾。”

2006年把八卷本的《批評史》翻譯完后，楊自伍先生又開始馬不停蹄的修訂工作，這一修訂就是三年多的光陰。由于前四卷翻譯得比較早，難免存在一些差錯疏漏，而且在翻譯后四卷的過程中，他的翻譯理念也有所改變。修訂幅度可謂驚人，幾乎都是逐字逐句地處理，糾正謬誤和完善譯文，這樣原本可以翻譯更多作品的楊自伍先生，把時間和精力再一次奉獻給了完善這部譯著上。這仍然出自強烈的文化責任的驅動，楊自伍先生說:“至少我想證明，在我這個年齡段從事文學和學術翻譯這項工作的人，在回顧前輩翻譯家的教誨培養時，還是有所薪傳，這或多或少可以繼續影響到下一代。”

楊自伍的執著和追求完美的性格，給責任編輯張建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建平說，每每都快到了付型的階段，楊自伍還會把校樣拿回去，再抽讀一遍，結果自然又有改動，而張建平就又得向校對科的同事們打招呼，賠不是。有時候難免會向楊自伍抱怨幾句，而他則總是誠懇道歉，回頭依然故我……當然，長期的合作，也讓張建平和楊自伍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對楊自伍的理解也更深了。

與古典音樂為伴，期待完成一部經典作品的翻譯

對于人生多少年華投入翻譯事業、鮮有余暇的楊自伍先生來說，聽古典音樂是最大的愛好。他回憶道:“我和方平先生有很好的私交，他住在太原路的時候，我們常常面對夕陽，默然良久，完全沉浸于古典音樂之中。”

楊自伍先生平時聽得比較多的是舒伯特、門德爾松、莫扎特等浪漫派的作品。尤其是貝多芬的作品，“樂圣”的《命運交響曲》他經常聽。音樂給了他無窮的力量。他說:“古典音樂體現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而從現代音樂中能聽出人的異化。古典音樂能讓人少一點人格的分裂、異化，追求比較和諧的內在生命。”

讀古文，是楊自伍先生的另外一個愛好，他說他從年輕時候到現在，很少有三天以上不讀古文的，《古文辭類纂》《唐宋文舉要》《古文觀止》等等，都是他置諸案幾，經常閱讀的書目。他認為如果要從事外國文學文化的翻譯工作，必須具備古漢語的修養，沒有中外古典文學的熏陶，在翻譯作品時就難以達到“信達雅”。現在學生熱衷英語，卻把燦爛美妙的中國語言淡然置之，甚至缺乏人文情懷，楊自伍先生不以為然，表達了他的憂慮。

在修訂《批評史》的間暇，楊自伍先生還為北大出版社編選翻譯了《教育:讓人成為人——西方大思想家談人文教育和科學》，選擇了康德、愛因斯坦、羅素、懷特海、杜威等人文和科學大師的教育思想論述。他想在傳播精神文化方面再盡綿薄之力。二十多年翻譯《批評史》的經歷，讓楊自伍學術視野開闊，這本選本或許是他檢驗自己在社科文學學術素養上的一個試金石。同時更令其欣慰的是，父親和他的譯文合集《英美名篇名譯》，也由譯文社推出。在新中國六十年的翻譯史上，父子兵出合集尚不多見，楊家父子之外，現在看到的也就是陸谷孫先生和他父親的合集了，這對兩代人都從事西方文學翻譯工作是一個很好的紀念。兩人各有偏重，楊豈深先生側重于英美文學，楊自伍先生側重于英美學術和人文。

結束了《批評史》的二十多年的翻譯，當問及是否有重續年輕時候的理想，翻譯文學作品時，楊自伍先生的眼里閃爍著理想主義的光華:“還是希望今后能翻譯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如果能像楊必先生那樣，哪怕一生只譯一部《名利場》，但能夠傳世，可謂無憾。”

（此文為2009年修訂版問世之際的訪談，原載于文匯讀書周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