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魯迅，學習魯迅，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向魯迅學習真正切實的自信。如果每個人都有這一份自信，匯聚起來，就將是民族復興的磅礴之力。

上世紀30年代中期流行一句話，“人誰不愛先生？”魯迅的學生、朋友和讀者，整個進步文化界都崇敬愛戴魯迅，這很好理解。有趣的是，魯迅的對手和敵人，也往往轉變了態度。大量紀念魯迅的文章，有許多就是被魯迅罵過的人寫的。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當有人對魯迅小說《明天》進行不甚妥當的分析時，站出來為魯迅說話的，居然就有陳西瀅。

當然不排除投機者，迫于魯迅的盛名，違心地恭維魯迅。但更多的無疑是真心折服于魯迅的道德文章。日本魯迅研究者竹內好說，1936年因魯迅逝世，基本消弭了文壇的分裂；越來越多的人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

魯迅能贏得整個文化界長久而一致的崇敬，真是現代的圣人。毛澤東主席給予魯迅的評價至今仍然懸諸日月而不刊，是經典之論，權威之論。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為有魯迅這樣優秀的兒子而自豪，世界各國文化界也因為魯迅而向中國投來贊許欽佩的目光。

疫情以前，“國際魯迅研究會”每年都在世界某個文化地標性城市開會，紀念和研究魯迅。疫情以后，我在線上也參加了好幾場以魯迅為主題的國際會議。許多國際友人在具體學術觀點上可能要我們商榷，但他們崇敬愛戴魯迅的心與我們并無不同。他們談起魯迅，目光中的興奮和喜悅，常令我有一種莫名的感動。“五四”以來，真正用文學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贏得國內外、海內外一致認可的，魯迅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現代中國人擁有文化自信，不僅因為我們在歷史上有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曹雪芹，也因為“五四”以后我們有魯迅。魯迅既是傳統文化最杰出的繼承者與整理者，更是新文化最偉大的開創者和建設者。今天講文化自信，不僅要講偉大的古典文化，也要（或更要）講魯迅所代表的這一百年來中國的新文化。

眾所周知，魯迅的謙虛低調是出了名的。他不喜歡“故作豪語的脾氣”也是出了名的。魯迅主張對許多“豪語”要預先打折扣，才不會上當。翻開《魯迅全集》，確實找不到有什么自吹自擂“故作豪語”的地方，不得不說到自己，更多倒是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實在必須從正面肯定自己的工作，他寧可使用虛擬語態。比如說“要讓中國好起來”，我們應該如何如何。這種虛擬語態在《全集》中只出現過兩次。只有內心足夠強大、足夠充實的人，才會表現出如此徹底的謙虛。謙虛，其實就是文化上的自信。

但也有兩次破例。一次是1935年3月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魯迅說“五四”前后“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就是他本人。另一次是1936年7月，魯迅的學生馮雪峰在給捷克友人撰寫的文章中，把魯迅和屈原、陶淵明、杜甫排在一起，認為魯迅跟這些作家一樣，都“顯示了中國民族與文化的可尊敬的一方面”。魯迅擔心捷克人可能不知道屈原杜甫，也擔心自己因此會被某些敵人所嘲笑，但他并沒有把馮雪峰這句話給刪掉。

第一次破例，是因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乃文學史敘述，必須實事求是。“五四”前后顯示“文學革命”實績的確實是魯迅。魯迅不可能虛構一個誰來代替自己，他只能秉筆直書。第二次破例，是面對國際友人，魯迅代表著整個中國新文化，他不可能對國際友人說，中國新文學斷送了古典文學的偉大傳統。這不是事實。事實是中國新文學在許多積極方面都跟古典文學一脈相承。魯迅本人就是最好的證明。

上述兩個場合，都是客觀情勢讓魯迅不得不如實道來。這就叫該出手時便出手。自信滿滿，當仁不讓。謙遜是自信，如實道來也是自信。這是顯示自信的兩種形態。但毫無疑問，魯迅更多還是采取第一種形態，也就是以足夠的謙遜顯示足夠的自信。

魯迅晚年有一篇著名文章《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他認為中國人有充分的理由自信，但這絕不是躺在土谷寺里浮想聯翩的阿Q式的盲目而可笑的自信，乃是“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由此培養起來的切實的自信。

魯迅晚年還有一篇文章《立此存照（三）》，講中國人應該怎樣對待外國人的評價。他認為如果外國人說對了，那就引以為戒；如果外國人說錯了，那么一笑了之足矣。他最后說，“看了這些（指外國人怎樣說我們），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這意思很清楚：第一要“自做工夫”，把自己的事做好；第二自己心里要明白，“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這里說的還是自信，即什么是真正切實的自信，如何才能做到真正切實的自信。從這個角度看，魯迅一生在文學上的奮斗，就是從批判阿Q式的沒有脊梁的盲目狂妄的自信開始，最終過渡到“中國的脊梁”的真正切實的自信。

紀念魯迅，學習魯迅，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向魯迅學習真正切實的自信。

我們不是魯迅，不必強求像魯迅那樣自信。但任何一個普通中國人都應該、也可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培養符合自己實際情況的自信。如果每個人都有這一份自信，匯聚起來，就將是民族復興的磅礴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