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古族別集叢刊》

《清代蒙古族別集叢刊》的出版，是民族文學史料研究的最新收獲。黨的十九大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如何鑄牢，就文學而言，就是各民族文學成果凝聚成中華民族文學書寫。

從學術研究來看，民族文學是滋養許許多多新的學術生長點的沃土。精心梳理民族文學材料，發現學理性問題，展開學術研討，推出思想成果，是一條非常有趣又有前景的學術道路。此次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清代蒙古族別集叢刊》，既是文學文本，也是文學文獻、文學史料。《清代蒙古族別集叢刊》的出版為蒙古族文學研究構筑了重要的史料基礎，將來必將結出豐碩的研究成果。

這套叢刊的主編是內蒙古大學教授米彥青，他結合區域特色以及十多年來對蒙古民族文學史的持續關注，出版過多種學術論著。做中國文學的學者，即便不做民族文學，也應該對民族文學有所了解，這是一國版圖之內發生的文學現象，有責任有所了解；這些文學是在長期互動中發展的，許多民族文學智慧是以直接和間接的方式融入整個文學洪流中，我一直都懷有強烈的信念，覺得民族文學能夠提出新問題，產生大量的學術生長點，這些鮮活的文學讓我們不斷地領受到什么叫“文史不分”，什么叫“文藝不分”，什么叫“文學活動是生活事件”。比如這套叢刊選入了晚清詩人延清吟詠“太常仙蝶”的詩作。延清輯有《蝶仙小史匯編》《蝶史楹聯》《來蝶軒詩》，《蝶史楹聯》《來蝶軒詩》附于《蝶仙小史匯編》后，現有光緒刻本存世。在《蝶仙小史匯編》中收錄了延清寫作的“蝶仙小史初編自序”，詳細描寫了自己與“仙蝶”的奇遇：“癸巳（光緒十九年，1893年）夏六月，苦雨兼旬，青苔及榻。十一日午始晴，室中忽有巨蝶飛來，大如蝙蝠，色亦如之。四趺須綴雙珠，兩翅中各有一圓圈，作太極圖形。蝶背細毛蒙茸，金翠掩映，四圍亦隱隱現五彩色。仆人意欲捕之，蝶似有知，旋即飛去。翌日午忽又飛來，諦視之，仍前蝶也。回翔室中，集楹帖及簾旌之上，家人環觀，毫無畏意。是日年兒入應歲試，比日晡出場，猶及見之。時完顏愛子修茂才身留宿室中，兩經目睹，嘆為奇遇。嗣質之友人，云系太常仙蝶。是耶非耶，未由辨之。所異者，凡蝶未有飛集室中者，而是蝶兩次飛來，似非無因而至，不可不志，爰匯集。”這一事件具有奇異色彩，在清代京師文壇影響極廣，達官顯貴、名流碩儒均參與其中，是一個匯集多族、具有多元特點、極具意味的文學事件。《蝶仙小史匯編》記錄了諸多清代文人對這一傳說的描寫，也收錄了彼時文人與延清就“仙蝶”詩的唱和之作，是清代“太常仙蝶”奇聞的集大成式的文本。

什么是文學？它不斷用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方式告訴我們，原來在教室、在課堂上關于文學的觀念和理解過于書生氣和書卷氣了，我們所學的理論不足以應對文學面臨的這些實際挑戰。

少數民族文化對整個中華文明所作出的貢獻，今天仍然以多種方式存在，其中相當大一部分仍然很好地保存在少數民族民眾當中，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容易識別。在宗教信仰實踐、語言文字使用、藝術創造欣賞、宇宙自然認知、生計勞作操持、社會人倫賡續等方面，都體現出他們驚人的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創造能力。另一方面，還有不少文化已經長期為諸多族群所共享，不大容易看出淵源了。成書于北魏末年的農學史專著《齊民要術》里，就有不同族群之間文化交流的內容。拿少數民族文學領域的情況做進一步討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主張文化多樣性的必要性，也有助于更好地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在中華文學（文化）的大格局中，如何理解民族文學的價值、意義和功能？它們首先是各民族人民通過語言文字對自己獨特的生活經驗和感受進行藝術把握和表達的成果。目前留下詩文作品的清代蒙古族文人絕大部分由清初入關，主要居住在京師，也有部分文人散居在各個駐防地方。他們是清朝統治倚重的重要力量，在疆域管控中常常被賦予重任。因而在清代蒙古族文人的書寫中常見他們涉足邊疆繼而寫作民俗風情的詩作。如延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奉使前往喀爾喀車臣汗部，祭奠札薩克多羅貝勒蘊端多爾濟郡王，沿途見聞匯集而成《奉使車臣汗記程詩》三卷（宣統元年鉛印本），寫蒙古包有“一樣團欒渾肖月，四圍嚴密不通風”，寫烏蘭哈達（蒙古語，譯言紅石，指今內蒙古赤峰）有“山花破萼紅圍石，塞草盤根緣結墩”，寫塞外物象之奇特。杭州駐防文人三多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任歸化城副都統，寫作詩歌時多以蒙古語及方言入詩，如“沙亥（沙亥，蒙言鞋也）無塵即珠履，板申（板申，蒙言房屋）不夜況華檐”以蒙語入詩，“尚嫌會面太星更（星更，綏遠方言稀也），萬里軺車我忽征”以方言入詩，將地域文化打并到詩作中。乾嘉邊疆大吏和瑛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任西藏辦事大臣，駐藏八年，以“寺建青鴛古，經馱白馬初。何如蒼頡字，傳到梵王居”展示了中原文化的影響力。嘉慶七年（1802年）他因事被貶到烏魯木齊，在疆七年，寫玉石之豐富是“西極昆侖產，琳瑯貢紫宸”，寫回俗是“怪道花門節，刲羊血濺腥”。道咸時期詩人恭釗咸豐九年（1859年）任職西寧道，作《湟中竹枝詞》30首、《續湟中竹枝詞》10首，展示了湟中地區的民俗風情，如寫婚俗“蓮花小鐙壓鞍齊，有女于歸正及笄。絕似明妃初出塞，紅顏馬上掩妝啼”，寫飲食“茗鼎休夸蟹眼圓，居然真味飫腥膻。邊城酥湩多于水，總和茶香一例煎”，寫節日“一色朱竿架彩繩，雕花格子畫紗燈。看燈人向街前走，數到牌樓第幾層”。上述蒙古族文人的這類詩作在《清代蒙古族別集叢刊》中并不少見，雖為蒙古族文人所寫，但表現范圍已超出了民族的限制，將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多姿多彩的風貌通過詩筆記載了下來。而清朝對邊疆地區的實際掌控也隱現在文本中，是清代諸族共處、文化共享的典型例證。

中華文化是生活在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共同創造的。今天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主要指的是中國政治上一體、文化上多元的基本特征。其實，若再進一步說，小而言之，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大而言之，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概括一點說，中國境內這些各具特色的少數民族文化，當然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生動見證，也是繁榮發展祖國豐富多彩的文化，維護各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資源。民族文學學科在理論建設、學科體系建設、學科規范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它是富礦，充滿了活態的、豐富的資源，是產生原創性思想的福地，期待著更多原創性的學術成果從這里生長出來。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