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抄寫的《水學入門》講義

2021年9月25日，是魯迅誕辰140周年。1898年5月7日，17歲的魯迅第一次離鄉遠行，投奔在江南水師學堂擔任管堂監督的叔祖周椒生，開始了5年的南京歲月。為避時人的世俗眼光，魯迅將本名周樟壽改為周樹人。

近看獅子山，遠眺莫愁湖

江南水師學堂為何選址在南京，而不是更靠海的上海？

1892年的《格致匯編》上是這樣解釋的：“江寧為南洋適中之地，制憲近在咫尺，易于督辦責成。又地處僻靜，宜于力讀，景無繁華，不致分心。”

江南水師學堂于1890年5月開建堂舍，8月完工，9月正式開辦。學堂房屋經過精心設計，公務廳、客廳與學徒住房、飯房、睡房皆照華式，西學堂工藝房、洋教習房則仿西式，“甚整齊，亦極雅觀”。標志性建筑是一個“煙囪”、一個“高桅”，恰好為管輪、駕駛兩堂之代表。

魯迅回憶那高聳的桅桿時說：可愛的是桅桿……因為它高，烏鴉喜鵲，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盤上。人如果爬到頂，便可以近看獅子山，遠眺莫愁湖……而且不危險，下面張著網，即使跌下來，也不過如一條小魚落在網子里。

江南水師學堂首任總辦是蔣錫彤，會辦為沈瑜慶，沈瑜慶即船政大臣沈葆楨之子。翻閱《萬國公報》上發布的《江南水師學堂簡明章程》等可以得知，江南水師學堂招考，先試以英文、翻譯、地理、算學，皆有可觀，方能中選。

在上海的景行里，江南水師學堂設有招考學生之處，并發布招生廣告。廣告云：“每日自九點鐘至四點鐘止，挨次考試，俟陸續取足后，即帶赴金陵肆業，學堂開辦在即，遠近各生務望速至。”

對一般子弟來說，學堂的吸引力主要來自其優厚的待遇，不僅不收學費，而且吃飯、筆紙等生活費用、日常開銷都免費，還按英文程度的不同，每月領有數量不等的贍銀。

但是，學堂的先天劣勢也很明顯。明清時期，除了科舉，士人還有幾條路可走：其一是塾師；其二是醫師，可以號稱儒醫，比普通的醫生要闊氣些；其三是學幕，又被稱為“師爺”；其四是錢業和典當兩種職業。此外，便不是穿長衫的人所能做的了。

魯迅是這樣描述當年情形的：“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母親之所以哭，一面有對孩子初次離鄉遠行的不舍，一面是對其子道路選擇的憂慮和前途未卜的不安。

“功課麻胡，進步遲緩”

魯迅是戊戌變法這一年抵達南京、投考江南水師學堂的。江南水師學堂的功課分為“堂課”和“船課”（實習），修業年限長達七年左右，魯迅進的是管輪班。

學生每天早晨六點鐘聽吹號起床，過一會兒吹號吃早飯，早飯后至八點上課前是打靶時間，“后來大概是子彈費錢的緣故，改為隔日打一次”。早上的課是八點到十二點，十點時休息十分鐘。

早上的課結束后，午飯吹號召集體操，新生只舞弄啞鈴，隨后改玩那像酒瓶似的木制棍棒，有點本事的人則玩木馬、云梯及翻跟斗、豎蜻蜓等把戲，“每星期中爬桅一次，這算是最省事，按著名次兩個人一班，爬上爬下，只要五分鐘了事，大考時要爬到頂上”。

下午的上課時間是一點半到四點，晚飯前做兵操，雖不是天天有，但一星期總有四次以上。晚飯后時間自由支配，有的做功課，有的看閑書，有的聊天。九點三刻，點名查房。十點，吹就眠號，但“要用功或談天到十二點、一點都無所不可”。

“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是發現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這是僅在江南水師學堂待了幾個月的魯迅給出的評價。

“烏煙瘴氣”具體指的是什么，或者說魯迅不久退學的原因是什么？大概有兩個因素：一是學堂的思想守舊，二是學生的玩時愒日。

先來看學堂的思想守舊。

1898年，正是年輕的光緒皇帝進行銳意革新的一年，也是新舊兩派勢力對立、沖突和較量之年。對于這次自上而下推動的變革，留心時事的青年不能不深受影響。但面對學堂的思想壓制等狀況，學生們無奈感嘆：“功課麻胡，進步遲緩。”

思想守舊的叔祖更是對魯迅直言：“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魯迅閱讀和抄寫的這篇文章，應該是《申報》登載的許應骙駁斥康有為的奏折。許應骙在奏折中指斥“當時紅人”康有為的“惡品”“惡行”，并請光緒將其罷斥，驅逐回籍。

有意思的是，魯迅與許應骙家族后來還有更深的聯系：他的伴侶許廣平的祖父，是曾擔任浙江布政使的許應鑅，許應鑅正是許應骙的兄弟。

再來看學生的玩時愒日。

魯迅抵達南京的前兩天，《申報》刊載江南水師學堂學生“大鬧學堂”的紀事：水師學堂頭、二、三班學生，約共一百二十名，人數既多，良莠不一，其悉心肄業者，固屬不少，而荒廢工課，借端滋事者，亦復實繁有徒，甚至以口腹之微，恃眾滋鬧。

魯迅“總覺得不大合適”，于是選擇了逃離。有意思的是，他此后在日本東京也基于類似原因，如傍晚“學跳舞”的留學生將地板踩得“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而再一次逃離。

“實心求學”的魯迅遇到那些不求上進、白天到上野公園賞櫻、晚上學跳舞的留學生，感覺渾身不自在。當同學告訴他“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地處偏僻，無一中國留學生”后，他便決定去仙臺。由此，掀開了人生新的一頁。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