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908年在《摩羅詩力說》結尾呼喚“精神界之戰士”的到來。他自己正是作為“精神界之戰士”苦斗了一生。現在的中國更加需要魯迅那樣的“精神界之戰士”，作為“民族的脊梁”撐起中國人的精神。

這樣的“精神界之戰士”具備怎樣的品格呢？

第一，具有堅持理想不計得失而進行奮斗的精神，不屈不撓地獻身于澄清和改革中國傳統文化，建設和鞏固現代新文化的艱巨任務。

第二，敢于“正視”現實。如果對于客觀世界連“正視”都不敢，那又怎么說得上“敢想”“想說”“敢作”“敢當”呢？無論是社會的弊端，抑或是它長期熏染和沉積于作為社會成員的廣大民眾精神世界中的種種現象，都應該進行嚴肅和深刻的揭示。在它外層罩以華麗的“假面具”，表面上是好看的，但是由于它隱蔽和扭曲了客觀事物的真相，使充滿弊端的真相在它的包裹下，變得更腐敗，趨于更墮落。如果不去勇敢地將它的真相揭示出來，這種情況就無法得到根本的改變。魯迅從反對“瞞和騙”，揭示真相中“各樣的劣點”出發，以便能夠改善此種局面的徹底唯物主義的大無畏精神，跟正統儒家“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的這種趨向，于隱瞞和文飾真相的倫理觀念方面而言是完全相悖的。魯迅“正視各方面”的思想追求，體現出了充滿“科學”（解剖實況）和“民主”（平等原則）精神的現代觀念，正是這種現代觀念貫徹于魯迅畢生對于思想文化和社會前景的追求中間，因而才極力主張“將假面具撕下來”，“將實話說出來”（《華蓋集·忽然想到（十）》），“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上撥它一撥”（《華蓋集續編·小引》）。魯迅的雜文異常尖銳地抨擊虛假和揭發真相，千真萬確是要保衛廣大民眾的利益。

第三是博大雄偉。魯迅從青年時代提倡浪漫主義文學思潮開始，就標舉“聲之最雄桀偉美者”，要求“美偉強力高尚發揚”，“發其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聲，而大其國于天下”（《墳·摩羅詩力說》）。追求雄偉和壯美，目的是在于振奮廣大民眾被專制主義精神所壓抑的心態，以便從中產生蓬勃的“新聲”，最終達到張大國家聲威的理想。

魯迅對于雄偉壯美的氣魄始終是十分欣賞和追求的，他極力強調要具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認為“非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譯文序跋集·〈苦悶的象征〉引言》），要求能夠“沉酣于大歡喜和大悲憫中”（《野草·復仇（其二）》），渴望著看到“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變色”（《野草·淡淡的血痕中》），看到“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之二》）。

魯迅異常向往漢唐時代的氣魄，說是“遙想漢人多少閎放”，“唐人也還不算弱”。“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有了雄偉的氣魄，才會有充分的自信心，“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墳·看鏡有感》）。這種對于外國文化“自由驅使”的氣魄和心態，正是顯示了中華民族的處于強盛時代。只有在這種雄偉和閎大的氣氛中間，才可能使我們的民族精神升華于時代的頂巔，追求實現比較崇高的目的。魯迅正是企圖緬懷與發揚這樣的精神，擺脫“中國現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錮蔽”（《譯文序跋集·〈苦悶的象征〉引言》）的狀態。

第四是思想深刻。一個缺乏深刻思想的民族，必然是沒有希望和前途的。魯迅在青年時代就顯示了自己對于深刻思想的追求趨勢，他十分輕視當時社會思潮中舍本逐末的波浪，認為“故震他國之強大，栗然自危，興業振兵之說，日騰于口者，外狀固若成然覺矣，按其實則僅眩于當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諦。夫歐人之來，最眩人者，固莫前舉二事若，然此亦非本柢而特葩葉耳。尋其根源，深無底極，一隅之學，夫何力焉。”“特信進步有序，曼衍有源，慮舉國惟枝葉之求，而無一二士尋其本，則有源者日長，逐末者仍立撥耳。”“本根之要，洞然可知。蓋末雖亦能燦爛于一時而所宅不堅，頃刻可以憔悴，儲能于初，始長久耳。”（《墳·科學史教篇》）魯迅的這種思想見解可以說是遠遠高出于當時一般的見解之上，認為許多還算是有識之士所追求的“興業”“振兵”，并非“本柢”而只是“葩葉”，也就是說西方近代國家的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由于在其背后還有許多經濟、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原因，乃是這些原因的綜合表現的結果，離開了這些“進步有序，曼衍有源”的綜合性的根本原因，只是熱衷于“枝葉之求”，那肯定是無法“興業”與“振兵”的，應該尋找和追求問題的根本源泉，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民族得到鞏固的發展，否則只滿足于對“枝葉”的追求就肯定會遭受挫折和失敗。魯迅這個注意“本根之要”的杰出見解，可以說是對在他之前包括洋務運動和早期改良主義運動在內的這整個階段時代思潮的總結。

魯迅從青年時期開始，直至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后期思想階段，都一以貫之地致力于對思想文化問題的深刻思考，對一切社會問題“根柢”所在的嚴肅探求，正是這樣才充分保證了他成為偉大和深刻的“民族魂”。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魯迅研究會原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