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翻譯，人們通常會想起嚴復提出的“信、達、雅”這三個標準。盡管譯界對它一直存有爭議，但多年來仍有許多人，把它視為審視翻譯追求的三個角度。但是，隨著現代文化多元化和跨文化時代的推進，復制和傳播技術的不斷創新，尤其是市場經濟對文化交流的影響越來越大，以至對傳統觀察翻譯的視角，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據我國目前文化環境及翻譯界現狀，筆者嘗試以新的視角，從翻譯學術、翻譯美學和翻譯傳播這三個維度，對翻譯學科再做觀察。

翻譯學術維度

研究翻譯學術，涉及翻譯理論、翻譯史、翻譯批評、翻譯教學、翻譯技術等多個領域，但通常重點多在于探究翻譯理論。迄今國外有關翻譯的理論，諸如元翻譯理論、符號學、解構主義等，可謂名目繁多，新論迭出。其中較受我國譯界關注的，主要有尤金·奈達的換碼功能和能動對等，紐馬克的源文本功能分類，以及維特根斯坦的語用關注。本文無意贅述這些外國深奧的洋理論，只著重簡要回顧我國一些著名翻譯家兼作家的翻譯主張。

除了早期嚴復提出的“信、達、雅”之外，在現代翻譯家中，一直存在“直譯”與“意譯”之爭。魯迅是主張直譯的。林語堂把忠實、通順和美視為翻譯的三個標誰。傅雷則認為，“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錢鍾書又把“神似”更推進了一步，提出翻譯“化境說”，認為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他還借用17世紀一位英國人贊美造詣高的翻譯，比喻為“投胎換骨”了。卞之琳主張“信、似、譯”，要求刻意求似，以似致信。巴金提倡直譯與意譯相統一，認為“好的翻譯應該都是直譯，也都是意譯”，“真正的忠實，應該是對原作的每一整句的忠實，而不是對原文每一個單字的忠實”。老舍也強調，翻譯“既須善于運用自己語言的簡練特質，也須尊重外文的細膩明確”。鄭振鐸強調譯文與原著的風格與態度要“同化”，達到“貴于得其中道，忠實而不失其流利，流利而不流于放縱”。至今還健在的翻譯家羅新璋，也提出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這樣四個翻譯新概念。

上述種種主張，雖其見解與表達存在差異，但基本上還是以不同文字轉換的傳統視角，對翻譯歸化或異化這項老命題的不同詮釋。因為翻譯標準始終缺乏定論，所以各人的見解，皆屬翻譯學術的百家爭鳴，都應受到尊重，讓實踐和時間來比較和取舍。筆者想建言和強調的是，研究翻譯學，有必要從更寬廣的“語言文化”這個視角，來探討當今翻譯學術的發展。翻譯與建筑、圖畫、音樂、裝飾等不同，它是以語言為載體的文化。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文化”的外延及內涵都不斷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勢必會對作為文化交流的翻譯產生影響。語言本身沒有政治性，但受客觀環境影響，有時語言也難免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比如，語言的組合、聲調、節奏、頻率、語氣、省略、反問、雙關語乃至委婉詞的運用等，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意識形態的痕跡。這就要求在翻譯中，既要遵循翻譯學術的科學規則，也要關注“語言文化”對翻譯的隱性關聯。通俗一點說，翻譯還必須注意導向，以及法律、宗教、習俗、輿情等社會因素的影響。這個視角的觀察，也許不全屬于翻譯學術范疇，但卻是審視當今翻譯學術維度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

翻譯美學維度

譯界人士都知道，翻譯美學包含音韻美、形式美、意境美。盡管各人的理解和運用存在差別，但這“三美原則”，確是觀察翻譯美學的重要維度。但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筆者認為翻譯中現在要強調，把翻譯美學與讀者接受美學更緊密地關聯起來。譯者處理譯文，不能僅憑自己的審美理解和喜好，而是要把原作者風格、譯者審美觀、特別是讀者對美學情趣的接受結合起來。在現實中，就有不少這三者結合較好的譯例。

例一，《堂吉訶德》中有句西班牙成語，原意本指“不畏危險和艱難的人”。張廣森譯本譯為“有股男子氣概”，董燕生譯為“有股丈夫氣”，而楊絳譯本卻刻意譯為“胸上長毛”，隨后屠孟超、孫家孟二位也采用楊絳的譯法。對此，有人批評楊絳這種譯法，是“望文生義的敗筆”。面對如此爭議，我向楊絳先生求證過，她回答我：這句話是桑丘形容堂吉訶德意中女人時所講。因為這個女人比男人更有力，光說勇敢還不夠，而且桑丘說此話是帶有揶揄的語氣。西語專家陳眾議也認為楊絳：“生動地移植了桑丘對堂吉訶德意中人的不屑，可謂一個妙筆。”從讀者的接受程度來看，楊絳譯本在本書多種譯本中，銷量最多，影響最大，還榮獲西班牙國王頒發的勛章。

例二，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名詩《自由與愛情》，最早的中譯者是周作人和茅盾。從譯文看，最緊扣原文的，是第八位譯者興萬生，而流傳最廣、又膾炙人口的，是第三位譯者殷夫。試比較兩位的譯法：興萬生譯：“自由與愛情，/我需要這兩樣。/為了愛情，/我犧牲我的生命，/為了自由，我又犧牲了我的愛情。”而1929年殷夫譯的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無論譯界、學界還是讀者，幾乎無不贊頌殷夫的妙譯。

例三，《莎士比亞戲劇集》的原文是詩體。但朱生豪考慮到便于讀者閱讀，把它改譯成散文體。而且還主動到劇場觀摩話劇演員對白的音韻和節奏，盡量使自己的譯文，能更好地適應舞臺演出的需要。他這種為讀者著想的做法，自然也獲得市場良好的回報。盡管《莎士比亞戲劇集》同時有梁實秋和方平的詩體譯本，但讀者和戲劇界最青睞的還是朱生豪的譯本。

例四，翻譯美學中注重接受美學的事例，在歌詞、書名、片名的翻譯中，那更是廣泛和多見。例如，名曲《歡樂頌》中第一句的歌詞，若是按字面直譯，應該是“歡樂吧，美麗的女神，來自埃利修姆圣山的仙女”，但被譯成“歡樂女神圣潔美麗，燦爛光芒照大地”之后，不僅意思貼切，而且優雅上口。原書名《呂蓓卡》被譯為《蝴蝶夢》；《麥迪遜的橋》被譯為《廊橋遺夢》；《風已過去》被譯為書名《飄》和影片名《亂世佳人》等等。

上述譯例，單從文字對應來講，可能有所欠缺，但畢竟是不同譯者兼顧翻譯美學和接受美學的自我再創作。這種重視后者更多面向受眾的嘗試，難免有點“走樣”以致見仁見智，不過它能被讀者和市場所接受和歡迎，那就應該予以尊重，讓不同的翻譯觀各行其道，讓讀者和市場去選擇。

翻譯傳播維度

翻譯是一種社會性勞動，它的成果是供他人使用，而這種成果，又必須通過傳播過程，并被受眾所接愛，翻譯的價值才得以實現。所以傳播，是翻譯整個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翻譯學術與翻譯傳播，這是兩個不同的層面，在學術領域，翻譯成果是作品，是思維的再創作，無論是“信、達、雅”，還是“神化”“化境”各種主張，其基本規則就是講究語言科學，追求忠實、達意、美感和嚴謹。但到了傳播領域，翻譯成果就兼具有商品的屬性，要遵循流通市場的規則和要求。這時，翻譯作品如同其他商品一樣，首要的追求是多銷快賣，爭取最大的回報，至于“信、達、雅”和嚴謹這些學術要求，自然變得次要了。正因為如此，重視從翻譯傳播維度，來觀察當今翻譯領域的狀況，就顯得十分必要。

隨著市場經濟和傳播新技術的快速發展，近幾年翻譯市場上出現了多種“時尚”的翻譯模式：

一是快餐翻譯。在信息化時代，有些人對翻譯，只要求信息的快捷傳達，而不拘泥于文字的嚴謹對應，現在各地翻譯公司中，就有不少是快餐翻譯的客戶。

二是網絡眾包。翻譯過去通常是個體獨立的思維勞動，一本書獨自翻譯，往往要一年或幾年完成。現在依靠網絡，實行眾人碎片式的流水作業，網上稱作眾包翻譯。一部作品，網上征集譯者，經過挑選，各人分工翻譯，最后統一梳理定稿，如30萬字的《喬布斯傳》，從翻譯到上市，只用了35天。因為市場憑快取勝，早上市就搶占商機，促使有些引進版暢銷書，采取作者邊寫、譯者邊譯，快到中英文本同時上市。

三是連譯帶改。這多在“中譯外”中出現。如莫言作品的英譯本譯者，是著名美國漢學家葛浩文夫婦。為了讓美國讀者更好理解莫言作品，葛浩文在翻譯中，往往要改動莫言原著的某些文字。因為這種改動，是得到莫言同意的，所以在法律上沒有問題，但對翻譯能否連譯帶改，卻存在著爭議。

除此以外，人工智能翻譯的興起，也對傳統翻譯帶來新的挑戰。裝有某品牌翻譯軟件的手機，現在擁用43種不同語言的即時翻譯功能，一般的對外社交和非專業的文字，人工翻譯難免會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當然，帶有情感的文學翻譯，還不是機器翻譯能夠取代的。

對于翻譯傳播領域出現的上述現象，現在存在多種不同看法。譯界不少人對當今那些“時尚”翻譯模式表示質疑，而有些出版人從商業角度出發，又覺得翻譯應適應市場需求，不宜固守傳統翻譯模式不變。對此爭議，筆者想表達幾點愚見，以供共同探討。

第一、觀察翻譯要善于運用不同的維度。不同維度呈現的現象，要以各自不同的規則去審視和判斷。如不宜單純用翻譯學術領域的要求，來判斷翻譯傳播領域出現的新事物，反之亦然。諸如快餐翻譯、眾包翻譯以及得到授權的連譯帶改等，因市場有需求，法律未禁止，只要不是抄襲侵權，就應采取包容態度，允許存在，并加強監管，加以引導。

第二、傳統翻譯要重視自身升級。翻譯理念要轉変。外語已不像過去那么神秘，懂外語尤其是懂英語的人越來越多了，外語這個飯碗，不是少數精英就能壟斷。只會聽說寫已經不夠了。新時代懂外語，只是掌握了一種“工具”，便于去探索和研究跨文化時代的文明創新。因為低端的翻譯，可能被快餐翻譯或人工智能替代了，輪到需要人工翻譯時，大多是高端、復雜、精確度或藝術性要求很高的精品。這就需要翻譯家，發揮主觀更周到的判斷性和更靈活的能動性，著力在堅持翻譯原則與市場需求之間尋找最佳平衡，研究怎樣運用數字新技術為我所用等等。精英要升級，草根要引導，兩者各行其道，滿足不同需求。

在包容、升級的同時，還必須牢記堅守。強調堅守，就是不能放棄翻譯事業的職業底線。翻譯學是門科學，是為促進世界交往和國際文化交流服務的。既然選擇了翻譯事業，就必須堅定地做個中外文化的架橋人和傳播世界文明的使者。要堅守翻譯學的宗旨和信念，恪守翻譯職業道德，牢記譯者姓“文”，不姓“錢”。升級不純是致富的手段，而是適應新時代，豐富自己的知識，讓自己的智慧更加放飛，盡力為巴別塔通天和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