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古為今用、以古鑒今，怎樣賦予優秀傳統文化以新的時代內涵，怎樣形成融通中外、適應時代、富有活力的當代文化，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準確把握的重要時代命題。在這方面，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經驗，魯迅就是其中的代表。

今年是魯迅誕辰140周年。魯迅出生成長在近代中國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歷史階段，但他勇敢站到新文化運動最前沿，其戰斗形象已經深深地刻印在中國人心里。魯迅以巨大的勇氣和強健的筆力發出吶喊，啟迪國民心智，提振民族精神。在他那里，桎梏人們精神的封建綱常倫理同燦若星河的中華優秀文化，不能混為一談。理解魯迅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必須充分認識到魯迅對傳統文化中優與劣的自覺甄別，認識到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轉化與創新。

深入傳統 揚棄傳統

青年魯迅東渡日本留學，在日期間他的民族身份意識日漸覺醒。“我以我血薦軒轅”成為他終生不曾放棄并且為之奮斗的人生志向。魯迅曾經向往過慷慨雄辯、振臂一呼的摩羅詩人，但他后來更認可那些真正為民眾做實事的人，認可那些默默付出、辛苦勞作、敢于和甘于犧牲自己的人。“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種“中國的脊梁”，在魯迅筆下，不止一次被塑造出來。這與他從小耳濡目染的教育、與他受到的傳統文化的深刻熏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個故事：初到北京的魯迅，除了公務，多是在客居的書齋里抄古碑。有一天，魯迅的朋友、《新青年》的編輯錢玄同來訪，與他進行了一場看似尋常卻具有歷史意義的對話。“你抄了這些有什么用？”這是錢玄同的發問。“沒有什么用。”這是魯迅的回答。“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錢玄同一句看似平淡的建議，開啟了中國新文學的序幕，促成了《狂人日記》的誕生。這部作品以其對傳統的認識之深入、揚棄之深刻而產生深遠影響。

其實，從1904年在日本仙臺決定棄醫從文，到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魯迅經歷了十幾年時間才迎來文學爆發期。在這十幾年間，他從未停歇過努力，而努力的重點，恰恰是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搜集、整理、校訂、印行。從《古籍序跋集》可見，魯迅在古代典籍編校方面所做的工作，即使專業的學者也恐難比肩。他親自搜集、整理、校訂的古籍中，涉及家鄉紹興的就超過10部。從1913年起，魯迅用長達十數年的時間，逐字逐句校勘并全文抄錄了《嵇康集》，直至1931年才最終完成。欣賞那些端正秀美的字體，感受他對文化先賢的摯愛之情，怎能不讓人心生感慨。

面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魯迅一方面做著極其深入的工作，同時又常常表達謙遜態度，頗得中國古代名士的君子之風。他在《嵇康集》方面所做工作非常出色，但在序言中謙遜地說“恨學識荒陋，疏失蓋多”。《小說舊聞鈔》是他親自輯錄的關于中國古代小說流變的珍貴史料，序言里仍然沒有評功擺好，以顯其能，依然是說“自愧讀書不多，疏漏殊甚……”要說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這種序言、后記里不刻意拔高自己，而表達學海無涯的自省，本身就是一種值得學習的態度。

魯迅一生中，有過很多未能實現的創作與研究志向，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兩例，都與重新書寫傳統有關。一是寫一部關于楊貴妃的長篇小說，二是“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學史各一部”。魯迅雖沒有寫出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但是從他的《故事新編》中處處可見其對古人、古風、典籍掌故的熟稔與運用自如。魯迅也沒有寫出設想中的文學史巨著，但一部《中國小說史略》和簡明的《漢文學史綱要》足見其深厚學養。1924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是魯迅在小說創作的高峰期、雜文創作的集中期完成的；而他在《漢文學史綱要》里評價司馬遷的《史記》“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早已是學界認可、讀者熟知的論斷。

古為今用 洋為中用

《故事新編》中，無論是《補天》塑造的女媧、《奔月》描寫的后羿，還是《理水》里的大禹、《非攻》里的墨子，無論是神話人物還是歷史人物，都以其獨特面貌呈現在現代讀者面前。可以說，把民間傳說中、歷史記載中的人物，置于現代價值洗禮之下，并將其塑造成為一個個文學人物，這體現的正是魯迅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吶喊》《彷徨》里的很多作品，將現代思想與中國式風格進行有機融合。《孔乙己》《風波》《祝福》中白描手法的運用，以其簡約沉靜，呈現典型的中國風格；而場景的把控力，在“無事”中活畫出充足的戲劇性，又可見其在現代文學藝術上的純熟。

魯迅研究傳統文化，根本是要為當時、為現實中國的覺醒、進步、革命所用。章太炎是魯迅的老師，魯迅對他尊崇有加。但在評價章太炎一生功業時，魯迅認為：“戰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同時也指出：“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后來卻退居于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這種評價背后可看出魯迅對待傳統以及學術的態度。

這也同樣讓人想到魯迅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拿來主義”的要義仍然是“為我所用”。魯迅的翻譯作品在體量上差不多等同于他的文學創作。批評家馮雪峰認為：“魯迅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礎之上和為著革新的目的去吸收外國文學的廣泛的和深遠的影響的。”今天，魯迅這種在廣闊的視野之下，執著地深入傳統文化中去汲取營養，從呼應中國現實需求出發，積極吸收有益外來文化的清醒和自覺，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歷來的研究中，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都十分受人關注。馮雪峰曾經在《回憶魯迅》里指出：“魯迅好像吃奶一樣吸取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精華，他看過的古書是很多的，有的我們連書名都不知道。”哲學家任繼愈認為：“中國古代文化中糟粕和精華的區別，魯迅有極深刻的認識。中國古代許多偉大思想家經常在魯迅的筆下出現，并通過他的批判取舍，把精華部分介紹給讀者，也把糟粕部分給予揭露。”文學史家王瑤也曾談道：“魯迅從來就很注重于向古典文學汲取有用的東西。”

魯迅自幼年起就受到傳統文化的深厚浸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堅持清醒的選擇，這種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魯迅懷著現實關切，將深厚的傳統學養與寬闊的現代視野相結合，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吸收外來文化，創造性地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創作出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文學作品。這不但是魯迅研究需要繼續深入下去的課題，也是對當代作家提出的深刻命題。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