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翻畫冊偶遇一幅水彩花蝶：19世紀中葉，24.5x32厘米，一枝紅芙蓉坐鎮，蛾蝶傍花翻飛。材質標注“蓪紙”。

盡管是復制品，柔膩暈色、朦朧陰影、仍在顫動的觸須還是讓人過目難忘。人們未必能在大自然手里找到畫中昆蟲的實存對應。好像同時被真實法則和虛構的天性拉扯，畫師向蟲翼大小的時空傾倒夢中所見。畫師生平已不可考，唯留商號“煜呱工坊”。幾乎是立刻，霓裳昆蟲喚醒了它們的宋代同儕——翻飛在《艷艷女史草蟲花蝶圖卷》靜謐、褪色的低空，發著嗡聲，發著螺鈿光澤。《圖卷》安躺上海博物館，艷艷女史的身世則散佚人間，僅存片語只言：“任才仲妾艷艷，本良家子，有絕色，善著色山。才仲死鐘賊，不知所在。”（《畫繼》）

這類不期而遇，足以掀起一陣陣心靈微風（有時是狂風），但要連成地基以成全一種穩定建筑，卻仍未夠。關鍵的打火石降臨在2018年底：一是粵英詞典《通商字匯》（1824年），二是MartynGregory Gallery系列“中國貿易畫”收藏。前者無疑是一口方言生態缸，一個幽靈魔盒，其中最生猛強勁的詞破殼而出，嘯叫著，脅迫我開辟一段時空供它們稱霸；后者則將我引向廣州關氏兄弟、喬治·錢納利、奧古斯特·博爾熱，以及更多四海飄零的畫作：執筆者用光陰稀釋顏料，使一瞬的珠江擁有永恒面容。

后來我們追逐珠江。我們有橡膠輪胎、數字地圖，依然難以遍歷珠江。我們游歷“內城”、“西城”并養殖一種新地層，它是《廣州城坊志》（黃佛頤）和2019年廣州的乘積，或二者的液態夾層。受惠于《粵海關志》（梁廷枏）、《廣東十三行考》（梁嘉彬）、《廣州貿易》（范岱克）等著作，我遠眺過一種“十三行”，一種蜃景，而2019年夏天的十三行路上人來車往，黃衣騎手飛馳，大捆大捆批發服裝堆滿板車、從依維柯半敞的尾廂流瀉。江岸拓寬。新的故事發生。地名是一種化石。來回搭輪渡，從西堤碼頭到昔日河南島，從黃沙到金沙洲，直到江岸風景漸漸返祖。沿花地河岸慢走：水泥步道，周末釣手和他們的藍體白蓋小釣箱。從一只夜鷺想象一群，想象它們神秘的群集之地。烈日之下，黃埔古港的虛影自南海神廟古樹蔭涌現。

追逐珠江，追逐它的水道、出口。天后宮總是面朝江海，總是和黃昏一同到來。開錯路。繞路。開到“重地！閑人禁入！”牌子前。在漠陽江邊目睹三種并行的時間：岸上，島心，江中。年邁的妻子（也可能是姐妹）單側劃槳，于是舢舨打起圈來，年邁的丈夫（也可能是兄弟）得以長久地回收他的網。網是尼龍的、晶白的、無盡的。每一截新出水的經緯都可能附贈一尾魚。在古老的時間之河打轉，和落網的不確定性日日相伴。廟樹：榕、木棉、海紅豆。感受土地如何在鞋尖前終結，記住那種終結并隨后而至的嘆息。用眼睛，在獅子洋面增加一艘廣式帆船的重量和體積。知識壓向現實，像二氧化碳壓向水。

到2020年5月初稿完成，巨蛙已是我的旅伴、同桌、室友。我們一起行過真實和虛構的珠江、它流經的真實和虛構的土地、它匯入的真實和虛構的大洋。兩種光景以雙重曝光的形式相印。巨蛙故事受惠于前輩學人和藝術工作者的心血成果，他們是另一維度的冒險家，朝向幽深的未知海域。仰賴這些求真、求實的耕耘，虛構之蛙獲得了水源和大地。

旅程已經結束。有時我會想念遠方巨蛙。也會想念篝火旁的袋狼、獼猴、粉頭鴨。一種被稱為“自然”的巨大整體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逝，短促的我們只來得及取一瓢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