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翻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是我作為譯者的總原則。

2.“譯者就像忍者，如果你注意到他們，他們就不是好譯者。”這是以色列小說家埃特加·凱雷特在2012年愛丁堡國際書展上說的話——我部分同意。忍者隱身，很多優(yōu)秀譯者也幾乎讓人忘記他們的存在。說“幾乎”，是因為就算柯勒律治真的教會了讀者“懷疑的懸置”，讀者也至多假裝相信那個外國人在講中國話罷了。像看一部配音的譯制片，需要一些催眠術，你才能真的相信蒂姆·庫克嘴里吐出的三個字是“強得很”。

3.中國有很多文學節(jié)，但大眾對于翻譯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蘋果發(fā)布新品或諾貝爾文學獎揭曉時。一個Oh.So.Pro.不但會揭開中國大陸及港澳臺地區(qū)翻譯運動會——“強得很”“就·很·Pro”與“非常·Pro”到底哪個更Pro？——更會激活翻譯段子手：“就·很·Pro”讀起來真的很像“就很破”，英文原版則“重新發(fā)明了句號”，至于上海方言音譯派掌門人btr，他認為譯作“奧掃撲牢”（上海話“趕快撲住”的意思）更適合本地消費主義導向的搶購氣氛。

4.譯者要為讀者考慮。商業(yè)公司為用戶設定三條不同的中文翻譯，正是考慮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語境，試圖最大程度地迎合市場。說“迎合”，是為了翻譯出資本的赤裸裸。而譯者至少也要為讀者考慮：如果翻譯的是兒童文學，那么就把那句長達三行、會讓中文句子顯得頭重腳輕、甚至需要極大的肺活量才能一口氣讀完的定語從句（比如本句）化整為零，讓兒童們不至于氣喘吁吁。加譯注也是：如果正在翻的電影書里提到了海森堡測不準原理，那就不妨加個注，以免讀者誤以為新出了什么神奇的漢堡；但假如那是一本量子物理書，那加注就是多此一舉。

5.要么有錢，要么有名，要么有愛？每當翻譯進行到1/3時，我就會反思一下最初為什么會接下翻譯邀約，并假裝列出這三個備選項。翻譯的待遇照張愛玲的話簡直是“低到塵埃里”，考慮到空氣污染或通貨膨脹，或許比塵埃還低，除非你是（人名略）。至于名，中國譯者的待遇倒是多少超過了西方譯者：譯者的名字會被印在封面上，哪怕有時字號有點小。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英譯者詹妮弗·克羅夫特一周前還在《衛(wèi)報》上撰文，呼吁歐美出版商在書的封面上印上譯者的名字——當然她并不只是為了名：“我們是控制故事講述方式的人；我們是創(chuàng)造和維持被移植之書風格的人。”歸根到底，譯者剩下的可能只有愛。至少對于我是這樣，只翻譯熱愛的作家里有能力翻譯、且風格接近自己文風的那些——保羅·奧斯特、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以及最近的，伍迪·艾倫——即使這種愛有時到了八卦的程度，以至于我相信，知道奧斯特的女兒是一名歌手并在一年前嫁給了一位紐約攝影師會對我更好地代入作者有所幫助。

6.風格，風格，風格。這是文學譯者要首先考慮的三樣東西，畢竟你不是在翻譯手機說明書或普羅斯特的購物清單。要理解作者的風格，并在中文可能性的宇宙里盡力造出一種對等風格。考慮到語法、句法乃至文化背景的諸多不同，這聽起來像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但翻譯的意義——除了可以讓未來學子將學外語變成第三減——恰恰在于挑戰(zhàn)這種不可能。一個解決方案來自美國當代作家、出色的文體家莉迪亞·戴維斯，她擁有一種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類似的翻譯理念，她提出等號兩側(cè)的對等風格不必在最小的單位實現(xiàn)或保持，而是要達成一種整體風格上的對等。就像“共同富裕”可以最后到來，翻譯可以是一些“過”和一些“不及”較量后的“恰好”。

7.涉及到具體風格問題：要少用成語或流行語，除非原文用的也是成語。比如be on cloud nine。首先，不能望文生義地譯作”九霄云外”，因為那是“非常高興”的意思；其次，也未必一定要為這個“非常高興”找到一個對應的成語。歡天喜地？眉開眼笑？欣喜若狂？都好像差之毫厘。不如隨遇而安，干脆譯作非常高興，不亦樂乎？絕配的例子很少，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翻成一石二鳥、一箭雙雕、一舉兩得似乎都可以，感謝上帝造巴別塔的時候多少保留了一些復制黏貼的部分。

8.不必過分害怕“翻譯腔”。就像北京人說話有北京口音或上海名菜“草頭圈子”必須要保留一丟丟那種味道才會好吃一樣，翻譯文學里有點“翻譯腔”再正常不過了。只要沒有超越“讀者稍作努力仍可以理解”的限度，時而讓讀者意識到“原來外國人是那樣講話的呢”或許也是閱讀翻譯文學的意義之一吧。（感受到一絲日式漢語的氣息了嗎？）

9.經(jīng)典文學作品需要、也值得在不同時代重譯。語言是譯者的材料。材料變化了，原有的房子就可能不再牢靠。就像伊勢神宮那樣每20年拆掉重建一次好了。

10.對于同時也從事原創(chuàng)寫作的作家而言，翻譯是很好的風格練習。故事和觀念是現(xiàn)成的，你只需要關心如何遣詞造句，而這另一種語言常常會激發(fā)作家靈感，反哺作家的詞匯庫。當然，也有入戲太深的風險：翻譯一個人的書，在某種意義上便是成為那個人。而對方的風格印跡會不自覺地影響作家自身的風格，而這未必是一件好事。

11.不可譯總是迷人的。比如金宇澄的《繁花》，書中有許多對于上海方言的創(chuàng)造性使用，對于并不懂上海話的中國讀者而言，他們可以借用自己的漢語經(jīng)驗來猜測并“翻譯”這些“生詞”，并在這些不可譯的詞語中體會到語言幻變的獨特和新意。又如詹姆斯·喬伊斯的《芬尼根的守靈夜》，中文譯者戴從容用了整整一倍的篇幅做注解，才譯出了喬伊斯原文的那些生造詞，全書讀起來像一本特別的、來自“喬伊斯小宇宙”的辭典。最不可譯、但也最不可思議地被譯出的書當屬雷蒙·格諾的《風格練習》，作者用99種不同文體講同一個故事的行為本身已經(jīng)接近翻譯，而悖論般的，譯者袁筱一幾乎不可能的翻譯文本又反過來像極了創(chuàng)作，因為“不可能”帶來了自由。

12.如果有一天機器或AI譯者的水平越來越高，到了要搶職業(yè)譯者飯碗的地步時，加入它們。與比自己更強大的機器合作是必然趨勢。不過，文學翻譯機器人估計短時間內(nèi)還不會出現(xiàn)，畢竟垃圾分類機器人都尚在研制中。

13.譯者的終極任務是按時保質(zhì)把書譯完——或許稍遲一些也可以理解，畢竟translate的最后四個字母是宿命一般的l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