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論言說方式與文學批評
“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世說新語·言語》),“雪霜春事年年晚,今古詩情日日新”(范成大《再題瓶中梅花》),信息和感受日新月異,憑借網絡帶來的便利,文學批評的樣態和文學寫作同樣多元而自由。各種追求速效速成的批評文字不僅見于網絡,也越來越多地見于報刊。平心而論,只要出于真實的認識并有一定的責任感,即可以開放的眼光視之,自由表達畢竟是文化的生命。
然而,文學批評的價值畢竟有高下之分。
文學批評的價值,整體而言可以從兩個方面評判,即批評的認識價值和情感價值,而這兩方面都依賴于語言文字的表達功效。西方文論的譯介引進,在認識論、方法論諸方面帶來了可貴的啟示,從而促進了文學批評在思想視野、哲理深度、邏輯推論和語言規律等多方面的發展。但由于文化觀念和語言內涵的差異以及“泛文化”的意識,經過翻譯的西方概念范疇在中文寫作的批評實踐中造成了詞語表達與中文語境內的文化意蘊、審美感受之間的隔膜,這一現實已引發了理論界持續的反思。對中國傳統文論言說方式的重新認識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關注點。
中國的文學批評書寫歷史中,言辭被視為起點。在中國詩論的起點之說“詩言志”的延續闡釋中,“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即已揭示了文學言說的應有特性(見《尚書·堯典》)。早期文獻《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已有這樣的表述:“喜斯陶,陶斯奮,奮斯詠?!鳖愃频谋硎鲆嘁娪凇抖Y記·檀弓下》《淮南子·本經訓》,相互比較可知簡文應是原文。具有音樂性的“詠”是抒情需求帶來的必然的語言表達階段,也就此發展成為詩歌類的經典抒情文體的創作方式。此后的“詩之為言”“詩賦欲麗”“文筆之辨”及六朝以后的辭賦論、詩律論中,更將語言之美提升至文學特別是抒情文學基本特征的地位。這些經典觀念都共同指向了言辭表達的文學性。中國傳統文論的發展史說明,文學觀念是伴隨著文學語言(“詩言”)的特性形成逐漸走向成熟的。
文學發源于情感和精神的自由需求,而文學批評的美感自覺(也許應稱之為“回歸”),為這一需求拓寬了在品位基礎上的自由度。
古代文學批評不僅是作品評判、觀念表達,自身也是文學美文。例如人們熟悉的南朝鐘嶸《詩品序》中的文字:“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蚬菣M朔野,魂逐飛蓬?;蜇摳晖馐瑲庑圻?。塞客衣單,孀閨淚盡?;蚴坑薪馀宄龀?,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文筆駢儷,朗朗上口,過目難忘,而其中也包含著詩歌起源、詩歌本質、詩歌的情感要旨和社會作用等重要理論觀點。南宋敖陶孫撰寫的《敖器之詩話》中評曹操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毙紊癞叕F,恰到好處。又如署名司空圖之《詩品·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本身是美妙的四言詩,而講詩思與自然之關系也深切過人?!对娖贰返奈淖植豢芍^不美,形式不可謂不刻意,但關于詩歌最高層次的意境觀念和詩意的哲理內涵都得到了彼時最高水準的言說。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主要特點是“抽象與形象相結合,概括與體驗相結合”(蔡鐘翔《中國文學理論史》第一冊),“審美的主體性,觀照的整體性,論說的意會性,描述的簡要性”,“有感而發,不得已而言,精語破的,使人自悟并得以舉一反三,而且始終保持著具體、感性、描繪、比喻、想象、意在言外等文藝色彩,有理有趣,舉重若輕,愉人悅己。篇幅短小,形式多樣,要言不煩”(徐中玉《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專題資料叢刊·序》)。其中最易被當今批評界忽略的就是“形象”“體驗”“審美的主體性”“論說的意會性”“具體、感性、描繪、比喻、想象、意在言外”“愉人悅己”。這也是中國古代文論最為突出的特征:文學批評的文學性,或曰詩意視角。這主要體現于兩個方面:詩意感受和詩化表達,這兩方面直接導向由詞語(文筆)引發的閱讀快感,并對作品所具有的情感、精神因素進行提示。
如果有助于批評家更為充分的表達,有助于文學作品的解讀和文學認識的提升,批評形式的多樣化應是自然而必然的。以唐代詩論為例,詩歌批評的論著形式主要有四大類:⑴專著,如王昌齡《詩格》、皎然《詩式》、張為《詩人主客圖》等,還有晚唐五代多種“詩格”類著作;⑵詩選中的序、集論、評語,如《唐人選唐詩》中的《河岳英靈集》《國秀集》《中興間氣集》等;⑶論文、序文、書信等雜文,如陳子昂《修竹篇序》、白居易《與元九書》、李德?!段恼抡摗?、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等;⑷論詩詩,始于杜甫《戲為六絕句》,以文學的形態評論文學的“論詩詩”可以說是文學批評文學化(詩歌觀念的詩體呈現)的極端表現。
以一個唐代詩歌批評為具體的例證。王維詩長于景物描寫,鮮明的畫面感使讀者如置身畫中,意境優美。而蘇軾《東坡題跋·書摩詰〈藍田煙雨圖〉》評之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毖赞o精美,其中“味”“觀”二字點出詩、畫的不同感受方式,遂成為廣泛流傳的王維詩定論。而上文提及的《河岳英靈集》(殷璠著)卷上已先此有了類似之論:“(王)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為珠,著壁成繪?!奔扔欣硇缘姆治?,亦有形象的比喻,是典型的文學化批評,可以視為蘇軾之評的先聲。
古代詩歌批評將詩評特點和詩作特點融合為一,通過放棄簡單定義而采取對比見詩、比興見詩的方式向讀者顯示解讀詩歌文體和詩人風格的途徑。詩評特點和詩作特點二者的一致性造成了論、作互為發明印證,成就了一種符合文學審美規律的、呈現式地表達理論觀念的言說方式。
也許我們的批評家難以做到像古代批評家那樣同時兼有詩人、作家的特質和創作經歷,但文學化的寫作既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學素養,更有助于體會詩人、作家的文字內涵和創作甘苦,何樂而不為?西晉陸機的文學創作理論名篇《文賦》之序文中言稱:“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正是此意。而他的《文賦》通篇皆為文辭精美、聲韻鏗鏘的駢文,論、作合一地證實著其“佇中區以玄覽”“詩緣情而綺靡”的批評理念。
追求言辭的美感甚至刻意為之的修飾,是否就是“形式大于內容”或“形式主義”?文筆精美是否一定會以減損思想性、情感性為代價?優秀的古代文論給了我們啟示:言辭的美感與文學批評的成功并無對立,恰當的文筆、文采有助于文學觀念更加充分的表達,而這樣的表達恰恰是文學批評區別于其它文字的應有形態。
這類言說方式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中也有傳承,例如聞一多。聞一多的文學論文極為詩化,主要表現在言說方式的簡約感性、文辭華美。其評詩論文往往點到即止,多用抒情化的詞語,少用抽象的概念。例如評初唐“四杰”:“由宮廷走到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寒漠”。宮體詩“依然是簡文帝時那沒筋骨、沒心肝的宮體詩……整個的外表顯得更乖巧,更酥軟罷了”;盧照鄰的《長安古意》“放開了粗豪而圓潤的嗓子……這生龍活虎般騰踔的節奏,首先已夠教人們如大夢初醒而心花怒放了……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頹廢,一手又指給他欲望的幻滅”;駱賓王“那一氣到底而又纏綿往復的旋律中,有著欣欣向榮的情緒”;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詩中的詩”,“在這種詩面前,一切的贊嘆是饒舌,幾乎是褻瀆”。評孟浩然,“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詩,不,說是孟浩然的詩,倒不如說是詩的孟浩然”;評孟郊,“哼著他那沙澀而帶芒刺感的五古”。如此種種,構成了極為詩化的言說方式。包括其涉及古代詩人和詩觀念的詩作酷似中國古代的論詩詩(如《李白之死》),將古代論詩詩“以詩代論”的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不僅限于古代詩歌的批評,在其新詩批評中(如《〈冬夜〉評論》)也大量地采用了這種詩化言說方式,令人印象深刻,感發頓生。
鐘嶸批評班固《詠史》詩“質木無文”,批評玄言風氣下的詩歌“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見《詩品序》)。當代的文學批評也有這種現象:小說批評不生動,詩歌批評無詩意,術語堆砌,言辭枯澀,缺乏文學之文應有的閱讀樂趣。
文字閱讀的樂趣大致有四種。一是心情快感,通過閱讀得到情感的滿足。二是邏輯快感,通過閱讀獲取推理的達成和思維的自洽。三是思想快感,由閱讀產生認識的深化和觀念的通透之感。四是語辭快感。語辭快感實際上是另三種快感的基礎。而文學批評帶來的閱讀快感應該具有與其它文字不同的審美愉悅。文學批評寫作的文學化不僅是文采修辭帶來的賞心悅目,同時既是由批評功效決定的文學觀念的呈現,也是審美文化的語言定位。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位具有批評家自覺意識的曹丕說:“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保ā兜湔摗ふ撐摹罚└鞣N文體依據其文學性的或隱或顯而對應著不同的詞語風格,既然“詩賦”(這實際上是古代文論中與今之“文學”最為吻合的概念)之“麗”為必然,詩賦批評之“麗”亦屬當然。
對此,古代文論、特別是古代詩論是一處可以汲取的源頭活水。
期待好看的文學批評。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