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原標題：獨特的文體與悲郁的情懷——魯迅小說教學閱讀札記

閱讀魯迅，筆者和大多數人一樣，也是從初中語文課本開始的。《孔乙己》的故事簡單，人物形象鮮明，那時筆者年少，缺乏對生活的感悟和認識，沒有理解魯迅文字背后的悲憫情感。尤其對孔乙己沒什么好感，因記憶中的父親不理家事，這是爺爺讓他讀了書而驕矜自毀，成了一個現(xiàn)實版的“孔乙己”。其實，從弗洛伊德心理學來說，這便是我少年的傷痕記憶。個體生存的悲苦和精神的創(chuàng)傷，往往與時代、國家、政治緊密關聯(lián)。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某些特殊年代留給許多家庭無妄之災。那個特殊年代留給我心靈和情感的深層傷害，而在反復讀魯迅，對其批評體會過程中，消解了諸多偏執(zhí)而自卑的情緒，逐漸打開了心結。2007年發(fā)表的《〈孔乙己〉的敘事人稱及其敘事結構——魯迅作品細讀的再批評之一》（《名作欣賞》2007年第6期）一文，雖不能說完全流于文本分析的表層，卻也未能觸及深層悲憫情感的詩意情懷，不大滿意。因此，十年后完全重寫了一遍，2018年發(fā)表于《魯迅研究月刊》。“魯迅作品細讀的再批評”其實是文學史課堂教學的札記，基于年少記憶而不斷重讀的感悟。“閱讀和理解魯迅文學，可以有若干不同的層面和文脈，譬如讀者自身的閱讀體驗，魯迅的個人史，或者是近代中國的文化社會史，乃至世界文學史，等等。無論是中學生出色的閱讀感想文，還是文藝批評以至研究論文，都是在某個層面和脈絡中進行深入廣泛閱讀的產物。”得悉潘世圣翻譯《東亞視域下的魯迅言說》書訊，讀到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在中文版序里的這段話，頗為感慨。魯迅研究于我是心靈和情感的需要，也是每年要講授和討論的專業(yè)修為之一。少有史料沉潛和理論鉆探，淺陋如我，只能以札記記述一些感想和思考。

一、 文本、文體與文化

魯迅小說，包括雜文，其根本的價值或者說獨特性，在于古今文化之間的文本創(chuàng)造及文體風格。“中國現(xiàn)代文學”教學研討中，魯迅及其作品的研討是重中之重。研究生教學中，要求對魯迅“棄醫(yī)從文”撰寫的五篇文言論文，特別是《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作重點閱讀。魯迅先生之文人情懷、之浪漫主義個性、之革命精神，充分地灌注于《摩羅詩力說》的行文中，而《文化偏至論》則肇始了魯迅立足人類歷史，審視人類活動的現(xiàn)代性思考。在我安守本分的教學理念里，其實更看重本科的日常教學和課堂研討。每年秋季學期大一新生“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課要講《狂人日記》。《狂人日記》之于理解魯迅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意義和價值，使之始終為學界討論的重要文本，也是一個自覺的現(xiàn)代文學課教師需反復斟酌的教學難點。《狂人日記》是一個經典的文學文本，過于個性化的文本結構和文體特色，有人甚至懷疑魯迅小說的現(xiàn)代性特征。不說魯迅諳熟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的多樣形態(tài)和言語特色，來自西方現(xiàn)代小說的敘述方法和透視內在情感的敘事追求也早已融會于其小說創(chuàng)作的“嘗試”［1］中。尼采、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訶夫等，歐洲近代哲學和19世紀俄羅斯文學，開啟了魯迅文藝批判思想的天窗。進而言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現(xiàn)代派文學思潮也直接影響了魯迅的文筆和思想。有人說，魯迅小說創(chuàng)作的“總頭腦”是《狂人日記》，其反封建禮教和揭示國民性的所有作品皆在此總的框架范圍中生發(fā)并具體而微地演繹滋生。科林伍德在《藝術原理》里分析說：“藝術作品只是服務于一個目的的手段，這個目的就是藝術作品可以使我們享受到的這種絕對的想象經驗。”［2］魯迅的小說就是合啟蒙批判之目的性的“絕對的想象經驗”。這種想象經驗的文本載體和文體特色，自然離不開中華文明本源性文化心理與敘述者個體情感的能動的強力激蕩。

“這種以對象為根據并喚起審美經驗的直接結構內容并不是進一步思考的出發(fā)點，而成為最終和直接的激發(fā)，使審美與日常的思想情感分化開來，同時與對現(xiàn)實的科學反映和研究相區(qū)別。”［3］因此，與學生討論《狂人日記》，首先提醒他們務必重視文言楔子（序）與十三則白話日記（正文）互補的總體結構。

晚清至五四，維新啟蒙的文化嬗變是驚心動魄的內宇宙地震，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精神情感，經歷了尤為沉重復雜的撕裂震蕩。這種嬗變和撕裂有諸多表現(xiàn)，新文學作家的典型文本是一個重要的佐證。胡適之新詩《嘗試集》，幾經刪改，其《自序》中說：“既已自誓將致力于其所謂‘活文學’者，乃刪定其六年以來所為文言之詩詞，寫而存之，遂成此集。名之曰去國集。”堅定地改良文學和嘗試白話詩的先驅者因迷戀古典的抒情表意系統(tǒng)而留存了舊體詩。新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詩人郭沫若之長詩《鳳凰涅槃》，也是以精心校訂的文言小序作為整首詩的鋪墊，雖包涵了超歷史想象的宇宙精神和文化大同思想，卻無法否認其潛意識里的辭章舊習和言語矜持。五四白話新文學“新生”的胞衣帶著文化承傳的血跡，這是文言與白話嬗變的歷史陣痛，不可更改地凝結成《狂人日記》兩相對照的文本結構。胡適“既已自誓將致力于其所謂‘活文學’者”，依然割舍不了自己的歷史尾巴，可見文化的慣性力量多么強大。而狂放的新詩人郭沫若從地主兼營工商業(yè)的小康家庭出來，《鳳凰涅槃》文言之序祭奠久遠的文化傳統(tǒng)，流露出夔門而能跨海留洋者的自得與欣喜。語言和語言的表意系統(tǒng)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密碼符號，蘊涵了極為深沉豐富的典雅精神和美學價值。魯迅出身士大夫官僚地主家庭，其古典文化的精神情感更為沉郁深厚。漢語是中國作家的生命蛋白，因而在否定古久歷史和文化的大荒時代過去之后，汪曾祺、昌耀、張承志、賈平凹、陳忠實、海子、莫言、阿來、石舒清等當代作家和詩人，觸摸到語言藝術的本真時，從不同的角度談到了對漢語的敬畏。

漢語作為中華文明主要載體的根源意義和人文積累在于文言。不少學生反映中學也講《狂人日記》，但不會特別講解文言序。2020年4月10日筆者整理這教學閱讀札記，需引用原文，打開華語網，驚奇地發(fā)現(xiàn)，標注“魯迅《狂人日記》全文”，竟然省略了文言序文。王賀在《“數字人文”取向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 問題與方法》一文中提到，就有學者在一非正式場合，以其主持增補錢谷融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品選》的工作為例，直率地向目前的“數字人文熱”發(fā)出批評：“我再三告誡學生，凡是電子文獻，如能找到‘實物’，一定要以‘實物’核對‘電子文獻’，不要迷信什么‘數字人文’。”［4］這種警惕說明“數字人文”和電子文獻建設還很不成熟，一般讀者漠視文本，直接忽視文本的完整性，已經傷害到專業(yè)的經典閱讀，甚至批評視域。［5］

讓我們來看看這段序言：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xiāng)，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lián)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y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于書名，則本人愈后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此段話的注釋［1］：“本篇最初發(fā)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作者首次采用了‘魯迅’這一筆名。它是我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猛烈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的小說。作者除在本書《自序》中提及它產生的緣由外，又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且介亭雜文二集》）中指出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可以參看。”這是1981年版《魯迅全集》內文的注釋。從1958年10月誕生的第一部附有注釋的十卷本《魯迅全集》開始，注釋魯迅作品的主旨、背景、人物和思想，建構了新中國魯迅的光輝形象，也在對魯迅作品編輯出版的歷史上留下許多值得商榷的問題。其中的微妙和細節(jié)，舉一反三，可以參看董炳月翻譯的藤井省三《〈故鄉(xiāng)〉閱讀史》。《狂人日記》這篇小說的主旨確實是“猛烈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然而，更深的蘊意和思想，特別是魯迅自覺疏離文本的特殊心態(tài)和矛盾情懷，還得從文本的總體結構把握。換句話說，這小說文本的獨特性、經典性，還有文化象征的寓言內涵，皆須重視文言序與“日記”正文之間的結構張力。

文言序交代“狂人日記”出處來歷和“撮錄”目的的同時，有意強調“狂人”痊愈去“候補”。文白對照，第一個文化象征層面是顯豁的，文言代表傳統(tǒng)力量，而白話代表維新啟蒙立場；第二個層面暗示了“明白人”，精神正常的人，身份明確的“我”（文本提供者、建構者，包含了敘述者內在的游弋眼光）習慣用文言的表意系統(tǒng)，而“迫害狂”之類的“荒唐之言”恰恰是白話，也就是日常的生活話語；第三個層面的意義內涵，在互文的矛盾建構中尤為深刻，病愈后的“狂人”“赴某地候補矣”！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狂人日記》注釋［2］說“候補 清代官制，只有官銜而沒有實際職務的中下級官員，由吏部抽簽分發(fā)到某部或某省，聽候委用，稱為候補”［6］。那么文本最后“救救孩子……”啟蒙吶喊的意義何在？由誰承擔？這種意味深長的文本建構，無形中進一步揭示以文言表意系統(tǒng)為載體的傳統(tǒng)文化力量之強大——“狂人”反抗禮教和挑戰(zhàn)家族的精神病，不僅被遏止，而且早已回歸“學而優(yōu)則仕”的正道了。這種文本相互映照的意義，才是魯迅經歷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歷史風云之后的深刻反思，幾近絕望。孫郁說：“魯迅筆下的狂人也是正常人的反向表達”，“魯迅的文字有地獄般的驚恐，是變形的空間的電光之舞，轉動著死滅般的存在”［7］。魯迅明白，封建倫理和禮教思想的強大力量，可以碾壓一切出軌者和反抗者。

吃人的人，狂人，真的人，三位一體，卻又難以完全相互兼容。不是狂人的言語，而是敘述者跳出來的慨嘆和追問：“難見真的人”，“真的人還有嗎？”以“狂人”作為初步覺醒者的形象呼喊“救救孩子”。但這個“狂人”卻在文言序中已經被消解或者說顛覆。文言序與“日記”正文之間的結構張力，令人驚嘆的同時，可也揣想，這也是中國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巨變所造成的文本奇觀。承前啟后，出身士大夫家庭的周氏兄弟是現(xiàn)代文章的大家。魯迅作品自身的文化內涵以及不斷被拓展的閱讀闡釋，已成為超文本存在的文化標本。《狂人日記》是這種文化標本的經典之經典。典雅的文言與強勁的白話對立互補的結構，也說明了《狂人日記》新舊之間文體轉換的歷史特征。典章制度，文章流別，文字構成書面形體，與內涵意義相輔相成，皆生成于歷史的積累。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傳承久遠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文體的高度自覺。中國文化幾千年一脈相承，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人嚴格區(qū)分各種文體及其功能。每一種文體根據功用、格式和要求，寫法有別，倫理有別。詩書禮易春秋，文章乃文人士子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領。諸子散文和史傳散文，奠定了中國古代文體的深厚淵藪。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分門別類，至明清尤甚。

當然，中國古代主要是文章分類之文體，注重文章功用倫理和形式類別，也特別注重和區(qū)分文筆雅俗。五四“文學革命”形成新的現(xiàn)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內涵。傳統(tǒng)文學以詩文為正宗，詩以言志，文以載道。文乃文章之總稱，功用倫理和形式要求之上，儒家為主體的文人之文重點在于修齊治平的道德、學術和思想等宗旨。崇古而成文苑風流，主體個性顯現(xiàn)的文體風格濫觴于魏晉風度，而文章風格的個性化藝術追求，修大道而煉性情，則總于唐宋八大家的歷史廣大和集大成，漫漶明清數百年。五四以降，應用之文逐步與文學之文區(qū)分疏離，統(tǒng)攝文章學術之大文學概念逐步被文學藝術之“純文學”概念所取代，且形成了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等文學文體區(qū)分及其批評話語系統(tǒng)。

那么，《狂人日記》介于傳統(tǒng)文體學與現(xiàn)代小說敘事學轉換交點上，顯現(xiàn)了怎樣的文體特色呢？

文藝理論批評的文體，包含了上述的歷史內涵，首先是文章文體和文學文體遞延嬗變的范疇界定。其次，文體是流派論審美關照的方面之一，尤其是中國散文（古今貫通的文學分類的散文）的敘事和抒情，更是不斷充實著文體風格和流派特色等學術內涵。當然，文體論的歷史積淀和當代語境的理論生發(fā)，又多借以批評作家個性化語言為核心的文體風格。如果借助20世紀90年代語言學轉向的形式主義批評理論，每一個獨立存在的文本具備其獨特的文體形態(tài)和意義內涵，自然也就形成了各自區(qū)別于他者的文本特色和文體風格。中國文化歷來崇文重道，文體的外在形態(tài)、結構與內在的意義、思想等務必自然渾融。因而一個作家文體的獨特性，可能在普遍的意義和要求之上，自會彰顯作者精神、思想和情感的個性特質，必然綜合顯現(xiàn)為文本的藝術特色。魯迅精研中國古典小說之語言和敘事，形成《吶喊》《彷徨》中簡潔而傳神的語體風格，而具體到白描、皴染，映襯、草蛇灰線等藝術手法及得心應手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看似平淡的小說敘事文本因此而具有了可以反復被細讀的藝術張力。同時，魯迅小說又得益于西洋文學精神之涵養(yǎng)，注重人物心理情感的暗示，直面人的生存處境，特別注重場景的暗示與烘托。魯迅每一篇小說的文體結構和敘述方式都是不一樣的，顯示了文體家的藝術才華和追求。

讀書是歲月和生命的守望，進入魯迅文本的閱讀是一種生命內在的跋涉。20世紀90年代，問學長安，閻慶生先生給我們細讀魯迅作品的理論基礎，而李繼凱先生則開闊了討論魯迅的人學視野。筆者以此為起點，努力在錢理群魯迅研究的性情化和王富仁魯迅研究的思想性之間探尋思考，沉浸于更多的學術閱讀和參照。21世紀初，又跟隨朱文華、陳鳴樹等滬上名家研修，在完成《晚清與魯迅思想文化個性》博士論文寫作的艱難過程中，進一步體會到《狂人日記》等魯迅文本的文化意義。尼采以來近代形而上哲學批判揭穿宗教專制的思想迷霧，文化回歸精神本質是個體體會人類歷史的心靈想象。簡言之，自魏晉文人張揚與時代悖反的個體性情以來，綿延不絕的精神自嘲和歷史反諷的文化精神，激蕩文人心志。真正的文化狂人是精神的存在，潛流入海，成就了魯迅及其《狂人日記》，包括以此為“頭腦”的所有啟蒙批判的文學作品。歷來文人始終在政治倫理規(guī)訓和文化自足完善之間尋求精神空間，而文學（藝術）存在的意義自然更傾向于在個性和專制之間尋求審美自由。二十四史與稗官類書之間的海量閱讀，形成魯迅小說與雜文極豐茂多元的文化品格。因此，魯迅的小說是文化小說，或者說是文人小說，區(qū)別于一般作家小說大眾化的敘事立場，超越了描摹生活的一般情感。特別是《狂人日記》日記體文本的再創(chuàng)造，文化批判的啟蒙吶喊，從一開始將自己的“小說”區(qū)別于他人的文本或“故事”。從某種意義上說，《狂人日記》大膽的揭露和冷峻的批判，超越作家自我的特別矜持而成為五四新文化啟蒙思想的宣言書。“總的頭腦”，不僅是思想的獨異，更在于文學語言的戛戛獨造，數千年古國歷史敘事語言，詩性語言，哲學語言，心理學和病理學維度的科學語言，語言的暗示性和象征色彩，等等，不一而足。最后還須強調一點，魯迅小說文本始終貫穿了文化哲學批判的理性精神和現(xiàn)代主義人性批判的多重力量。“在托爾斯泰和諸多西洋文學家的思想的參照里，魯迅不是講什么是人道的文學，而是指陳什么是非人道的遺存。對非人的存在的攻擊，才是那一代人題中應有之意。”［8］換句話說，魯迅以《狂人日記》為濫觴的五四新小說是古今文體貫通的藝術形式的再創(chuàng)造，更是東西文化大背景上文學觀念嬗變與語言學理論溝通交融的文學書寫，思想情感幽深而文體風格卓異。

二、 思想、情感和精神

對于魯迅思想、情感及個性精神的理解，不可孤立地審視，須總體性關照，而三者尤為特出而集中顯現(xiàn)的文本，筆者認為是《吶喊·自序》。精神界戰(zhàn)士的人生選擇、啟蒙追求和情感思想，首先郁勃成熟于日本留學期間“棄醫(yī)從文”后的讀寫翻譯，自足完滿于《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等文言論文的撰述。魯迅思想感性顯現(xiàn)和現(xiàn)實批判的審美涅槃，卻是機緣巧合的五四思想啟蒙要求下的小說藝術創(chuàng)制中完成的。魯迅創(chuàng)作的小說不多，收了三個集子，總共33篇（有研究者將文言小說《懷舊》亦計算在內，那就是34篇）。但每一篇皆可精讀細讀。譬如郜元寶先生新近對《兄弟》的解讀［9］，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教學中，《吶喊》和《彷徨》兩個自選集是特別要求學生細讀的重要內容［10］。而真要讀懂或者說進入魯迅小說文本的結構、歷史語境和情感思想，顯然關聯(lián)這兩部小說集寫作背景的《吶喊·自序》尤為關鍵。《吶喊·自序》偏偏是不像小說的小說敘事，不是自傳的自我精神的真實考量。此文“敘事”真實而飽滿，“考量”精微而深邃，成了魯迅清算自己人生體驗、思想養(yǎng)成和情感世界的重要文獻。《狂人日記》里歷史超驗的質疑現(xiàn)實和自我批判的理性精神，在《吶喊·自序》進一步得到闡發(fā)：“在我自己，本以為現(xiàn)在是已經并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于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從魯迅“棄醫(yī)從文”思想發(fā)展的心路歷程來說，《吶喊·自序》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不能說魯迅思想有三次變化，但因時代和環(huán)境的遇合影響，確實經歷了三次自我反省、自覺選擇。最重要的自然是晚清維新啟蒙思潮中，介于科學救國和革命情懷之間反省而選擇“棄醫(yī)從文”。第二次，辛亥革命之后政治黑暗和民主革命起伏的動蕩中，思想啟蒙再次興起，加入《新青年》陣營而選擇建設“新文化”。第三次，1928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南京成立，新的軍閥專制導致民主革命論爭的嚴酷情境下，定居上海、加入“左聯(lián)”而選擇了民主革命的批判立場。康梁變法，譚嗣同就義，辛亥革命，秋瑾犧牲，近代以來家國憂患刺激震撼著每一個優(yōu)秀的華夏兒女，魯迅人生追求與時代遇合，文化啟蒙和民主革命的思想始終貫穿于他的文學活動。借用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史上占據重要位置的研究成果來說，《吶喊》《彷徨》等二十多篇小說成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鏡子。從文學形式和內容的根本意義和審美創(chuàng)造來說：“內容和形式——在我們前面所規(guī)定的雙重意義上，明確地表現(xiàn)著自我意識的展開過程。這種自我意識的展開只是在以下條件中才有可能，即它創(chuàng)造一個對象世界，此世界成為人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不是異己的力量，這個世界表達了獨立于人存在的現(xiàn)實的本質，同時又是由人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與他的本質相適應的宇宙。”［11］《吶喊·自序》是呼應《狂人日記》，進而與《吶喊》《彷徨》其他小說構成了一個魯迅的審美批判的對象世界。

文學借助語言創(chuàng)造意義世界，“語言是可以撕裂精神之維的，形象的塑造能夠直抵精神的本質”［12］。因此，毋庸諱言，精神界戰(zhàn)士是自我批判和反封建的文化戰(zhàn)士，也是反抗現(xiàn)實和贊同社會革命的民主斗士。承前啟后，這種基于個性主義維新思想的精神和情感嬗變，尤其是與民族憂患與時代抗爭無法剝離的啟蒙情結和反抗精神，在《吶喊·自序》冷峻的自我剖析中有了特別的集中呈現(xiàn)。

此序在個人人生經歷和思想情感發(fā)展的敘述回顧中，特別說明《狂人日記》產生的情景，那就是《新青年》輪流編輯錢玄同（林紓小說《荊生》以“金心異”影射）不斷鼓勵的結果：“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這篇回憶記述之文，是在投出《社戲》、編定《吶喊》之時，記于北京，不僅交代了《吶喊》創(chuàng)作的思想由來，而且也開啟了“彷徨”的敘事情感。

《吶喊》的由來，“彷徨”的情感，自會交織顯現(xiàn)一位受新學思想影響棄醫(yī)從文而參與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界戰(zhàn)士一貫的情志立場。魯迅自南京求學接觸新學，新舊之間掘進或堅守的始終是啟蒙思想。而其情感以深刻的家國情懷為基調，始于1902年斷發(fā)明志慨而慷的《自題小像》：“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1931年柔石被捕后，魯迅重寫《自題小像》時說：“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寫之，時辛未二月十六日也。”其實，為啟蒙文學家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縱觀一生，黑暗的壓力越大，魯迅的反抗精神越是決絕而堅韌：

無題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中國舊體“無題”詩，自有傳統(tǒng)，可以題寫于亭臺樓閣、山水名勝。文人情志，“無題”面對的是自己內心，亦可面向廣大的宇宙。然而詩人吟成詩句，低眉想來，發(fā)現(xiàn)卻無處可題寫（發(fā)表），只有月光如水，照著“黑衣人”［13］。了解了魯迅寫這首詩時血雨腥風、家國飄搖的現(xiàn)實背景，我們就會更深地體會和理解魯迅的悲憤之情。這種情感、思想和精神更加涵蘊的記寫，是與同樣具有文人氣息的新文學作家郁達夫交往中醞釀而成的《自嘲》一詩：“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管他冬夏與春秋。”1932年魯迅寫的這首詩，廣為傳誦。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魯迅具有博大的胸懷和詩人情志，但性格剛毅冷峻，“氣魄深沉雄大”，具有越地人強烈的復仇精神。

因此，魯迅的文學創(chuàng)作蘊藉了詩人的情感和思想，凝結著民族的意志、性格、氣魄，也記載了個體的痛苦、血淚和不屈。《吶喊·自序》以獨特的沉郁筆調回憶年輕時候的夢和世間冷暖，從中可以深切體會魯迅個人的遭際印證的近代以來家國民族的屈辱和憂患。簡凈的文字映照銘感的心靈，士大夫家庭的文化情懷和個性精神是辯證統(tǒng)一的。追溯魯迅思想和精神戛戛獨異的人生歷程及情感基礎，有人批評認為：“魯迅原初的家國情、英雄懷、鐵血心，高潔的生活之趣又呈現(xiàn)出魯迅本有的生活味、芳潔志、余裕心。這種生命底色實則是作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的魯迅發(fā)出‘至誠之聲’‘溫煦之聲’的原初生命勢能。”［14］這篇自序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偏重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啟蒙選擇，下部重點交代《吶喊》創(chuàng)作的背景和過程，也就是參加《新青年》編輯部的緣由和思想。全篇文字在鐵屋子的比喻和耳熟能詳的警句之外，貴在魯迅直面文化啟蒙者難以驅除的“寂寞”。文筆情感之悲郁充沛，個性化語言風格之凝練，還有深刻的生命體驗和真摯的自我解剖，使《吶喊·自序》成為研究魯迅思想、情感和個性精神最重要的文獻。《吶喊·自序》與《狂人日記》前后呼應，“狂人”撕裂了封建文化吃人的本質，“自序”剖析了啟蒙者自己內心的苦悶，發(fā)出悲憤絕望的吶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特別是《吶喊·自序》，理性批判和悲郁情感交融，以蘊藉的或者說具有象征色彩的個性化語言傳達了魯迅深邃的反封建思想和堅毅的新文化啟蒙立場。其實，魯迅根本思想形成于晚清留日期間，詩文互征，前后一貫，這就是從《摩羅詩力說》而來的精神界戰(zhàn)士的真正追求。

注釋：

［1］筆者在文學史的教學中，為了授課討論的便利，將新文學第一個十年劃分為“倡導嘗試時期（1917—1920）”和“文學社團時期（1921—1926）”。但開風氣不為師，1917年《新青年》雜志同人陳獨秀、胡適、周作人、李大釗等開始倡導“文學革命”，以胡適《嘗試集》為代表，很快出現(xiàn)了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魯迅、葉圣陶、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田壽昌、冰心、王統(tǒng)照、許地山等新文學作家最初的創(chuàng)作，而魯迅《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小說作品的文學史意義日益彰顯，毋庸置疑。

［2］轉引自《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第一卷“世紀初的新聲”，張德興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頁。

［3］［11］［匈］盧卡奇： 《審美特性》，徐恒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頁、第184—185頁。

［4］王賀： 《數字人文”取向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 問題與方法》，《文藝理論與批評》2010年02期。

［5］2020年1月8日，筆者批閱2019級漢語言文學專業(yè)“中國現(xiàn)代文學（I）”試卷，發(fā)現(xiàn)學生備考的材料大多來自網絡。其中重點考察題是賞析徐志摩《雪花的快樂》，形成一篇不少于一千五百字的評論文章。試卷還專門提供了這首詩。但相當一部分學生幾乎無視詩歌文本的存在，各種網絡“答案”替代了直面作品的分析。其實，更為可怕的，近年來專業(yè)課堂上討論作家作品，不少同學缺乏讀作品的自覺意識。難得發(fā)言，留神一聽，所謂議論的見識來自網絡瀏覽。更為機靈的，現(xiàn)場搜索，發(fā)揮起來振振有詞。閱卷之余，我立足這首詩版本排版和作品細讀寫了賞析的長文，班級群里與學生交流，但安心讀我長文的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而其他同學假裝沒看見。這也是我整理魯迅小說閱讀教學札記的初衷。不是說拒絕網絡，拒絕“數字人文”建設，同樣借助王賀的批評：“我們需要在具體的實踐中，探索怎樣才能在避免‘技術崇拜’‘圖像謬誤’‘數字陷阱’與‘白色噪音’內容生產（網絡上必然存在的大量過時的、無聊的、低質量的內容）的前提下，通過數據、地圖、表格的繪制和各種圖形設計界面（GUI）、數字化形式的設計，以及進一步的文字解讀，拓寬人類的認知疆界（使科學與人文深度融合），提升我們的數字讀寫能力（digitalliteracy），發(fā)展出更具批判性和思辨性的思想視野，回應傳統(tǒng)人文學術的關懷并對其作出經得起反復討論、批判的理論貢獻（這一發(fā)展方向也被稱為“批判性數字人文”）。而這些目標無疑還需要我們今后長期的探索與思考。”

［6］此注釋之外，魯迅作品的引文，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魯迅全集》為準。

［7］［8］［12］孫郁： 《魯迅與俄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頁、第226頁、第7頁。

［9］郜元寶： 《〈兄弟〉二重暗諷結構——兼論讀懂小說之條件》，《文學評論》2019年6期。

［10］《故事新編》涉及的文本和文體問題，更為復雜。因此，只要求細讀《鑄劍》。打破對古人和歷史的迷信，揭示本真的情態(tài)，“沒有將古人寫得太死”。《補天》是首先打破神話的禁忌和求仙的迷信，與“五四”思想革命破壞一切權威和偶像的“將令”一致。《奔月》里后羿和妻子嫦娥，美人殘照、英雄潦倒，妻子出奔、神話破滅。可說也是借鑒了傳說故事而成反諷和戲謔的新劇，嘻哈現(xiàn)實和顛覆莊嚴的意味。《理水》嘲諷學者、政客和一切唯利是圖者，治理災難，投機取巧，各有表演。堯舜禹者，人蟲而已，也是上下共謀，權威天下。上行下效，阿諛粉飾，自然好一派圣世太平景象。這是直接諷刺當局亂象和現(xiàn)實黑暗了。《采薇》嘲諷懦弱者的意義非常顯豁，伯夷叔齊懦弱卑怯，孔乙己都難及其迂腐。《出關》直接嘲諷老子等“為而不爭”、消極避世，而于現(xiàn)實毫無意義。《非攻》肯定了墨子等求實踐行的品質和智慧，卻反諷庸眾，實為說明墨子等無法真正改變現(xiàn)實的窘況和思想局限。《起死》對話情景劇，反諷虛無主義者莊子等言實不符，碰到現(xiàn)實偽飾逃避而已。

［13］“黑衣人”是魯迅歷史題材小說《鑄劍》塑造的經典形象。王瑤解讀《故事新編》說：“黑衣人不惜獻身來堅決復仇的堅強剛毅的精神以及他同青年眉間尺的關系，而他的名字‘宴之敖者’恰好又是魯迅用過的筆名……精神的某些方面與小說作者的聯(lián)系，不能不感到魯迅經歷和心情在作品中的投影。”魯迅悲郁決絕的復仇精神，在《女吊》和紀念秋瑾等不止一次強調的“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xiāng)”一語原出自明末王思任致馬士英的信。明弘光元年（1645）清兵破南京，宰相馬士英逃往浙江，山陰王思任寫信責罵說：“叛兵至則束手無措，強敵來則縮頸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也。”可見魯迅冷峻剛毅的性格特征和復仇精神。

［14］陳彩林： 《“戛劍生”： 通向精神界之戰(zhàn)士的生命底色》，《理論月刊》2016年6期。

三、 悲憫、批判和詩意

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這一問題，不僅僅是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專家、學者和許多讀者長期思考的問題，可能也是令許多不大喜歡魯迅的人頭疼的問題。魯迅作品不僅蘊涵著魯迅的思想、情感和個性，而且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政治和民族精神感性顯現(xiàn)的批判性存在。汪暉《歷史的“中間物”與魯迅小說的精神特征》一文中認為： 魯迅把自己看作是“在轉變中”或“在進化的鏈子上”的歷史“中間物”，“魯迅的自喻卻是一種深刻的自我反觀，歷史的使命感和悲劇性的自我意識，對人類無窮發(fā)展的最為透徹的理解與對自身命運的難以遏制的悲觀相互交織。”“魯迅小說不僅是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這一外部世界情境的認識論映象，而且也是魯迅這一具體個體心理過程的總和或全部精神史的表現(xiàn)。”［1］魯迅小說和雜文主要是現(xiàn)實批判和文明批判，而深刻的悲憫情懷構成其內在的肌理。考量和細讀文本，《吶喊》《彷徨》超越了啟蒙批判和人道悲憫的更深厚的力量，卻來自錢谷融先生所說的魯迅小說的詩意或者說詩意蘊藉。

文化批判與現(xiàn)代性啟蒙是新的意義闡釋。文學審美批判的“意義系統(tǒng)闡釋最終卻凝聚為一種境界（意境），它空靈無常地隨從人意緒寄托呈現(xiàn)于各種生活情境中，只是在藝術品中，意義世界才獲得了穩(wěn)定持存的呈現(xiàn)，因此，在闡釋并生成意義世界的活動中，藝術與審美享有特殊的地位。”［2］從五四文學啟蒙批判的意義上說，人性的扭曲或者說國民劣根性，在魯迅不是簡單地同情弱者。《故鄉(xiāng)》里閏土與“我”之間友誼的真摯和生分，皆是真實的，特別是閏土所要的草木灰和香爐，恰恰說明了勤苦農民土里刨食的卑微和迷信，尤其是草木灰里攜帶碗碟，更是藝術和生活的雙重真實。既親近又生疏的關系，貧與富之間的差距，完全可以悄悄夾帶幾個生活用具。這基本的生活用具在富有者倒也平常，但在閏土一家卻極為缺乏。基于農本鄉(xiāng)土社會，一般農民會有保守本分誠實的品質，但從富有的人家，特別是還有點淵源關系，順手牽羊拿幾個碗碟，卻在情理之中。魯迅誕辰百年，春寒料峭，王瑤先生解讀《故事新編》［3］，精彩紛呈，但今天讀來卻無法完全首肯。魯迅筆下絕端的復仇者宴之敖者（黑衣人）幾乎變成了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英雄形象，而必然映射現(xiàn)實的幾篇收集前未發(fā)表的作品，卻又小心地回避其犀利的現(xiàn)實嘲諷的意義。不知是為了呵護魯迅的絕端正確的形象還是歷經劫難心有余悸。首先，《故鄉(xiāng)》是以離開故鄉(xiāng)的哀傷情調為基調，其次是浙東鄉(xiāng)村景色的文學描繪，重要的內涵是農民生活的狀況，其情感的復雜和悲憫的深刻……游離故鄉(xiāng)的情調自然得到新興知識階級的“共鳴”［4］，而鄉(xiāng)土描寫的藝術實踐影響了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鄉(xiāng)土小說”的勃興，但該小說文本主旨在于啟蒙視域中深層的國民性批判和人的精神悲憫。

魯迅參與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批判小說，以發(fā)表于《新青年》之《狂人日記》為發(fā)軔，這篇作品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小說藝術批判的良好開端。魯迅小說創(chuàng)作立足人文批判的新文化建設立場，在繼承和借鑒中外古今的優(yōu)秀文學傳統(tǒng)的基礎上，大膽的藝術創(chuàng)新形成了鮮明的個人風格和文體特色，亦包含文明批判和現(xiàn)實批判的深邃思想。這種思想包涵哪些方面呢？首先，從南京求學開始，逐步認同維新啟蒙思想，《新民叢報》和《新小說》的閱讀是開端，還有嚴復、林紓等人不同方面的影響。其次，維新的思想還包括科學思想，這是留學日本選擇學醫(yī)的初衷所在，另一方面印證于周氏兄弟早期科幻小說翻譯。年輕魯迅也大量接觸民族民主革命言論，求學章太炎門下，接觸了秋瑾等晚清革命者，早年加入光復會。于魯迅，維新啟蒙與民主革命并不矛盾，科學思想更是支配了其現(xiàn)代性批判的基本立場。這自然產生了對包括中醫(yī)、諸子思想等傳統(tǒng)文化某些比較激烈的批評和質疑，譬如20世紀30年代收入《朝花夕拾》有關父親的回憶文章和《故事新編》里嘲諷先賢先哲的篇章。當然，“棄醫(yī)從文”之前是多方面吸納維新思想，而之后則是文化反思與歷史批判更自覺的追求和揚棄。這種文化反思與歷史批判的否認、揚棄和反思，在魯迅是非常艱難的自我救贖，甚至是終身的矛盾和掙扎。從晚清的渴求“新生”至五四決絕的“吶喊”，魯迅向內的反噬逐步形成自我剖析的個性主義思想，同時啟蒙吶喊的外在肯定又離不開自由平等的人道主義思想。“讀者是更容易進入詩人和文學家所創(chuàng)造的藝術情景中的人，是僅僅借助于文學語言便可以領略到文學作品的人性美與藝術美的人。”［5］

這種文本的藝術力量，首先是魯迅的語言。文學本質上是審美的情感與語言的呈現(xiàn)。閱讀魯迅，語言就是情感。其次，魯迅筆下的人物，最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和農民，還有女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農民是魯迅國民性揭示和批判的極為重要的承載者，阿Q是藝術化創(chuàng)造的國民劣根性的精神象征，閏土與“故鄉(xiāng)”和祥林嫂與“魯鎮(zhèn)”之間投射的情感更為復雜。女性是魯迅揭示封建倫理思想殘害人性本真的藝術關照對象，《明天》《離婚》《祝福》里對女性生存困境的描繪建立在自由平等的人道主義同情考量之上，卻又無法直面現(xiàn)實的悲苦和絕望。知識分子啟蒙的象征人物是《狂人日記》里的狂人，穿越在新舊之間。嚴家炎肯定魯迅思想為主題的復調小說，源自自我剖析的個性主義精神，藝術精微至高境界是隱約之間看見自己的前世。《孔乙己》里埋藏著參加過最后一撥科舉考試的士大夫家庭士子周氏兄弟的前世魂魄。而今生呢？《傷逝》是自我懺悔的悲憤抒情，精神與情感的病像來自剛剛過去的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學啟蒙。《祝福》里逃離魯鎮(zhèn)的“我”還是模糊的新學思想的傳播者，到了《在酒樓上》《高老夫子》《孤獨者》，“我”之另一重真實面目出現(xiàn)。當然，魯迅所有文本的情感力量，“意義系統(tǒng)闡釋最終卻凝聚為一種境界（意境）”，那還是在于高超的敘事手法與敘事藝術。正如前文簡述的，情感的悲郁深摯，敘述視角的獨特，簡潔的語言和白描手法，象征與心靈寫實相結合的藝術精神和思想追求，以及風格迥異的文體特色等。魯迅小說語言和語言的敘述，形成了獨特的敘事力量。

文學閱讀包括作品細讀或文字的理解，需要體貼入微的感受，但最終的批評分析不能停留于細枝末節(jié)上。《故鄉(xiāng)》蒼黃蕭索的景色里“我”的悲涼，內心情感與人生況味交織為莫名的寥落情緒，感染了文字。與故鄉(xiāng)的人情隔膜，特別是與少時伙伴之間的精神隔膜，對于作者或者說敘述者皆是一種悲憫。“我”是悲哀的出發(fā)點，辛苦麻木生活的閏土亦是同情的對象，所以這悲哀包含了對自己和閏土，還有對下一輩人的悲憫和關懷。“也不愿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這是明顯的引申開來的更廣泛的人的存在和生存的悲憫關照。文學的審美批評和同情，在創(chuàng)作主體是高于一切生活情感的生命認同。如《藥》情調陰冷的敘述中完成對華夏兒女命運的傷悼，而且是從撕裂兩位母親的內心孤苦和悲傷而形成文本多重結構和意義。

同樣是揭示大眾愚昧和國民劣根性的批判，《故鄉(xiāng)》比之于《孔乙己》《藥》《明天》《風波》等，情感還是有所舒緩。因為描寫多了些故鄉(xiāng)人事的牽絆，其鄉(xiāng)土情懷與國民性批判糾葛在一起，敘事情感就有有意疏離的矜持和復雜。從敘述者深層的情感傾向來說，魯迅對故鄉(xiāng)的情感與他所有的文字顯現(xiàn)一樣，冷峻深處還是超越實際人事的溫情悲傷。這種蘊含“故鄉(xiāng)”溫情的撩撥，從《社戲》起始更“轉成離奇和雜蕪的文章”建構，是1926年完成的《朝花夕拾》。不僅僅是《狂人日記》遙夜深思的憂憤深廣，魯迅有意為之的文本背后大多是寂寞與黑暗壓得靈魂不得安寧的吐納，卻依然蘊含堅持啟蒙立場而形成的隱憂孤獨的個性主義思想和情感。魯迅天性冷峻，少小遭遇家庭變故，逃異地走異路，中年后又兄弟失和，生命長期處于風雨飄搖的亂世，但魯迅始終在悲郁孤憤的情感抑制中著文行事，人前很少張皇。

再回過來看《故鄉(xiāng)》，沉郁悲憫的敘述里更多對未來和后輩的期望：“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魯迅之所以深刻的原因，不是簡單地揭示批判他者的張狂，而是撕裂自己內心和情感的剖析中同情所有的生命存在，特別是如閏土這樣的勤苦勞作者。“現(xiàn)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遠罷了。”在深切的同情中考量閏土也思考自己的“悲涼”。魯迅直面閏土等人生活的真實情感，也流露了遠離故鄉(xiāng)的傷感落寞，不無抑郁和痛惜，但在希望渺茫的悲苦體驗中卻依然執(zhí)著于生的掙扎，所以有了最后一段的想象和議論：“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種蘊藉深厚的悲憫情懷，不正是錢谷融先生所說的魯迅作品的詩意嗎？回頭細讀母親議論閏土和楊二嫂的文字，其實也就是離開故鄉(xiāng)的母親和成年的兒子之間的議論（話題）。母親話語里滿是對窮困鄉(xiāng)親溫和感傷的同情，甚而有點調侃的愉快（也是寬解神情落寞的老大兒子）。我“并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怎又牽掛想起閏土了呢？欲說還休，自然是感慨與聯(lián)想無法止住，就有了不少批評者所說的小說過多議論的尾巴。這是情感無法抑制的神思飛揚。迅哥對閏土，特別是對于宏兒和水生，也是魯迅深心有說不清楚的哀傷悲痛，但依然存了美好的同情。正是美好同情“心境”才導致《故鄉(xiāng)》結尾魯迅關于希望和路的妙論。

魯迅筆下從來沒有絕對的肯定和簡單的否定，而是多重眼光的批判、反省和心理審視。魯迅文本涉及的人物形象，沒有一個是大家習慣了的俗白的“好人”，包括他自己情感矛盾和思想黑暗的解剖。魯迅小說里對每個人物是深切的悲憫同情，但這種悲憫同情恰恰是啟蒙的批判，是對人的存在的理性關照，是對人性卑劣的醫(yī)學解剖。因而，魯迅小說擅于勾畫眼睛和靈魂，其文藝啟蒙的自覺是思想性與藝術性高度契合的文化批判，而不是單純的“故事”層面的敘述和典型的“人物”性格層面的刻畫。

另外，魯迅對“故鄉(xiāng)”的情感，也不能從一個文本孤立地來關照。《社戲》蘊含溫煦情感氣息外，《孤獨者》《在酒樓上》，包括《祝福》描寫的魯鎮(zhèn)，更具生命內化的體驗，而且是啟蒙批判的自我剖析。溫情悲郁，情致深藏的，還有《朝花夕拾》里一系列回憶性的文章。魯迅小說和散文的江南氣息非常濃厚，而且就是浙東歷史風物和紹興魯鎮(zhèn)生活的審美批判的藝術化呈現(xiàn)。

《社戲》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最能體現(xiàn)魯迅關于故鄉(xiāng)和童年生活的晴朗心境。收于《吶喊》里的《社戲》，更像一篇主題為“故鄉(xiāng)”的小說，而《故鄉(xiāng)》或許可以名之為“搬家”。魯迅——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浙江紹興新臺門周家一枝，從“故鄉(xiāng)”連根拔起，搬到北方，雖然是京都。猶如周作人后來散文里抱怨：“我在北京彷惶了十年，終未曾吃到好點心”。那么此時舉家北上的魯迅呢？憂傷灰暗心情和對未來的忐忑隱憂，彌漫浸潤在《故鄉(xiāng)》的字里行間。魯迅是長子，為了將紹興的母親與家人遷至北京，1919年2月至7月間，魯迅四處奔走，選定了八道灣11號。11月21日魯迅與周作人等搬進八道灣，魯迅12月南下，回紹興接母親和朱安等，12月29日到北京［6］。網上有中學《故鄉(xiāng)》教學導入語： 1919年12月，魯迅從北京回故鄉(xiāng)紹興搬家，親眼看到離別多年的故鄉(xiāng)破敗不堪，農民生活十分窮困。百感交集，思緒萬千，一年后便以這段經歷為素材，寫下了這篇小說《故鄉(xiāng)》。魯迅個性敏感要強，離愁別緒，《故鄉(xiāng)》情調壓抑。這種感傷壓抑的故鄉(xiāng)情懷，在《祝福》《孤獨者》《在酒樓上》，還有哀傷范愛農的散文和舊體詩里，多有滲透。悲郁而深摯的故鄉(xiāng)情懷縈繞心底而無法自拔，年歲世事不平靜的1926年，故鄉(xiāng)的回憶出現(xiàn)在魯迅筆下，十篇回憶文章次第發(fā)表于《莽原》，收入《朝花夕拾》。大多為讀者熟知，里面記載了他很多很多的童年、少年、成年之后的事情。第一篇《狗·鼠·貓》從收入《吶喊》里的《兔和貓》說起，冷嘲熱諷，卻最后落到老屋，落到祖母，引出長媽媽。第二篇自然接著往下回憶，《阿長與〈山海經〉》……阿長之命名，可以與阿Q比照，魯迅文藝創(chuàng)作的深心和摯愛，可見端倪。有意為之《朝花夕拾》，是魯迅自選集最完善的版本，不僅有《小引》作序，還有很長的《后記》。情不自禁，意猶未盡……魯迅說，不上四十歲，別來讀我的文章。確實，魯迅愛故鄉(xiāng)，愛阿Q，愛祥林嫂，愛孔乙己，愛范愛農，愛長媽媽，這種愛與人生體驗的錐心之痛，軟埋于冷峻敘述和白描語言，還經常出之于以自我否定的冷嘲熱諷。

魯迅反思歷史，批判現(xiàn)實而陷入寂寞和孤獨的生命意識，包括孤獨掩埋的深層情感，需要別樣的體驗去靜默省察。史鐵生《我與地壇》中寫道：“在滿園彌漫的沉靜光芒中，一個人更容易看到時間，并看到自己的影子。”曲徑通幽，身體致殘而痛苦孤獨抵達生命本我時，史鐵生與先輩魯迅一樣閱讀尼采，包括哲學經典和宗教教義。“尼采、玻兒、老子、愛因斯坦、歌德……他們既知虛無之苦，又懂得怎樣應對一條永無終止的路。”因而生命絕望的閱讀，啟迪心智，獲得大圓滿的情懷：“某種看不見卻要你信的東西，在那兒期待著你！期待著人不要在魔障般的紅塵中輸掉了靈魂。”［7］這種看不見卻要你信的東西，就是魯迅堅守的啟蒙，還有人道主義悲憫的大情懷，自然也是一個人冷卻到極端的愛的信念……無情揭露和批判的深層里悲憫每一個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虛妄。也許這就是錢谷融所特別指出的契訶夫和魯迅短篇小說深蘊的“詩意”：

法捷耶夫曾稱贊魯迅是寫短篇小說的能手。短篇小說，就世界范圍內講，寫得好的很不少，莫泊桑、契訶夫和·亨利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從藝術價值講，當然契訶夫要高出于莫泊桑和奧·亨利很多。盡管后面這兩個人技巧嫻熟，在描繪和謀篇布局的能力上，有超過契訶夫的地方，但從整個作品的藝術價值來看，就遠遠比不上契訶夫。我們總覺得這兩個人的作品中缺少一點東西，缺少詩意。藝術總要能給人以精神上的愉悅，要能提高人的心靈境界，給人以美的享受，這就要求它要有一種詩的意境，要有美。而莫泊桑和奧·亨利的作品，就常常缺乏這種東西。魯迅的作品沒有契訶夫多，但質量決不低于契訶夫，從所達到的思想高度來說，甚至有超過契訶夫的地方。魯迅的小說有很濃郁的詩意，如《故鄉(xiāng)》《孔乙己》《在酒樓上》《傷逝》等等，讀過以后，心情總是很難平靜，社會的黑暗、腐敗，人們生活的艱難和心靈的苦痛，深深地激動著你，要引起你對人生、對真理的深沉的思索，要促使你對人民的前途和出路，去進行堅持不懈的探求。這樣一種藝術力量，不是任何作品都能具有的，只有真正的藝術作品才能具有，而魯迅的小說就是這樣的真正的藝術作品。

錢谷融進一步概括認為，魯迅的小說，乃至魯迅的整個精神，是革命的愛國主義，戰(zhàn)斗的人道主義和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三者的辯證統(tǒng)一。換句話說，魯迅藝術批判的視域是一個立體的開放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包括中國文化的歷史維度、人性揭示的現(xiàn)代性維度，加上西方科學理性和近代以來中國民主革命指向中國現(xiàn)實的向度，交叉互補而形成立體的審視系統(tǒng)。而這一切扭結于國民性這一核心理念——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必然積淀于當下所有中國人的存在，或是國民共同的經驗或是個體的顯現(xiàn)。共性是歷史文化中中國人的共性，更會顯現(xiàn)于個體的中國人言行及其精神、情感和思想。魯迅小說是在中國人共性的卑劣中塑造個體的象征形象，又通過個體的人物撕開或者說照亮透視描繪中國人總體的生存境況。因此，勤勞能干的祥林嫂是死在魯鎮(zhèn)喜慶的祝福氛圍里的孽種，最后沒有人待見祥林嫂，“我”也無法直面追問地獄和靈魂的祥林嫂。同樣，孔乙己是出現(xiàn)在咸亨酒店的聚焦人物，映射了形形色色的眼光和人物，勾勒出良善的孔乙己窮困潦倒至死的生存環(huán)境。“孤獨者”魏連殳只有回到故鄉(xiāng)親友聚集的喪禮上才會更加孤獨而絕望，深夜發(fā)出像狼一樣的嚎叫。具體到魯迅的藝術精神，生命本真的浪漫情懷非常濃厚，而且其創(chuàng)作中文化批判的象征主義與細節(jié)真實的現(xiàn)實主義品格交相輝映。《狂人日記》極具文本象征色彩，模擬狂人口吻的語言恰恰變成了詩意想象和象征隱喻的舞蹈；而國民性批判的藝術典型阿Q，幾乎可以看作東西方文化混搭的后現(xiàn)代抽象畫。揣摩此形象，從現(xiàn)實主義審視生活的本質來說，阿Q是實有的存在，出沒于小D、假洋鬼子等漫畫般的面目模糊的人群里，跳脫隱現(xiàn)于所有中國人世相之上卻又個性鮮明。同樣是日記體的小說，《狂人日記》和《傷逝》抒情色調完全不一樣；《離婚》里的愛姑和《祝福》里的祥林嫂，揭示批判完全相反的女性的悲劇性存在。確實“讀過以后，心情總是很難平靜，社會的黑暗、腐敗，人們生活的艱難和心靈的苦痛，深深地激動著你，要引起你對人生、對真理的深沉的思索，要促使你對人民的前途和出路，去進行堅持不懈的探求。這樣一種藝術力量，不是任何作品都能具有的，只有真正的藝術作品才能具有，而魯迅的小說就是這樣的真正的藝術作品。”愛恨至深，魯迅的冷峻惟有天地無言的悲憫與靜默。

與學生分享魯迅獨特的詩意抒情，總不會忘了《在酒樓上》描寫廢園的那段文字。毫不以深冬為意的幾株老梅竟斗雪開著滿樹的繁花，梅雪爭艷之傲骨和精神，可以震撼所有性情高潔的讀者。“北方的眼睛”是有所暗示的。又與“這里積雪的滋潤，著物不去，晶瑩有光”，相互粘連，意味雋永幽深。描寫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的山茶從暗綠的密葉里顯出十幾朵紅花來，憤怒而且傲慢……烘托的情感竟然熾烈如斯。這完全是西方油畫的色彩透視和印象派畫法。憤怒而且傲慢的紅花可以藐視游人“我”的甘心于遠行，挑明了自己與眼前景物的強烈共鳴。這是敘述者“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xiāng)，就到S城。”百無聊賴，卻上一石居喝酒消磨時光。……呂緯甫上樓后，也是眼神里看到了廢園和廢園雪中的紅花。可以揣度，敘述者描繪另一個自我的精神鏡像：“精神很沉靜，或者卻是頹唐；又濃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當他緩緩的四顧的時候，卻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似乎頹廢，卻是真實的失落于時代的現(xiàn)實鏡鑒。“用生命和熱愛換來死寂般的冷漠和忘卻，‘中間物’的內心免不了虛無、悲觀、壓抑，不勝傷懷，然而欲哭不能，欲罷又不休。人類歷史進程在先覺者心頭點燃的理性火炬就在這虛無、悲觀的心理氣氛中燃燒。”［8］就魯迅小說作品和其他文學形式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來看，不僅蘊含超越一般作家作品的思想性，還有那種強烈而奇崛的內在情感世界的復雜和瑰麗。

讀書，一切亦會回到原點。疫情期間，線上云講座紛呈，其中李新宇教授的魯迅研究講座，觀點鮮明：“魯迅總共就寫了那么點點東西，《吶喊》《彷徨》《故事新編》三個小說集編成一本也不厚，可是他的地位，卻沒人能比。這里的關鍵，一是思想的深度，一是藝術的才華。”但特別指出的，“他上學是玩著上的，讀書是玩著讀的，完全憑興趣。這甚至導致了一個結果，那就是魯迅飽讀詩書，卻有學歷而沒學位。”［9］可能忽略了士大夫家族對子女讀書教育近乎苛刻的要求。魯迅家道中落，就是其祖父為親族子弟博取“文憑和學位”而招致災禍，另外，周氏兄弟不僅參加科舉考試，而且家里非常重視。時局變化，得風氣之先而投親報考南京的新式學堂，成績優(yōu)異又成為官派五品身份的留洋學生［10］，那可不是一般的學歷和學位。一個人的成長，既要保持天然本性，還須后天良好教育。魯迅的家庭教育和學堂教育，可以說都是最好的。“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是我永遠的記憶，對我而言，‘三味書屋’是令人神往的書香之所，而魯迅描寫百草園的語言讓我驚奇于語言的藝術魅力。”新舊之間，中西之間，魯迅的“三味書屋”不斷拓展天地，從士紳教育到新式學堂，從理科學習到棄醫(yī)從文，從教育部供職再到定居上海，多重身份的認同、撕裂和組合，然其心靈審美的精神磨練和啟蒙吶喊的時代擔當，從來空靈而飽滿。借助王富仁《繪事后素》的議論，更能“顯而易見，詩，乃至所有文學藝術作品的本體，必須是‘有’，是‘存在’，是能夠讓讀者感受到、感觸到的語言作品。讀者不但能夠感受到其中每個詞語、每個線條、每個詩句、每個文學意象的意味，并且能夠感到這首詩的整體的意味。它不能是‘空’，不能是‘無’，不能是淡而無味的‘素樸’。也就是說，藝術不能是‘空’的，不能搞虛無主義，即使當代的行為藝術，也得在畫廊里擺放些東西，這些東西得有特定的狀態(tài)，從而也給觀眾以特定的精神感受。”［11］絕望之于希望，至虛無主義的止境，進入真正的藝術心境。或者說反抗“寂寞”，達到空靈的境界，魯迅風格獨特的各種文本蘊意超越萬有的博愛和直面生命的精誠，形成文本深層的情感底蘊或者說是詩意。

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之間，魯迅是一個大寫的平凡的中國人，具有深厚的民族情懷和文化使命感。魯迅從來就沒有否定過中國文化，而是批判，真正的批判是對任何事物的積極建設，而不是背反。包括“魯迅的小說研究和文化活動，既體現(xiàn)了清代學術影響下‘稽古考證’雜學興趣的學術追求，同時也體現(xiàn)了這種追求與現(xiàn)代人文思想相結合的批評眼光和個性精神。”［12］鐘嶸《詩品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13］魯迅富含詩意力量的文本作品是奇崛的精神“舞詠”，“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今天，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界人們大多在追思魯迅研究大家王富仁先生。就用他的一句話作本文的結語吧：“每一次真正的藝術體驗，都是一次新生，而他對這個文學作品的欣賞、評論、研究也有了一個更加廣大的空間。”與所有喜歡讀書和魯迅的人共勉。

注釋：

［1］［8］汪暉： 《歷史的“中間物”與魯迅小說的精神特征》，《文學評論》1986年5期。

［2］尤西林： 《闡釋并守護世界意義的人——人文知識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頁。

［3］王瑤： 《魯迅〈故事新編〉散論》，《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3頁。

［4］藤井省三： 《魯迅〈故鄉(xiāng)〉閱讀史——先帝啊中國的文學空間》，董炳月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頁。

［5］［11］王富仁： 《繪事后素》，序劉殿祥《聞一多〈死水〉論》，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0年版。

［6］［10］《魯迅年譜》（四卷本），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增訂本2000年版，第14—16頁、第88頁。

［7］史鐵生： 《史鐵生作品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頁。

［9］此講座來源于共識沙龍，由理念會客廳整理，且已得到講座老師授權，歡迎評論轉發(fā)，或進理念QQ群（1051610960）支持文稿整理團隊。

［12］李生濱： 《晚清思想文化與魯迅——簡論其小說雜家的文化個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頁。

［13］（梁）鐘嶸： 《詩品》，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5頁。                                

（原載《紹興魯迅研究》輯刊2020年、2021年，現(xiàn)合并發(f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