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現代文學在1980年代的地位提升，與彼時現代文學叢書的出版息息相關。某種程度上，現代文學叢書的出版充當了“重構”現代文學形象的功能和效果。這種重構既表現為作家全集、文集和選集的出版的變化上（即作家新增上），也表現在各類文學叢書彼此競逐和競相出版上。針對現代文學的平反和重評，與叢書出版密切結合，使得現代主義文學流派的意義凸顯，在此情況下，以思潮、主義為核心的文學史論述框架和以現實主義所主導的文學格局逐漸解體。現代主義成為1980年代中后期文學創作的熱潮，與彼時的現代文學流派叢書出版之間，有著一定的同構關系。

關鍵詞：現代文學 叢書出版 新時期 重評與“重構”

980年代以來，文學界掀起了一股所謂的沈從文熱，沈從文的書一版再版，持續熱銷。誠然，這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香港地區出版并影響內地有一定關系，但若以為是夏志清“發現”了沈從文，則又是大謬了。雖然說沈從文自1949年后一直被邊緣化，甚至被有意遮蔽，但這并不代表他的文學成就就不被認可。事實上，早在1957年前后，在整理出版的五四以來的作家選集（包括詩集和小說集等）中，就有《沈從文小說選集》（1957）。熟悉20世紀50—70年代文學語境的人想必不會不知道，現代時期的作家作品被重版意味著什么。這首先是一種政治身份的肯定，同時也是文學史秩序建構過程中對作家作品文學價值的確認。只是需要清楚的是，1957年前后在20世紀50—70年代的語境中，仍舊不過是“異數”，并不意味或代表一種常態。在那一時段的大多數時候，沈從文仍是被屏蔽的。

一

總體看來，20世紀50—70年代，有關現代作家的作品，很多都是以叢書的形式出版的。除了新中國建立前后出版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21種）和《文藝建設叢書》（19種）外，很多都是以全集、文集和選集的形式出版，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的現代文學作品并不是太多。當然，這并不是說現代作家的作品在新中國建立后沒有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或再版，而只是表明，在新中國建立后，有關現代作家作品，很多都是以思想內容的先進與否作為出版或再版的評判標準的。大凡是思想“腐朽”的，沉迷于個人世界的，或者說“反動”的，大都不被允許出版或再版。只有那些思想傾向先進的作品，可以再版。大多數時候，現代文學作品都是以一種重新認定和選擇后的方式被納入到出版社的 “選題計劃”中去的，并不是隨意的行為。

“選題計劃”被認為是體現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目的性的，“在制度方面，計劃化肯定是必要的，因為出版計劃、選題計劃和出書計劃是具體體現書籍出版的方針和方向的”①，但在1956年前后也備受文化界的質疑，“問題在于對計劃化的程度要求過高……而在執行計劃時，又強調‘計劃就是法律’，掌握過死過嚴，缺乏應有的靈活性”②。事實上，在當時，全集、文集和選集這一區別本身即已表明了某種秩序和等級，其等級依次為：全集、文集、選集。在當時被以全集的形式出版的，只有《魯迅全集》（1956年開始），以文集的形式出版的主要有《瞿秋白文集》（14卷）、《沫若文集》（17卷）、《茅盾文集》（10卷）、《巴金文集》（14卷）、《洪深文集》（4卷）、《葉圣陶文集》和《鄭振鐸文集》等。選集中，則又分作家選集和具體文類的選集。在這里，沈從文是以小說選集的形式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集》）。

之所以出現全集、文集和選集的區別，除了表明一種等級秩序和對作家地位的認定外，還表明一種編選原則上的分野。不論是全集、文集或選集，選什么作品或不選什么作品，也都有某種標準存在。新中國建立初期，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和《文藝建設叢書》外，還有一套影響較大的現代文學叢書，即“新文學選集”叢書。這一套叢書從1951年開始編輯，第一、二輯出版有24本。就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套叢書與《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構成一種對應關系。這種對應關系表現在，《新文學選集》主要選取的是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簡稱《講話》，下同）之前的作品，而《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則選取的是這之后體現其講話精神的作品。此外，兩套叢書編選的目的和分工都很明確，這樣一種分工表現在，這是在重構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這一傳統表現在對“新文學”的認識上，“此所謂‘新文學’，指‘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而言。如果作一個歷史的分析，可以說，現實主義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著批判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舊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新現實主義）這兩大類。新文學的歷史就是從批判的現實主義到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以后，革命的現實主義便有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最高的指導原則。”“現在這套叢書就打算依據這一歷史的發展過程，選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以便青年讀者得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新文學發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識。”③顯然，這是用現實主義的發展角度構筑“新文學”的版圖，在這一視域下，現實主義與非現實主義構成為互相對立的矛盾主線，非現實主義作為非主流的和暫時的狀態最后被現實主義所揚棄。仍以《郁達夫選集》（1951）為例。在《序》中，編選者丁易以階段代表性和思想傾向上的進步相結合的編選原則依次選取了郁達夫文學創作的4個階段的8部小說。通過這種梳理，編選者想告訴我們，郁達夫是如何在同自己的斗爭中一步步揚棄其“浪漫主義的感傷頹廢”走向進步的。④這一情況，在1956年前后有了一定的改觀。《沈從文小說選集》等作家作品的出版即是表征。

事實上，就在開明版“新文學選集”出版不久，人民文學出版社也著手出版現代作家選集，截止到1957年共出版有45本。比較這兩套叢書是很有意思的。首先，“新文學選集”中大部分作家都被再次收錄，除了許地山、洪靈菲、郭沫若、張天翼和趙樹理除外。有些選集，在兩個版本中書名完全一致，比如《魯彥選集》《郁達夫選集》。1954年版《魯彥選集》除了增選了《陳老奶》之外所選其余篇目完全相同， 1954年版《郁達夫選集》則與“新文學選集”中的同名選集，所選篇目完全一致。這樣一種部分重合表明，兩套叢書之間有其內在的連貫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同階段的兩個選集系列其意義就完全一致。誠如福柯所說，兩個書名同名所選內容完全一致的選集（如《郁達夫選集》）因所處時代不同，其實已是兩個“聲明”了。1951年和1954年，這兩個時間點，對郁達夫的評價并不一樣。人文社在出版《郁達夫選集》時，在《本書出版說明》中指出：“本書作者是‘五四’以后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但作者的作品瑕瑜互見，欲精選一冊適合今日讀者的選集，尚須經過精密的研究。目前為應讀者的需要，暫將丁易所選的這本選集出版，并由編輯部加以若干注釋。書后附選者原序。”而若聯系張畢來《中國新文學史綱》（1955），比較丁易和張畢來對郁達夫相關作品的分析評價，更可以看出這點。可見，同一作家作品在不同階段出版，其意義顯然是有差別的，不可同日而語。

另外，人民文學版作家選集中增加了很多作家。對于新增作家而言，能被收錄當然表明了對其創作的高度肯定。從時間來看，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新增的10位作家（陽翰笙、沈從文、戴望舒、應修人、潘漠華、廢名、豐子愷、何其芳、汪靜之、王統照），在這之前大都評價不高，甚至被有意遮蔽。這些有《沈從文小說選集》《廢名小說選》《戴望舒詩選》《應修人、潘漠華選集》《蕙的風》《王統照短篇小說選集》《緣緣堂隨筆》等。而像《何其芳散文選集》，在1957年出版時，甚至收錄了作者早期的散文作品；20世紀50—70年代，對何其芳總體上采取的是抑前揚后的態度，其早期的作品在新中國建立后評價不高，他自己也基本采取抑前揚后的態度，此時收入其早期的散文作品，頗讓人尋味。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20世紀50—70年代，現代文學的出版主要是以現實主義為標準的，非現實主義在總體上處于一種“他者”和被遮蔽的處境。另外，也正是這兩套叢書——“新文學選集”和“中國人民文學叢書”——建構了新文學的主流支流說。“現實主義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新文學的歷史就是從批判的現實主義到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這也就意味著在“新文學”的發展秩序中，流派間的關系只有放在主流支流的關系框架內才有意義。在這一秩序中，流派的獨立價值及其文學史意義往往是不重要的。

在這一秩序下，形成了一個奇怪的邏輯。即現實主義其實是通過對非現實主義的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因而在這種情況下，就在一定限度上承認了各個非現實主義的文學流派的存在，但這一存在卻是作為被斗爭的對象的。換言之，為建構五四以來現實主義與非現實主義的斗爭路線圖，非現實主義文學流派被建構出來，但其被建構出來卻是為證明它們的非法性，和必然被揚棄。在這一邏輯下，現實主義文學的流派特征也同樣被淡化，甚至被有意遮蔽，因為現實主義主流之下區別流派似無必要也不必須；其被構筑出來，也通常是作為否定和批判的對象存在，比如說胡風集團（或七月派），但這里所呈現的是另一種現代性邏輯——內部“他者化”的邏輯。20世紀50—70年代，流派往往都是在負面的意義上顯示其存在。這是革命的現代性邏輯所決定的，頗有循環論證的傾向：流派或派別既是斗爭所內在需要的（沒有流派或派別，斗爭便很難展開），又是斗爭所要加以揚棄的（斗爭的結果是為了消滅流派或派別）。

二

1980年代，關于現代文學的出版有了很大變化。其最明顯的表現是，作家全集的出版范圍有所擴大。除魯迅外，以全集之名出版的作家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葉圣陶、朱自清、趙樹理、徐志摩、聞一多等。文集和選集的出版更是有很大的擴充，“10年來，各地文藝出版社幾乎都編輯出版了本地區的（也有很多外地區）作家的選集或文集。如白朗、李季、秦牧、李健吾、周揚、孫犁、沙汀等40多位作家的選集”⑤，這些選集、文集的選定中，作家的身份、立場等因素仍是考慮的重要因素。在這一秩序中，所謂“反動作家”仍舊很難得到應有的承認。其次，是各類文學叢書競相出版，現代文學出版，已呈系統化和規模化態勢。主要有《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中國新文藝大系》《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創作選》《中國新文學社團、流派叢書》《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叢書》《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選集》《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延安文藝叢書》《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后方文學書系》等。此外，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轉型期，還有大量的以內部的半公開形式出版的現代文學教學方面的叢書資料。現代文學在當時成為顯學，與這些大型叢書的出版之間不無關聯。

在1980年代，全集、選集或文集的出版，是文學出版風向標變化的明顯表現。全集、文集或選集的范圍的擴大，除了表明文學環境的寬松等政治因素外，還可以看出經典構成和文學秩序的變化。其中《徐志摩全集》和沈從文選集或文集的出版，尤其值得注意。關于沈從文的選集和文集，有《沈從文選集》（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沈從文文集》（1982年，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在20世紀50—70年代，選集或文集的出版，是文學地位的標志，因此，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版選集或文集的。在一次匯報人文社的工作計劃時，王任叔提出，在1956年后的七年里“做好‘五四’至建國時期的文學全面編選工作，包括代表作家的全集、文集、選集和單行本”⑥。這里的等級關系很明顯，“全集、文集、選集和單行本”，它們之間并不是并列的關系，而是依次從高到低的等級關系。這就有賴于對“代表作家”的認定和定位了。20世紀50—70年代，只有魯迅才能出全集，這與毛澤東對他的高度評價密不可分。換言之，“代表作家”的地位的高低，決定了誰可以出全集，誰只能出文集，以此類推。而這里面，選集中又有作家選集和別集（如小說選集、詩歌選等）之分，而別集其實也就接近于單行本而與之無異了。這樣一種區分，某種程度上代表的是一種文學秩序和文學觀。20世紀50—70年代，因為構筑了現實主義與非現實主義的斗爭史，所以文集或選集的出版，一般只能以現實主義作為編選原則。在某一作家選集或文集中，非現實主義之作只有作為被揚棄的“他者”才能顯示其配角式的存在價值，《何其芳散文選集》1957年出版時收錄其早期的散文作品即是此邏輯的顯現。單獨出版非現實主義之作或舊現實主義之作，常常是不被允許的。1980年代，這一文學秩序出現了松動。尋求被遮蔽的作家作品，成為突破這一文學秩序的切入口。因此，文集、選集中新增作家的出現，最能見出文學史觀的新變來。

事實上，早在1956年前后，因為毛澤東“雙百方針”的提出，及其環境的相對寬松，曾出版過非左翼和非現實主義作家的單行本和選集。《戴望舒詩選》（1957）、《廢名小說選》（1957）和《沈從文小說選集》（1957）都是典型，其時還曾努力編選出版徐志摩的詩歌，但因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而中斷。⑦但正像洪子誠所言，這些都是在特定年代的“發現”和“回收”，是一種有限的承認和接納，而與文學史觀及其文學觀的變化無涉。“被忘卻、被‘拋棄’的作家的‘發現’和‘回收’，是對當代狹隘的文學規范的質疑的結果”，“在這個期間，對中國新文學的‘傳統’的‘重估’，主要圍繞魯迅的‘五四’文學與延安文學的選擇，而還未涉及更廣闊的范圍。對‘左翼文學’和‘進步作家’的創作之外的文學‘傳統’的重新評價的工作，是有限的、十分謹慎的”。⑧這樣一種“未涉及”和“謹慎”，表現在文學出版上，往往只是以單行本或叢書中的一本的形式出版。但是，這里也有一定的區別。沈從文是被重新“發現”和“回收”的作家的典型，而戴望舒則一直以來就被一定程度的肯定。1957年版《沈從文小說選集》，所選作品除《邊城》《蕭蕭》等公認的名篇外，主要收錄其傾向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包括《菜園》《過嶺者》《王謝子弟》《黑夜》《大小阮》《顧問官》《失業》《生存》等。這一選擇的角度表明，這仍是在現實主義文學主流的框架內對沈從文的有限度的承認。關于這點，還有一個背景，即從王瑤編寫《中國新文學史稿》到唐弢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在這30年間，沒有一篇有關沈從文的研究文字發表，圖書館里，連稍稍象樣一點的沈從文作品或研究資料目錄也沒有”。⑨對于戴望舒，情況則略有變化。雖然說，在此前后，對戴望舒的評價基本上還是沿用“按照抗日戰爭前后作為界限而抑前褒后”⑩，比如臧克家編選《中國新詩選》（1956）中也只收錄他寫于1942年的《獄中題壁》和《我用殘損的手掌》，但對他早期寫的《我的記憶》《路上的小語》《秋》等詩作仍有較高的評價，這一變化反映在他的詩選《戴望舒詩選》（1957）中，即收錄了他的部分前期作品如《雨巷》《我的記憶》等。

應該說，真正顯示變化的，還是1980年代中新增作家全集、文集和選集的出版。1980年代，新增全集作家中有《徐志摩全集》（上海書店1988年版），新增文集作家里有沈從文。對于這兩個作家，值得細細分析。1990年代，作家全集、文集和選集的出版標準逐漸降低，新世紀以來，以致有人呼吁“提高個人文集出版門檻”，“出版系列文集，曾經是一件很高雅很嚴肅的事情。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文集主人，幾乎全是知名人士。解放后直到改革開放之前，能出版個人文集的，也多是有威望的領導人物及知名學者。即便是受眾面比較廣的作家，好像也只有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朱自清等為數不多的名家，出版了多卷本文集。可是如今，隨便什么人，都可以輕易出版個人文集”11。相比1990年代以來的個人全集、文集出版的市場化，和20世紀50—70年代的政治化，1980年代的文學出版就具有了過渡性的意義，其環境既相對寬松，又有一定的規范。這樣來看徐志摩全集和沈從文文集的出版，就顯得尤其意味深長了。誠如有學者所說：“在我國當代出版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內，作家全集、文集的出版工作一直納入政府的出版體系，與作家的文化資格與政治資格等相掛鉤……編輯作家全集、文集既是國家對于作家創作成就的肯定，也是作家們的榮幸。”12這里需要注意到其間的微妙的變化。對于入選的文集、選集作者而言，其被選入，當然是一種肯定。但也要看到，對同一個作家，其在不同時代，被選擇收錄的作品并不完全相同。這種不同表明，同一個作家，其在不同時代被肯定的方面是不同的。

就時間而論，沈從文文集或選集出版在1980年代前期，而《徐志摩全集》出版是1980年代后期。時間上的不同，決定了兩者的意義上的不同。就沈從文而言，其文集和選集的出版發生在對其文學史地位的認定之前，相比之下，《徐志摩全集》的出版雖是以“全集”的形式，但其時已是1980年代后期（1988），這一時段，對現代文學的重評、重構也已基本完成，而當前文學創作的求新求變也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在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徐志摩全集》曾有兩個版本（1988年上海書店版和1991年廣西人民出版社版）出現。同一作家的兩個版本的全集出版，若按照20世紀50—70年代，甚或1980年代中前期的慣例，無疑表明其經典作家地位的確認，但對于徐志摩而言，卻并不如此。在我們對現代作家的經典構成中，一般傾向于“魯郭茅巴老曹”，或者加上沈從文，不論如何排名，徐志摩總難登一流作家的行列。既然與經典作家的確認無涉，那就只能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轉型的角度去考察，而這也意味著《徐志摩全集》的出版，帶有文學出版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轉型的過渡性特征及其向市場取向轉變的癥候性表征，徐志摩作品深受讀者喜歡，應該說是其重要原因。13

顯然，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聯書店聯合出版的《沈從文文集》（12卷，1981—1984），對沈從文地位的提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按照凌宇的劃分，1980年代，沈從文的研究以1984年為界分為“反思”和“重構”前后兩個階段的話，14那么在這其中，《沈從文文集》則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沈從文文集》的出版，恰好處于這一平反和反思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國內對沈從文的評價并不完全一致，而《沈從文文集》卻以“文集”的形式集中全面地出版了沈從文的作品，這不得不說是以文學出版的形式推動對作家的“重構”。在這方面，與海外對沈從文的評價不無關系。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1979年出版香港版，香港學者司馬長風的 《中國新文學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沈從文文集》中借助與香港三聯書店合作的形式，也成為一種策略選擇。這與中國內地，那種先獲得高度肯定，再出文集的文學制度頗為不同。

三

1980年代的現代文學叢書出版中，文學流派叢書的出版意義特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創作選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現代各流派小說選》（4冊，嚴家炎選編）、《中國新文學社團、流派叢書》（錢谷融主編），另外，上海書店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參考資料》叢書中，也有很多屬于流派作品（主要是單行本）。《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創作選叢書》是當時影響較大的一套叢書（也是選本），有14種17卷，其中包括《〈語絲〉作品選》《象征派詩選》《現代派詩選》《〈新月〉作品選》《〈現代〉作品選》《中國詩歌會作品選》《〈七月〉〈希望〉作品選》《山藥蛋派作品選》《荷花淀作品選》《新感覺派作品選》《鴛鴦蝴蝶派作品選》《九葉派詩選》《東北作家群小說選》等。《中國新文學社團、流派叢書》主要包括《新文學的先驅——〈新青年〉、〈新潮〉及其他作品選》（王鐵仙編選，1985年）、《湖畔社評論資料選》（王訓昭編選，1986年）、《文學研究會評論資料選》（王曉明編選，1986年）、《現實主義的初潮——文學研究會作品選》（王曉明編選，1986年）、《九葉之樹常青——“九葉詩人”作品選》（王圣思，1994）等。

通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20世紀50—70年代，文學流派是附屬于思潮之中的，并不具有獨立的價值，這一情況到1980年代，才有很大的改變。當時的情況似乎是這樣，相比出版界的開放姿態和躍躍欲試（上海書店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參考資料》在1980年代初就開始出版，其中很多現代文學流派作品是以原版影印的方式出版），文學史書寫方面則顯得相對保守和謹慎。比如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1980年），其中，現代文學的圖景仍是被現實主義與非現實主義文學之間的斗爭這一文學思潮所主宰。在這一框架下，非現實主義（包括其流派，諸如“新月派”，都只是作為被否定批判的對象對待）并不能得到有效闡釋，現實主義的文學流派也只得到了有限的承認。現代文學中以胡風為代表的“七月派”在20世紀50—80年代的處境就是典型的例子。

這些文學流派叢書的出版，使得文學流派真正獨立出來，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文學流派的地位亦有很大提高。其意義主要表現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平反和重評，另一方面也帶有重構的傾向。“新感覺派”和“九葉詩派”從被發掘到命名就屬于后一種情況。最開始的時候，九葉詩派并不是一個文學流派，其緣起于九人詩歌合集的《九葉集》（1981）的出版，這一選本在當時影響較大，后來香港還有出版了除穆旦之外的其他八人的作品集《八葉集》；至此，九葉詩派還只是九位詩人的統稱。藍棣之編《九葉派詩選》（1992）時，把九位詩人放在一個大的群體看待，此時，九葉詩派作為一個流派才正式確認下來。在這當中，《九葉之樹常青——“九葉詩人”作品選》（王圣思，1994），也顯示出建構文學流派的意義。新感覺派的誕生與《現代》雜志息息相關，可以說是《現代》雜志催生了新感覺派“，《現代》雜志里確實存在一個現代主義小說流派——新感覺派”15，但事實上，《現代》雜志上發表的作品其實相當龐雜，有現代主義的作品，也有左翼作家的作品，其政治傾向和文學傾向往往混雜一起，難以兩分。從這個角度看，嚴家炎編選《新感覺派小說選》其實就是把其中具有相同傾向的作品集中一起，以流派的名義加以確認。命名只是確認的方式之一。

因此，需要看到，文學流派作品叢書的出版，并不意味著文學流派獨立地位的凸顯。首先應該看到，這仍是在現實主義占主導的文學史秩序下對文學流派地位的有限承認。就像嚴家炎所說“我們不僅無意于用現代小說流派史來規范或取代現代小說史，而且恰恰相反，認為只有把小說流派的興衰、嬗變放在整個小說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去考察，才能對它本身作出恰當的說明”16，這一個發展過程，在嚴家炎那里，仍是現實主義占主導的文學史秩序。從這個角度看，文學流派地位的真正提高及其具有獨立的價值，還有賴于非現實主義文學地位的提高。

這一情況的根本改變，是在1985年前后，也即方法論、文化熱及其文學尋根思潮出現之后。陳思和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陳平原、錢理群和黃子平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等論著的出現，標志著現代文學研究范式的新變。就文學思潮流派的研究的角度論，《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的意義在于，其建構了現代文學史上現實主義之外現代主義思潮的合法性以及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雙峰并峙、彼此演變的流變圖。從文學流派的地位的提高過程來看，現代主義思潮經歷了在現實主義主潮內尋求存在的合法性，到逐漸取得同現實主義平起平坐的過程，可見，在這一過程中，決定文學流派地位提高的關鍵還是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存在：沒有現實主義文學思潮流派作為“他者”存在，就不可能有非現實主義文學流派的出現。這也決定了，現代文學史上，非現實主義文學流派地位的提高，其最大可能也就是同現實主義文學流派并峙局面的形成。

非現實主義文學流派真正獨立并具有高于現實主義流派的地位，還取決于1980年代中后期文學創作中的新變的出現。從這個角度看，198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幾套文學新潮叢書對非現實主義文學流派地位的建構有其歷史性的意義。1980年代中后期出現了一系列命名新潮的叢書，如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探索小說集》（1986）、《探索詩集》、《探索戲劇集》和《探索電影集》，張學正、張志英等編選的“八十年代中國文學新潮叢書”6冊（1988年版，包括《新潮小說選評》4冊、《新潮詩歌選評》和《新潮戲劇選評》各1冊），“新時期流派小說精選叢書”中的《意識流小說》（1988）、《荒誕派小說》（1988）、《民族文化派小說》（1989）、《象征主義小說》（1988）、《結構主義小說》（1989）、《魔幻現實主義小說》（1988），李復威、藍棣之主編的“80年代文學新潮叢書”中的《燈芯絨幸福的舞蹈——后朦朧詩選萃》《褐色鳥群——荒誕小說選萃》（1989）、《世紀病：別無選擇——“垮掉的一代”小說選萃》（1989），程永新編選的《中國新潮小說選》（1989），劉錫慶主編的“當代小說潮流回顧”叢書中的《那盞梨子 那盞櫻桃——尋根小說》（1992）、《世事如煙：大哥大與煤氣罐——新寫實小說》（1992），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最新小說文庫”中的《新實驗小說選》（盛子潮選評，1993）、《新寫實小說選》（金健人選評，1993）、《新歷史小說選》等，陳曉明編選的《中國先鋒小說精選》（1993）和《中國新寫實小說精選》（1993），張頤武選編的《欲望的舞蹈——新狀態小說》（1994），等等。

某種程度上，1980年代中期文學創作的新變，與前面提到的幾套影響較大的現代文學流派叢書（除了前面提到的幾種外，袁可嘉等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不得不提）之間具有同構互文關系：它們之間在時間上趨同（現代文學流派叢書的出版跨越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同時又互相塑造和彼此影響。1980年代中后期的這些新潮叢書的出版，其意義表現在，首先正是這些叢書建構了文學創作上新變的格局：1985年前后作為分水嶺，顯示出前后截然不同的狀況，在這之前是現實主義一枝獨秀，在之后則是現實主義衰弱而現代主義各流派崛起。其次，在這一格局下，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取得了決定性的地位，現代主義思潮各個流派之間彼此競逐，現實主義只是作為其中的一支微不足道的存在。其典型即“新時期流派小說精選叢書”，這套叢書分為7部8卷，現實主義小說上下卷只是其中7部中的一種。事實上，我們應該看到，就文學創作的數量構成和作家作品來看，現代主義在當時都并不非主流。但這些叢書的出版，卻給人以這種強烈的感覺：似乎現代主義文學流派已蔚為大觀、遍地開花了。但若通過對這些不同的叢書進行比較便可以發現，叢書中所選作品有很大一部分重合，也就是說，各個叢書雖然名目繁多，但所選作品總數卻很有限，所選作品亦多有重復。換言之，這是在拿有限的作品反復說事，同一作品被不同命名，并不斷被收入各種流派作品選，其結果就造成一種現代主義文學流派百家爭鳴的印象。這恰恰是叢書出版所刻意營造的效果，現代主義小說創作只占小說創作中很小的一部分。

通過前面的分析不難發現，在1980年代，現代文學叢書的出版參與了對彼時文學環境和文學格局重塑的功能。這種重塑表現在其不僅參與了對現代文學和作家作品的重評、重構上，還表現在對當下文學創作的影響和對文學觀念的更新上。各種流派作品叢書（包括現代文學流派、當代文學流派和外國文學流派作品叢書）之間互相影響、相互塑造，共同促成了1980年代文學觀念的變革和文學創作的新變。從這個角度看，現代文學叢書的出版，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格局中，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注釋：

①②《文化部黨組關于改進書籍出版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9），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頁。

③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凡例》（1951年3月），《郁達夫選集》，開明書店1951年版。

④參見丁易《郁達夫選集?序》，《郁達夫選集》，開明書店1951年版。

⑤寇曉偉：《驀然回首 星光燦爛——建國40年文學出版述略》，《中國當代出版史料》（2），宋應離等編，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510頁。

⑥⑦轉引自陳改玲《重建新文學秩序——1950—1957年現代作家選集的出版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7-92頁。

⑧⑩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8頁。

⑨14凌宇：《沈從文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2期。

11李景端：《提高個人文集出版門檻很有必要》，《光明日報》2013年5月21日。

12梁向陽：《八十年代以來“延安時期作家”全集、文集出版情況概述》，《新文學史料》2007年第3期。

13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過“徐志摩熱”。這一熱度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期。在之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選集》是暢銷書，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詩全編》也頗受青年人喜歡。參見藍棣之《徐志摩的詩史地位與評價問題——從〈徐志摩詩全編〉出版談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8年第4期）和馮異《從“徐志摩熱”說起》（《當代文壇》1984年第2期）。關于徐志摩1950-80年代的“一冷一熱”，及其“徐志摩熱”，甚至有“徐志摩現象”之說。

15嚴家炎：《新感覺派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6頁。

16嚴家炎：《中國現代各流派小說選》，《中國現代各流派小說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第2頁。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