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學大本營:南華門東四條
導 讀
太原市南華門東四條,是山西省作家協會曾經辦公六十多年,眾多作家、編輯居住幾十年的地址,也是多年來全省文學工作者、基層作者乃至文學愛好者的大本營和打卡目標。
歷史與文化的地標
太原市南華門東四條,是一條只有一個出口的巷子,古老而幽靜,是太原市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標志之一。這條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平平常常的巷子,卻承載著許多歷史、文化事件和公眾人物,與山西現當代社會史、城建史、文化史,尤其是文學史緊密聯系。
據相關歷史資料記載,明朝初年,太原被朝廷確定為“九邊”重鎮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封其三子朱棡為晉王,駐守太原。朱棡在太原城內修建了晉王宮,宮城有四個城門,即東華門、西華門、南華門和后宰門,現在的“南華門”即由此而來。南華門后來成為一條街道名稱,除了主街,還有若干小巷子,東四條就是其中之一。
東四條中段,有兩棟小別墅,現在門口掛著兩塊太原市人民政府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閻氏故居”和“閻氏家宅”。據說,這是20世紀20年代山西督軍閻錫山下令建造的,以西北實業公司名義建設,卻主要是供閻氏族人居住。由于閻錫山對于個人的私生活比較謹慎,這所宅子里很少有風花雪月的傳說,史料更鮮有記載,各類文藝作品同樣找不到多少故事。經過整整百年的風風雨雨,別墅如故,青磚紅木,進口大理石,不顯陳舊;房屋設計實用合理,冬暖夏涼,可見當年建筑師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院子里栽培有各種樹木:與房子建造同時的梧桐老樹,還有山楂樹、丁香樹、槐樹、桃樹、杏樹之類,尤其是布滿兩棟小別墅墻上的爬山虎,引人注目。一到春天,碧綠清新,帶給人們希望;進入夏天,滿院花紅柳綠,遮蔽住烈日,涼爽宜人;迎來秋天,則是樹葉金黃,果實累累,一派豐收景象;輪到冬天,蒼涼渾厚,風骨突顯。整個院子歷史與現代交匯,建筑與人文凝聚,樹木和花草并存,讓人賞心悅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山西省委省政府進駐督軍府,而太原市委就選擇了這座小別墅院子作為辦公地方。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市委有了新址辦公,搬遷走了,不少省市機關單位都想占用。當時的省文聯、作協領導都是大文化名人,像馬烽、西戎、李束為、岡夫、高沐鴻、力群、蘇光、賈克、孫謙、胡正等。這些文化人去找省委領導,希望安排省文聯和作協到這里辦公。省委領導特別重視文藝工作者的訴求,于是拍板決定,省文聯及其各文藝家協會到南華門東四條“閻氏故居”辦公,其他單位一概不考慮。很快,省文聯和各文藝家協會搬了進來,名人們也都在別墅周邊安了家,省內外文人墨客們自是把這里當作文化中心。1980年代,省文聯和省作家協會分設,成為平行單位。之后,省文聯及下屬各協會搬遷離開,留下省作協。時間過去半個多世紀,這里舉辦了無數次豐富多彩的文藝活動,誕生過眾多進入史冊的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成長起來一代又一代成就顯著的文學藝術家,編輯出版過若干在國內外有影響的文藝報刊,成為山西省文藝工作者的核心聚集地和山西文學創作的代名詞。
我與文學大本營結緣
我是1977年國家恢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的第一屆大學生。恢復高校招生考試決策,是鄧小平同志從國家長遠戰略意義考慮,力排眾議,果斷作出的。后來查了一下,準確的表述,是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公布的中央決定。
這個載入史冊的決定改變了許許多多人的命運,更是我能夠與文學大本營太原市南華門東四條結緣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恢復高校招生考試制度,我可能至今還在老家當農民,最多也就是基層教師,肯定不會專門從事文學創作與研究工作,也就進不了南華門東四條。
我就讀的山西大學中文系,這屆同學絕大多數是往屆生,來自農村、工廠、軍營、學校、知青點,工作或者勞動多年,最突出的特點是年齡差距很大,我們班最大的比最小的年長15歲,四分之一是“文革”前畢業的“老三屆”高中生,他們都已經成家,做了父母親。不過,讓人欣慰的是,不論年齡差距多大,成長背景如何有別,家庭狀態多么不同,大家成為同學之后,心情都是一樣的,不受歧視,不用自卑。同學們都特別珍惜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每一堂課都是認真聽講,準確記下筆記,絕沒有隨意逃課的現象。很多給我們教課的老師感嘆:“這屆學生實在是太愛學習了!”
十幾屆高中生聚集成的七七級大學生,社會經驗豐富,看待事物的眼光犀利,分析研究問題深刻,無論在名牌大學,還是在一般學校,無論是文科生還是理科生,求知欲望都特別強烈,突出表現在課堂上老師組織討論時,氣氛總是非常熱烈,大家搶著發言,當時正是舉國上下全面開展思想解放運動時期,鼓勵突破框框,提出新的觀點。不光課堂討論熱烈,晚上回了宿舍也是繼續評議各種學術課題或者社會現象,當然也聊各自的人生經歷,對未來充滿向往。我是個形象思維不足,邏輯思維較強之人,期待著畢業之后,爭取進入一個做文學理論研究和作家作品評論的部門,這也就從個人興趣方面為結緣南華門東四條做了準備。
到了大三大四,基礎課減少,同學們根據各人的興趣愛好,有選擇寫詩歌寫小說的,我們班好幾個同學當時就經常在南華門東四條出版的《汾水》雜志上發表作品。一位同學的中篇小說在《汾水》問世后,被權威的《小說選刊》轉載,影響廣泛,決定了這個同學畢業后就業方向的選擇;有幾位同學加入了設在南華門東四條的省作家協會,經常參加各種文學活動;幾個喜歡詩歌的活躍者,還自己籌集資金,在省作協詩人的指導下編輯出版了文學雜志《春天》。
做文學研究是多數人的選擇。我們年級十幾位同學自發成立古典文學學習小組,請專業老師當指導,確立課題,定期討論,完成了一部書稿。而我自己則是跟四個同學組成現代文學學習研究小組,在幾位老師的指導下,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現象、作家作品展開研究,特別是發揮本省的優勢,選擇以趙樹理、馬烽為代表的“山藥蛋派”作家為研究方向,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去自己學校和校外圖書館、資料室、檔案室,把這些作家的所有作品和評論文章從最早開始發表的報刊上搜集起來,編排成冊。最難忘的是,在老師高捷教授的介紹下,我們去了南華門東四條的省作家協會,分別找健在的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作家訪談。
高捷教授跟馬烽等老作家屬于同代人,多年在大學教中國現當代文學,并且做山西現當代文學課題研究,與老作家們有交情。高老師對我們幾個學生的研究特別支持,他在一次活動中見到馬烽幾位,談到他的學生在研究“山藥蛋派”作家,應當與作家們接觸接觸,有利于研究。
一個周末的下午,我們到了心中的圣殿南華門東四條。那時候,省作協除了辦公院有二三層的樓房,家屬居住的都是平房。跟傳達室師傅說了情況,出示了高捷老師的信,師傅就熱情地帶我們先去了馬烽老師家。
那天馬烽老師正好在家寫稿子,對于我們幾個不速之客沒有一點不快之意,停下筆熱情招呼,并且吩咐家人給我們倒水,拿水果。我們起初比較拘謹,我把高老師的信給了馬烽老師,他看了一下說:“高教授說過你們的事,我知道。歡迎你們來做客。”事后非常內疚的是,我們竟然沒想到帶點什么禮物,甚至都沒有照相留念。其實,馬烽老師明白,我們是學生,沒有經濟條件,不帶禮物很正常。他跟我們談文學,談人生,讓我們受益匪淺。我們也由開頭的拘謹逐漸放松,一個多小時不知不覺就過去了。不能再耽誤他的寶貴時間,起身告別。馬老師簽名贈給我們他新出版的作品,送我們到門口,真誠地說:“希望你們以后經常來。”我后來調到省作協供職,還真的成了馬烽老師家的常客,去過無數次。
有了去馬烽老師家的經歷,對老作家有了直接的了解,感受到他們的平易近人,知識廣泛,思想深刻。于是,后來幾個周末,我們又分別去拜訪了其他幾位,每次都是愉快而有收獲,從此,對南華門東四條就熟悉了。
我們小組的幾個同學,在高捷老師帶領下,不光完成了“山藥蛋派”研究的基礎工作,還承擔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資料”課題中馬烽、西戎專題的編輯任務,出版了一部研究著作。到了大四,我執筆撰寫的幾篇關于“山藥蛋派”作家的研究論文,發表在學術刊物《山西大學學報》和《山西師范大學學報》上。讀本科期間能夠在大學學報上發表論文的學生并不多,對于我而言,也是大學時代的重要收獲,為后來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1982年初,我們七七級結束大學生活,走向社會。那時候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夠被派遣到南華門東四條。為了達成目標,我研究作家作品,在一些報刊上發表文章。三年后,省作協創辦文學評論雜志《批評家》,曾經拜訪過的幾位老作家和刊物主編董大中、副主編蔡潤田,知道我的研究與寫作情況,選我去當編輯。于是,我如愿以償,踏進了文學大本營南華門東四條。
見證山西文學的輝煌
1985年4月,我正式去南華門東四條的省作家協會報到,做《批評家》編輯,至今再未離開,三十多年在這里工作、生活、讀書寫稿。那時,山西文學界除了趙樹理含冤去世多年,其他“山藥蛋派”老作家都健在,而影響廣泛的“晉軍崛起”的多位骨干中青年作家風頭正健。當時,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南華門東四條可以說領了風騷。我努力向老作家、老編輯學習,真誠地跟青年同行相處,做好編輯業務之余,寫了不少評論文章。幾年過來,在這個大本營如魚得水,把自己的愛好與職業結合起來,融入了作家和評論家之中,更是見證了山西文學幾十年的輝煌歷程。
山西地處黃河中游,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自古才彥輩出,荀子、王維、柳宗元、元好問、白樸、羅貫中等等杰出的文學家,以卓有建樹的詩歌、散文、劇本、小說,為山西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增添了光彩,為山西作為文化傳統厚重之地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以來,山西文學創作不斷地繼承傳統,續唱新篇,成為山西人民對外展示自己形象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在全國文壇確立了文學大省的地位。創造這些成就的大本營南華門東四條,同樣隨著歷史的推進,顯示出不可復制的價值。
1、“山藥蛋派”鑄輝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從晉冀魯豫、晉綏等解放區成長起來的,以趙樹理為首,包括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為代表的一批山西作家,恪守現實主義原則,始終堅持人民作家應有的社會責任心,主動從生活中獲取素材,創作出一大批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如趙樹理的《登記》《三里灣》《鍛煉鍛煉》,馬烽的《飼養員趙大叔》《我們村里的年輕人》《我的第一個上級》,西戎的《宋老大進城》《賴大嫂》,李束為的《老長工》《于得水的飯碗》,孫謙的《傷疤的故事》《南山的燈》,胡正的《汾水長流》《七月古廟會》等等。這些作品,多數是在南華門東四條撰寫出來的,作家們走出書齋,融入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獲取大量素材后,回到這里潛心創作,以文字的形式進入了廣大讀者的閱讀中。
“山藥蛋派”作家把表現主旨集中到反映農村生活、刻畫農民性格上,生動地描述了那一時期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展示了中國農村的真實面貌,表現了普通農民的喜怒哀樂。在歌頌農村涌現出新人新事新道德的同時,作家們也真實地揭示出農民在前進道路上的猶豫、徘徊和痛苦心路過程,尤其是敢于大膽揭露生活中的某些陰暗面,批判少數農村干部中的官僚主義、浮夸風等劣行。他們認定寫農民、為農民而寫,是自己寫作的根本之路,因而始終不渝地堅持民族化、大眾化、通俗化的創作風格,再加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和富有個性、流暢明快、幽默風趣的語言,贏得了非常廣泛的讀者,為新中國文學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由于特征明顯,特別是作品影響廣泛,誕生在南華門東四條的“山藥蛋派”,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為重要的流派之一,許多從事農村題材寫作的作家,都會從這個流派的文學觀念和藝術主張中吸收有益的成分;許多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專家學者,都會把這個流派作為研究對象,從中歸納和總結中國當代農村題材小說的走向;而在山西文學界,更是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作家。
2、“晉軍崛起”成風景
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時期文學發軔開始,山西的文學創作就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1978年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山西作家成一的《頂凌下種》榜上有名;1980年第三屆評獎,又有馬烽的《結婚現場會》、張石山的《镢柄韓寶山》、柯云路的《三千萬》入選。獲獎作家和作品數量在全國各省名列前茅。
1985年春天,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大型文學雜志《當代》,在第2期集中刊發了成一、鄭義、李銳等幾位山西作家的小說作品。他們都是當時山西中青年作家中最有實力的,這幾部作品無論思想內涵還是藝術水平,都達到了很高的層次,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那個時期山西作家取得的成就。他們和其他十幾位中青年作家進入了創作上的最佳時期,具備了一個文學群體的整體優勢。因此,《當代》雜志編輯在“編者的話”里,順理成章地提出了“晉軍崛起”的口號。應當說,“晉軍崛起”為山西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為山西文學創作在全國引起關注,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山西作家身處內陸,在藝術和技巧的開放性方面不如京滬等地作家,但在思想內容的厚實性上卻顯示了自己的特點。因此,“晉軍”作家在新時期文學的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點:既有藝術形式和技巧上的樸實性,又有思想內容上的堅實性;既有山西文學優良傳統的繼承,又有國內外開放性、時尚性文學觀念的浸潤;既保持農村題材的基礎,又開闊了視野,涉獵到城市、科技、歷史等多個領域。因而,他們的作品在題材選擇、主題深化、藝術探索等方面,都富有強烈的個性,更好地體現了文學創作的多樣性特征。
“晉軍”作家中的十幾位骨干,原來都在基層。為了讓他們能夠集中精力寫作,奉獻高質量的作品,當時主持省作家協會工作的馬烽、西戎、胡正等老作家,千方百計,傾盡全力,把他們先后調進南華門東四條,先當編輯,然后轉為專業作家,幫助他們解決各種生活、寫作中的困難和問題。可以說,老作家對他們的知遇之恩,怎么說都不過分。南華門東四條是他們的福地,是他們立足山西,融入全國,走向世界的根據地。幾十年過去了,這些當年的中青年作家,都已經步入老年行列,但他們對南華門東四條的感情,一直是刻在心底,溢于言表,寫進文章。
3、第三次創作高潮
歷史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伴隨著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深化的時代旋律,山西文學創作再次憑借深厚的底蘊和蓬勃的生機,展示出開拓進取、與時俱進的品格,繼五十年代的“山藥蛋派”和八十年代的“晉軍崛起”之后,迎來了第三次高潮。
這期間,最能集中體現山西文學創作實績的,無疑是張平的長篇小說《抉擇》獲得全國文學界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199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抉擇》,直面現實,關注時代,以敢為人民代言的巨大勇氣和張揚理想的膽識,深刻地揭示了社會復雜而尖銳的矛盾,充分地展現了廣大群眾和優秀干部與腐敗勢力堅決斗爭的正面力量,給讀者以正義必定戰勝邪惡的信心。整部作品正氣凜然,具有強烈的沖擊讀者心靈的思想和藝術力量。除了張平之外,其他老中青幾代作家都有優秀作品問世。老作家馬烽的長篇小說《玉龍村紀事》,胡正的長篇小說《明天清明》,功力不減當年。第二代作家中焦祖堯的長篇小說《飛狐》,田東照的“官場系列”小說等,都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反響。而“晉軍”作家正處于創作的黃金時期,他們的作品構成了這一時期的主流,如李銳的長篇小說《舊址》《無風之樹》《萬里無云》,成一的近百萬字長篇小說《白銀谷》,韓石山的文人傳記《李健吾傳》《徐志摩傳》,周宗奇的紀實文學《文字獄紀實》,張石山的小說、散文、劇本,鐘道新的小說《超導》《特別提款權》,哲夫的“環保系列”作品,蔣韻的《櫟樹的囚徒》《完美的旅行》等作品,顯示了這些作家的實力。一些青年作家也在這個時期登上文壇,如呂新的一大批有特色的小說作品,譚文峰的《扶貧紀事》《走過鄉村》,王祥夫的《種子》《雇工歌謠》等。正是憑借幾代作家作品,山西文學走向了第三次高潮。
南華門東四條在山西文學創作第三次高潮中,大本營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多數作家就生活在其中,各類改稿會、研討會頻繁在這里舉行。尤其是張平當選為省作協主席后,以這里為中心,為廣大青年作家的成長做了許多實事,比如恢復了“趙樹理文學獎”等,進一步凝聚了文學的影響力。
4、趨向多元化的山西文學
新世紀,社會生活逐漸規范化,文學創作也不再像1980年代那樣熱鬧喧嘩,不再像1990年代那樣迷惘觀望,作家們經受住各種誘惑和挑戰,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價值,呈現出良性發展、全方位推進的態勢,南華門東四條作為文學大本營,繼續發揮著特殊作用。
小說仍然是山西文學創作的強項和優勢,與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題材內容更加開闊,形式更加多樣,作家的主體個性更加突顯,在繼承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基礎上,更加注重了對文學本身的探索和實踐。代表性作品有:張平的長篇小說《國家干部》再一次影響巨大,并在2007年獲得中宣部第十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王祥夫的《上邊》在2004年獲得第三屆中國作協“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蔣韻的中篇小說《心愛的樹》和葛水平的中篇小說《喊山》,在2007年雙雙榮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李駿虎的中篇小說《前面是麥季》獲得2010年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呂新的中篇小說《白楊木的春天》獲得2014年第六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此外,王保忠、玄武、楊遙、手指、小岸、楊鳳喜、李燕蓉等中青年作家,都有不錯的作品發表,形成良好的態勢。
新世紀之后,小說繼續領頭,其他體裁也都在跟進。韓石山的散文隨筆《韓先生言行錄》《此事豈可對人言》等,在讀者和文壇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張銳鋒銳意探索“大散文”的創作道路,陸續出版《月亮》《祖先的深度》等著作;燕治國、楊新雨、喬忠延等人,也都有散文佳作問世。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創作更有豐碩的成果。趙瑜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善于駕馭重大題材,有深度,善思考,長篇報告文學《革命百里洲》榮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之后,又完成了《尋找巴金的黛麗》《晉人援蜀記》《火車頭震蕩》等。山西有一個龐大的老中青三代構成的詩人群體,他們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創作激情,發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詩歌、詩集,走出一條山西詩風的創作路子。值得提到的是,一支由老中青結合的山西評論團隊逐漸形成,為文學的健康發展起到了引導作用。他們對作家作品的闡釋,對文學創作走向的探討,對文學理論的研究,都有建樹,成為與創作并駕齊驅的力量。
5、中青年作家實力新方陣
2015年8月,文學大本營南華門東四條迎來一個特大喜訊:省作協簽約作家劉慈欣獲得世界科幻文學界最高獎“雨果獎”,這是中國和亞洲作家第一次獲得這個獎,標志著中國科幻文學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不少權威評論稱贊劉慈欣靠一己之力,把中國科幻文學推向世界。劉慈欣獲得這個榮譽,并不是偶然的,是他多年潛心科幻文學創作成績的體現,南華門東四條的省作協領導、編輯和評論家,也一直在關心他,為他的寫作創造條件。在劉慈欣的帶動下,近年來山西的十幾位青年作家努力創作,也有不俗的成績,于是,南華門東四條有了中青年作家實力新方陣。
這個方陣中,有幾位佼佼者已在國內文壇產生一定影響,全國性文學評獎或有廣泛影響的報刊評獎中榜上有名。他們繼承傳統,更有自己的特征:首先是他們的作品呈現出社會現實的豐富性、復雜性與鮮活性。由于他們中的多數人一直生活在基層,親身經歷了一系列社會動蕩,改革的每一步歷程都與他們的生存命運息息相關。這種切膚之感、命運攸關的體驗,傾注在他們的作品中,就真實地再現了生活的豐富與生動,具有了一種原汁原味的特色。其次是他們有比較敏銳的觀察生活和思辨問題的能力。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很少有那種苦澀的理性思考和個人心態的渲泄,更鮮有居高臨下的發言姿態。他們總是以一顆平常心去感受和體驗世界,形成了鮮明的文學個性。再次是他們在藝術探索上不拘一格。這一代青年作家處在科技發達、信息爆炸時代,閱讀量很大,特別注意吸收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學創作理念和藝術表現方式,把已有的現實主義、現代派等諸多表現方式,融入現代文明、科技進步之中,呈現出一種非常具有時代特征的文學方式,讓作品產生出新穎、深刻、生動的感染力,適應了讀者閱讀的變化與需求。
省作家協會已經搬到別處辦公,兩棟別墅小樓將建設成文學館,展示山西作家的成果和山西文學事業發展的軌跡,以另一種方式呈現文學的意義,必然會發揮出新的作用。(供圖:王旭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