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兒童文學有深厚的歷史傳統，在我國原創兒童文學事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近年來又呈現出更加引人矚目的精神氣象，作家們從歷史、文化、藝術、自然、生態、現實等多個維度匯聚表達重大文學主題，實現了湖北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在新時代的傳承與創新發展。湖北兒童文學始終閃耀著理想主義者的光芒，在引導青少年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兒童文學的意識形態與民族身份問題是世界兒童文學研究的重點。在兒童社會化和文化性格養成的過程中，兒童文學對其精神世界發生著啟蒙與持續的日常化的滲透作用。因此，“兒童讀什么”是一個與社會議題緊密關聯，直接影響兒童的文化適應與社會同化的中心命題，其文化實踐與意識形態屬性不言自明，價值引領也便顯得非常關鍵。我國現代兒童文學觀念歷經百余年發展成長，在對兒童文學價值要素構成及其功能的豐富性與有機性的認識上，愈來愈顯得成熟。我們從近年來原創兒童文學對中華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詮釋與表達上，可以有強烈的感受與深刻的體會。湖北兒童文學作家在此方面的探索尤其值得稱道。

董宏猷的兒童文學審美理想朝向崇高的美學范疇。無論是《一百個中國孩子的夢》還是《一百個孩子的中國夢》，他聚焦的都是宏闊的“中國童年精神”的藝術凝練與呈現。他的新作《牧歌》是一部將特定歷史中的少年成長、音樂與合唱團、家國情懷高度融為一體的優秀小說。作者將個人獨特的音樂才華、藝術氣質與對兒童文學的美學理解建立起極富創造力的精神聯系，進而生產出這部審美識別力極強的優秀作品。作家對歷史童年記憶的敘事視角處理尤為獨特，既充盈著豐富的個體童年體驗，又智慧地滲入了戰爭年代中一個特殊的人群與他們肩負的使命，引領今天的孩子不能忘卻歷史，珍惜和平年代“牧歌”生活的偉大價值。作品用音樂照亮生活，以積極感恩的心境書寫歷史，反思時代，作家董宏猷以此作再次精彩演繹了其成熟的兒童文學藝術表達以及從個體切入駕馭宏大題材的能力。《牧歌》為兒童讀者演繹的“音樂精神”極具原創性，提供出兒童文學審美價值建構與培植兒童精神健康的一個特別的方法論通道。“音樂”與“歌唱”，可以是董宏猷進一步作為兒童文學藝術勘探的一個特別的領域，目前國內還鮮有人深度觸及。

蕭袤沉浸在《山海經》中時日已久，這是一座文化富礦，是我國兒童文學幻想性與想象力的文化之根，也是文化傳承的基礎內容，但為兒童講述難在創造性轉化。蕭袤最新的《山海經童話》系列，特別是《鳳凰傳說》，其藝術感覺捕捉拿捏得還是比較到位，他在歷史人物、事件的陌生化與敘事情趣、時代感之間找到了平衡點，童話故事具有較強的進入性。這其實僅為作品表層價值，蕭袤改寫神話最大的原創性是在古老的歷史深處寫出了中華民族精神，這一精神歷久彌新，令人贊嘆。蕭袤用現實主義的精神理念去處理神話原型，比如他就是要弄清楚鳳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為什么鳳凰會涅槃，會浴火重生等等這樣一些根本的價值命題。他寫出了鳳凰大公無私、奉獻自己、舍己救人的壯美涅槃景觀，還原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百鳥羽衣神話。雖文學路徑不同，但蕭袤與董宏猷一樣，同樣抵達了兒童文學的崇高之境。

舒輝波與現實生活中的孩子們牢牢綁定在一起，這樣的現實主義理念使得他總是能有從容厚實、有格局有氣象的力作。當下，鄉村支教經歷書寫在兒童文學中并不鮮見，但《逐光的孩子》在完成度與文學性上均有不凡表現。舒輝波的創作有一個奇妙的統一：即他能實現擺脫兒童文學腔調的敘事風格與兒童文學基質的內在和諧，即作者并沒有低就兒童文學的藝術表達，但在文學精神主旨上卻始終堅持兒童文學的本質。這樣一種定位使得他的作品語言很豐富，咀嚼起來很有韌勁，寫人寫物沒有因受限于兒童視角而形成的局促，反倒容易自由揮灑他作為成人的情感與思想。舒輝波在作品題名中很喜歡用“光”這個字，雖然它對應的行為主體是兒童，但潛在的價值主體其實是成人，因為成人社會是光源的提供者。這本書所以好讀來自于作家不是以“闖入者”，而是以“同行者”的身份敘寫鄉村學校的親歷視角。故事充滿了生活的質感，寫人寫事都是原汁原味的，既照出生活原貌，又直指童年精神的內蘊，讓我們深刻感受到鄉村孩子逐光的緣由、表現以及震撼人心之處。作品以支教青年的心路歷程與價值選擇點亮了一種時代精神。“逐光”成為舒輝波現實主義兒童文學創作的關鍵詞。

童真的奧義就在于它是一種絕對的純真，不摻雜任何世俗的利害得失，黃春華在《我和小素》中對赤誠的兒童情感的表現令我們動容。這是一部以武漢新冠疫情為背景創作的兒童小說，它將大災難置于兒童生活中透視生命的真諦與友誼的可貴，表現兒童視角下的疫情生活與武漢人民偉大的抗疫精神。這是一部讓兒童體驗災難、理解生命的優秀之作，它以兩個孩子的友誼為敘事聚焦，突出疫情中兒童的主體成長過程。“我”和小素在非常時期的精神陪伴創造了抗疫的奇跡。爸爸媽媽及身邊無數平凡而偉大的抗疫英雄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兒童的精神成長，這一代親歷疫情的孩子對英雄主義有了自己的感知與定義。

當徐魯以詩人的浪漫主義氣質去創作小說時，也許最適宜他駕馭與再現的題材都是那種自帶浪漫屬性，或者說是那種在“遙遠”的現實中閃耀著理想光芒的題材，徐魯的精神視野決定著和他氣味相投的藝術表現對象。比如他寫《羅布泊的孩子》，他寫《遠山燈火》，以及我們要討論的這一本《追尋》。這是一本放在今天的語境下看極具藝術眼光的優秀之作，因為生態問題已經被國家提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追尋》與自然生態保護有關，具體說是幾代科學家保護白鰭豚的動人故事。這樣一部既具有紀實性，又處處輻射著文學的動情之美的兒童生態文學力作，解封了長期以來不為人所知的一個生態領域。徐佩芬、劉俊等幾代科學家在長江上和洞庭湖對白鰭豚的追尋與相守，白鰭豚“淇淇”和它的同伴們艱難曲折的生命經歷，人與動物在較長的一個時期里接續演繹的大愛故事，為世界播撒出人類偉大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追尋》將冷峻的現實主義批判反思之眼探入自然生態，以白鰭豚個案濃縮展現生態危機，警示世人。是一部對青少年兼具認識、審美、生態意識與科學精神培育的優秀作品。

彭緒洛在探險中為孩子們寫作。他以筆記體的方式為孩子們記錄呈現祖國大江南北，真實還原探險歷程。他的寫作理念是另一種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奇妙融合。《我的探險筆記》是自然、社會實踐型的寫作范式，在引領兒童擁抱大自然、綜合素質養成方面具有重要價值，此種類型的寫作目前在我國還并不多見。彭緒洛為孩子們打開了廣闊的自然空間，引領他們樹立一種勇敢的、野性的、行走的自然精神，對于補缺今天學校多重知識教育的現狀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我們僅考察了六位代表作家近年來的代表作，湖北兒童文學更多優秀作家及近年來涌現的新人我們還沒有論及。基于地域視角的考察提醒我們關注的主要問題可能是：湖北兒童文學作家在思考什么，在關注什么？他們為原創兒童文學開拓出哪些新領域，又有怎樣的藝術貢獻？除去對他們個體文學精神的把握外，作為整體的湖北兒童文學作家，他們在審美理想及精神價值追求上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形成原因又是什么？這些都是我國兒童文學維度的文學地理學研究理應關注與建設的。我們僅以董宏猷、蕭袤、舒輝波、黃春華、徐魯、彭緒洛這六個透視點，已看出湖北兒童文學整體上的創作格局與精神氣象。他們腳踩中國大地，心懷育人使命，堅執開放包容、前瞻引領的大兒童文學觀念，在兒童文學現實主義美學精神的時代新創上作出了積極的藝術勘探，創造出我國地域兒童文學的獨特精神生態，為兒童文學史及兒童文學基礎理論研究均提供出豐富的材料，值得研究界逐步展開深入關注。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兒童文學批評價值體系研究(17BZW02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