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進步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網絡社會已經深深嵌入當下中國的現實生活。憑借著通信網絡的全覆蓋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中國擁有世界上最為龐大的網民群體，其規模已經超過10億人。小到衣食住行，大到疫情防控等社會管理，中國在互聯網應用方面也處于領先位置。手機不只是移動通信的終端，更是與虛擬世界聯絡的入口，已經“機”不離“手”，實現了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所說的“媒介即人的延伸”。新世紀以來，互聯網文化深刻改變了文化生產的基本邏輯，用戶成為生產者，消費者變成了粉絲。作為與互聯網同時代成長的網絡原住民，經歷了這些年中國與世界的巨變，以移動互聯網、二次元文化為底色，形成了特殊的青年文化生態。與20世紀的青年文化不同，21世紀以網絡原住民為主體的互聯網文化對生活經驗、精神理想有著更為獨特和自主的表達。

一、媒介迭代與粉絲生成

近期，粉絲、飯圈成為文化娛樂行業的熱門話題。粉絲就其本義來說，是作品、明星的愛好者，而飯圈則是粉絲組成的興趣小組。在前互聯網時代，粉絲是閱讀圖書的讀者、聽廣播的聽眾、看影視的觀眾，飯圈的前身是各種形式的讀者俱樂部、樂迷會、影迷會等愛好者組織。在互聯網時代，讀書、聽音樂和看影像等文化消費方式都可以通過數字媒介完成，借助網絡論壇、博客、微博、微信等平臺組成粉絲小組，飯圈是與偶像互動更密切、更有組織性的粉絲群。從讀者俱樂部到飯圈文化最為重要的變化是，粉絲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深度參與到偶像養成、明星營銷的后援會和應援團，這與媒介形態的迭代有著密切關系。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互聯網進入中國，開啟了電腦上網和門戶網站的時代，這個時期的網民主要是大學生、都市白領和文化精英，最為著名的網絡文化事件都與校園網有著密切關系。借助網絡論壇、校園BBS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文化藝術類、生活旅游類的網絡社區，以信息分享、文化交流為主，商業色彩比較弱，門戶網站上的信息也以轉發其他媒體為主。曾經在報紙、雜志上討論的公共話題也開始轉移到網絡論壇上，出現了天涯社區、強國論壇等網絡空間，跨地域的網友借助網絡參與到文化與社會議題的討論中，這也使得網絡空間成為新世紀之交最為活躍的公共領域。2005年開始了博客時代，依靠名人開博客，帶動博客文化的普及，博客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發言的平臺，也涌現出一些草根博客，但博客整體還是以文字或圖文為媒介，從這里可以看出，門戶網站時代的網絡空間主要局限于都市文化和知識精英領域。2006年出現優酷視頻，隨后愛奇藝、騰訊視頻等視頻網站興起，借助3G通信網絡，這改變了以文字和圖片為核心的信息交流方式，進入數字影像的時代。

2010年前后，互聯網發生了新的轉變，人們全面進入數字化生活，從網購到文化娛樂消費都離不開移動互聯網。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出現，意味著網絡從頁面時代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智能手機成為最重要的移動終端，以微博、微信為基礎進入自媒體時代，形成了以“大V”為核心的意見領袖來引導公共討論和社會輿論，也出現了文化娛樂產業與互聯網媒介結合起來的粉絲經濟。二是短視頻等影像化社交媒體出現。2015年以來，快手、抖音等短視頻社交平臺流行，使得用戶參與內容生產的規模擴大到更大的群體，直播、網紅經濟等借助影像傳播的方式成為新的商業模式。三是以二次元為底色的青年亞文化崛起。2009年B站成立，這成為青年人創作和分享動畫、漫畫和游戲（ACG）等的二次元平臺，也形成了鬼畜、彈幕、表情包等帶有社交性、圈層化的網絡現象。

在這種背景下，受眾從用戶參與生產到用戶粉絲化，在兩個環節上介入數字文藝作品的生產與消費中。一是數字平臺鼓勵用戶生產內容，不再是專業化的文化公司或機構來提供，從論壇、博客到微信公號、短視頻，很多素人成為網絡作家、網紅博主。尤其是在短視頻時代，涌現了很多草根網紅，在流量經濟的制約下，出現了很多奇觀化、獵奇化的作品來吸引點擊率，也催生出了制造網紅和博主的中介公司，專門生產某一類數字作品。二是在消費環節，消費者借助數字平臺的互動性和社交性，鼓勵用戶、使用者對數字作品做出反饋，這種反饋既體現在發彈幕、表情包、點贊，也體現在借助剪輯軟件生產鬼畜視頻、各種短視頻評論節目等形式上，確實比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電影等傳統媒體能夠更好地實現互動。借助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化的網絡平臺，在娛樂文化領域，粉絲的商業價值被發掘，逐漸變成狂熱的、飯圈化的粉絲。

二、從被動的受眾到被組織化的粉絲

如果說論壇、博客時代網絡還主要是公共言論的空間，那么從移動互聯網時代開始，吸粉、漲粉、粉絲量售賣、粉絲打榜等粉絲文化變成了一種流量經濟。在這個過程中，娛樂工業與移動互聯網結合，產生了粉絲經濟和飯圈文化。這帶來雙重社會效應：一是粉絲文化的經濟化，粉絲應援、粉絲養成偶像成為重要的商業模式，為了偶像的養成和給偶像“打call”，粉絲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來為偶像“輪博”、熱搜控評、打榜投票和購買周邊產品；二是粉絲文化的政治化，借助粉絲的動員模式，迅速把一些社會話題變成“熱搜”，形成網絡輿情事件。不管是粉絲營銷化，還是過度政治化，都說明粉絲不再是松散的愛好者，而是有文化情感認同、有協調分工的組織化方式，顯示了粉絲能轉化為集體的、臨時的網絡行動的動員能力。

對受眾和粉絲一直以來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一是在西方傳播學的脈絡中，接受者是受眾，是被動接受的主體，是像大眾一樣的烏合之眾，就如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提到電視等現代媒體使得觀眾變成無腦的土豆，電視是一種讓人喪失理性的洗腦工具。這種論述背后是精英與大眾的二元想象。在精英文化看來，電視等現代視聽媒體是更大眾化、更容易操控受眾的媒介，與之相反，以報刊為代表的紙媒是高度理性化的印刷媒體。因此，在西方主流的傳播研究中，把觀眾、聽眾看成量化的、無差別的接受者。第二種是在社會主義的文化實踐中，比較重視群眾、大眾的主體位置，這不只體現在強調文化的公共性、共享性和均等化，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要覆蓋城鄉和基層，而且也支持群眾文藝，讓群眾成為文化藝術活動的主體。這包括在基層展開的啟蒙教育、掃盲運動，也包括建立工人俱樂部、鄉村文化站、農家書屋等公共基礎文化設施。

從這樣兩種對于受眾的理解可以看出，受眾是被動的接受者，還是主動的創作者，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媒介技術，如報紙、電視、廣播等大眾媒體一般被認為是單向度傳播的媒體，讀者、聽眾只被動接受信息，很難做出反饋，除非通過讀者來信、打電話等間接方式，而互聯網就是典型的雙向度傳播的媒體，網友一方面可以即時用留言、發彈幕、表情包等方式做出點評，另一方面用戶參與到互聯網內容的生產中，甚至網絡平臺鼓勵用戶上傳、創作內容。二是社會機制，包括用戶使用技術的素養以及用戶在消費文藝作品中所占據的位置。比如，通過強化公共教育的方式讓更多的人有能力閱讀，這就提升了用戶使用報紙媒介的能力，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用戶雖然可以成為內容生產者（寫網絡文學、寫微信公號、制作短視頻等），并能對文藝作品進行隨時隨地的點評，但是這些生產、消費環節卻成為平臺公司進行算法管理的工具，推送、選擇和鼓勵都由平臺公司掌握的算法技術來控制，而用戶、消費者在利潤分配、產品選擇上處于弱勢和被動狀態，大量的內容生產者以及提供產品服務的勞動者處于不穩定的彈性勞動狀態，在網絡文學、短視頻平臺以及電商、外賣平臺等領域都存在這種平臺化企業所帶來的權力不對等的狀態。因此，技術的進步不能直接帶來受眾的主體位置，真正自由、共享的狀態需要技術進步與社會機制結合起來。

三、青年文化的多幅面向

近些年，青年亞文化紛紛“破圈”，成為主流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這體現在一些文化事件中。一是國產動漫的興起。從《西游記之大圣歸來》（2015）、《大魚海棠》（2016）到《白蛇·緣起》（2019）、《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姜子牙》（2020）等，國產動漫借鑒日本、美國等動漫文化，重新讓中國傳統文化轉化為深受青年觀眾喜歡的二次元文化。二是B站出圈。B站是最有名、用戶活躍度最高的二次元網站，也是鬼畜、彈幕文化的發源地，從2020年B站跨年晚會到“五四”青年節的《后浪》宣傳片，B站成為青年人塑造文化身份的重要平臺。三是李子柒等帶有古風、傳統文化審美的短視頻網紅的興起，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流行方式。

相比20世紀以反叛、抵抗為底色的青年亞文化和以消費、娛樂為代表的青春偶像文化，21世紀的青年人對傳統文化、紅色文化、現代文化有著更為辯證的理解，這與他們獨特的歷史語境和社會環境有關。他們成長于中國崛起的時代，也受益于經濟增長帶來的快速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體驗，這種體驗轉化為一種新的民族自豪感和國家認同。他們生活在全球化時代，對世界和國際并不陌生，通過影視劇、旅游、留學、互聯網等方式可以深入了解外部世界，這帶來了更加平和的心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使得青年人擁有更為復雜的社會感，一邊是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等國內轉型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另一邊是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中東地區持續動蕩、歐洲難民危機以及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所帶來的沖擊和不確定性。這些都是與20世紀的冷戰年代和冷戰終結后的全球化時代完全不同的社會與國際狀況。

在這種背景下，當下的青年文化呈現一些新的文化面向。首先，是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新認識。中國不再是積弱積貧的狀態，正在以符合自身國情的方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世界也不再是以美國為唯一標準的國際秩序。面對環境、發展、新技術等挑戰，青年人開始以中國經驗為基礎，尤其是以數字化、智能化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在中國有著廣泛的使用，這為青年人思考涉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提供了參照。第二，對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化更加自信。這體現為古風文化的流行和“國潮”的興起，與五四時代以來把傳統與現代完全對立不同，古風恰好是古典文化、二次元文化與消費文化的結合，在文化想象中營造一種浪漫的古典身份。比如，2021年春節以來河南衛視連續出品了一系列廣受好評的新綜藝，從春節晚會的《唐宮夜宴》到元宵晚會的《芙蓉池》，從清明特別節目《紙扇書生》再到端午晚會《蘭陵王入陣曲》，依托青年創意團隊，在電視這一傳統媒體上把古典神韻通過融媒體的技術呈現出來，借助短視頻獲得了很好的傳播效果。第三，紅色文化融入青年文化。2021年以來電視劇《覺醒年代》《理想照耀中國》和電影《革命者》《1921》等紅色題材影視劇受到青年觀眾的好評，在B站等二次元網站出現大量表情包和網絡流行語，這顯示了紅色文化與當下價值的融合，也實現了理想、信仰等紅色價值的青春化，充分說明被二次元喂養的青年人并非去政治化的消費者，而是對歷史有觀察、對時代有思考的主體。

青年人經過20多年在互聯網大浪中淘沙，對數字化、智能化時代有了深入體驗，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以健康碼、通行卡等為代表的大數據在中國疫情防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不再盲目崇拜數字技術帶來的虛擬世界，反而更冷靜地把技術變革與網絡治理結合起來，才能避免數字平臺的過度壟斷和過度商業化，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帶來的共享性和自由度。

（作者系北京市文聯2021年度簽約評論家、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