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作為“老舍戲劇節(jié)”的開幕大戲，李伯男導演的話劇《活動變人形》上演，編劇是溫方伊，劇本改編自作家王蒙于1987年首次出版的同名長篇小說。故事始于倪吾誠的曾祖父輩，曾祖父革命的思想使其“死于非命”，因此奶奶為了祛除倪家的“邪祟”而引誘丈夫吸食鴉片，沒想到卻使得丈夫身子羸弱一命嗚呼，但奶奶又因生下倪吾誠讓“倪家有后”而自豪。雖然倪吾誠少年時讀洋學堂，也有“啟蒙”與“救亡”的青年新思想，但這些依然被母親舊有的價值觀體系視為“邪祟”，并以“孝慈”作為母權而成功將其祛除，引誘年輕而單純的倪吾誠掉進了母權權威的“說媳婦”窠臼，導致他終生以“貴族道德”的話語體系與妻子的“奴隸道德”價值體系進行論戰(zhàn)、抗衡，導致兩者互相傷害、蹂躪與摧殘，最后倪吾誠在妻子以“怨毒”為特征的“禮”的價值評估體系里身敗名裂，自殺不得。直至新時期在兒女們的勸說下，二人凄然以離婚收場，講《邏輯學》的老年倪吾誠終于離開女德的“怨恨”場域，不久死去。戲劇不同于小說，它開始于1983年倪吾誠去世的那一天。

2019年諾亞·鮑姆巴赫導演的美國電影《婚姻故事》獲得較多關注，其中也關注了婚姻及兩性關系的普遍性問題，曾經相愛的一對戀人組建家庭后成為夫妻，作為藝術家及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婚姻生活中也如倪吾誠、姜靜宜一樣，在城市這個人類新語境的婚姻場域中“互相傷害、互相蹂躪”，甚至會有更極端、更惡毒的想法。其中除了經濟問題、階層問題、世俗生活習慣問題、人的認知問題，更重要的是其后隱在的不同話語體系與價值評估體系問題。在《活動變人形》中演繹了婚姻中兩個人從倪吾誠見到美貌的姜靜宜直勾勾地看著被其吸引到后來成為他的敵人。倪吾誠的妻子姜靜宜是鄉(xiāng)下大戶人家的女兒，錢財略多于倪吾誠的小戶及寡居的母子家庭，她上過兩年學堂，但中學沒畢業(yè)就嫁給了倪吾誠，一心恪守“婦道”“婦德”，為倪家生孩子，節(jié)儉持家，不理解倪吾誠從歐洲城市帶回來的那套“浪漫”與“愛”，因而拿起“怨恨”作為武器進行被動反應，“怨恨”作為“平庸之輩”進行團體攻擊敵人的必備武器，滲透在被他們確立起來的所謂的“道德”體系中。劇中死了丈夫的姨媽姜靜珍作為寡婦守寡三十余年，喜歡每日長時間洗臉、梳頭與化妝，被姥姥及孩子們喚為“大白臉”，在化“大白臉”的背后隱藏的對“美”與“欲望”的向往，看到妹妹姜靜宜與妹夫和好，她的嫉妒躍然臉上，甚至和妹妹打鬧起來，她也向往美好的愛情、詩意的生活，但在“貞潔烈婦”價值體系里，她毫無選擇的權利，即產生了怨恨，除了“怨恨”，寡婦姜靜珍亦有她的欲望與情欲，她化了“大白臉”的妝，坐在丈夫照片前，是將女性、美與欲望投射給照片中的男性，在中年、老年后又不停地將丈夫的照片想象為自己的“兒子”“孫子”，這有多重含義，彰顯了在傳統(tǒng)的價值體系里，女性主體性的完成以及存在的意義通過“傳宗接代”得以實現(xiàn)與呈示，女性通過“兒子”“孫子”得以存在的延續(xù)，“家”是其實現(xiàn)她所認同舊有的價值體系的唯一場域，此場域可以使得她安放自己的欲望、存在之感及生存意義，因而她恪守與捍衛(wèi)已建構的“奴隸道德”秩序，以“母權”的方式輔助與維系男權的秩序與權威，但這些加劇了她的虛無感、痛苦和怨恨。除了虛無，出身詩書人家的姜靜珍對現(xiàn)代文明也保持興趣。她背古詩、新詩，她讀《家》，也讀《少年維特的煩惱》，獨處時還偶爾哼唱幾句鶯聲婉轉的戲詞，盡顯女性的柔美、含蓄與精致，但一旦踏入“奴隸道德”價值體系，對斗的戰(zhàn)斗精神立刻翻轉出來，江湖莽漢般擼著袖子，氣貫長虹地叫囂：“叫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這就是舊式的“詩書禮儀”秩序教育下提供給女孩兒的一個“反抗”或者“被動反應”模式。以“禮”為特征的秩序下的教育并不能使得她跳出“奴隸道德”的范式，她依舊沿著或者說沿襲著“奴隸道德”，甚至以積極主動的方式成為“被動反抗著”，讓不經省察的“平庸之惡”繼續(xù)沿襲和蔓延，進行最大化的同化，包括其暫時幸福的妹妹。“貞潔”“為你好”的“禮”之邏輯夸大了奴隸道德怨恨的A面，將人的另一面B面遮蔽殆盡。靜珍一邊在自言自語的惡毒國罵中瘋狂且沉醉于語言的“反抗”及“快感”，完全忘記了她自己作為主體性的存在與非理性的方式。

話劇《活動變人形》中，倪吾誠嘗試著從生活習慣等方面“改造”姜靜宜，卻因經濟問題及認知差異而失敗，于是他決定改造下一代，改造自己的孩子，讓他們帶有歐羅巴的文明氣質及文化思維，但兩個孩子受朝夕相處的母親、阿姨與姥姥的“怨毒”“怨恨”的思想影響，已然失卻了浪漫的趣味與口味，一句“凈費錢”把蛋糕的甜美、文明與浪漫氣質就給解構掉了，兒童們追隨母親的“怨恨”道德，永遠對非我之物進行否定和說“不”，他們已然被母親、姨媽、姥姥等此類人的價值觀體系及其“怨恨”成功收編，對外在事物不是主動行動，而是被動行為，進入駱駝般隱忍的、充滿苦難和辛勞的認知體系，但好在倪吾誠給他們灌輸了些“思想”，激發(fā)出他們的“思考”“省察”，使得他們過上“值得過的一生”。新時期倪藻和姐姐勸說父母離婚，擺脫“相愛相殺”的咒語，停止不斷循環(huán)的彼此傷害與蹂躪。父親1983年去世后，倪藻和姐姐以他們現(xiàn)有的認知和思想，重新對父輩的存在進行了剖析與理解，只為不再重蹈他們的“奴隸道德”之覆轍。達爾文的“進化論”適用于生物學，也適用于抽象的概念或理念，但尼采對其進行反問：“如果真相是相反的，一種非‘進化’的而是‘退化’的潛質隱藏在所謂的‘好人’身上，它危險而充滿誘惑，亦是毒藥與麻醉劑，并且讓現(xiàn)在的生活以未來為代價，這樣的話，該怎么辦？”尼采給出的答案是重估一切價值，構建未來的超人世界，使得大家認知“金發(fā)碧眼的猛獸”“超人”“高尚者”和“嬰兒”，回到充滿肯定意義的嬰兒的“我是”之狀態(tài)，后人類學家德勒茲在尼采的基礎上，也提出了“回歸”的概念，他們都與2000多年前老子所說的“圣人皆孩子”遙相呼應，呼應“上德”永久地回歸，最終完成了“既知其子，復守其母”“用其光復歸其明”“反者道之動”的終極規(guī)律。老子從形而上學的層面對“道”進行認知，其或許是解救類似《婚姻故事》與《活動變人形》中婚姻、兩性關系及人存在等問題的良藥，抑或是拯救未來人類及家庭的必然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