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1年4月，根據國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的數據，我國革命博物館、紀念館總數超過1600家，“十三五”時期平均每年推出革命文物展覽4000余個。同時，全國不可移動革命文物3.6萬多處，國有館藏可移動革命文物超過100萬件/套。

1600多家場館能否滿足我國9500多萬黨員的黨史教育需求？同時，在博物館長期偏重未成年人教育的情況下，革命紀念類博物館能否對作為成年人的黨員同志、干部群眾供給契合的產品與服務？

（一）夯實基礎工作，完善頂層設計

目前，我國宣傳、文化和旅游（文物）部門管理的革命文物類文物保護單位并未完全對外開放，其他部門管理的更是如此，其中尤以軍隊系統為甚。同時，革命文物定期排查制度尚未充分實行。這一方面與我國革命紀念類博物館歸口管理多元有關，其上級主管部門和單位包括宣傳、文化和旅游（文物）、退役軍人事務、軍隊系統等；另一方面也與各場館的文物認定、定級、建賬和建檔工作沒做到位相關。截至2021年5月，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建設兵團相繼公布了第一批革命文物名錄，后續還要陸續公布。

鑒于此，要盡快夯實基礎工作，完善頂層設計。

一方面，實行全國革命文物的定期排查制度，加速摸清資源家底，以擴增黨史教育的“源頭活水”。包括敦促各省（區、市）盡快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名錄，同時將排查結果上報中宣部、國家文物局等。夯實紀念類博物館的革命文物認定、定級、建賬和建檔等基礎性工作，由此建立大數據庫，進而推進資源信息的開放共享。

此外，系統開展百年黨史文物、文獻、檔案、史料的調查征集工作，尤其鼓勵博物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深化史實研究和價值挖掘。比如，中央紅軍出發紀念館已安排職工到紅軍后代家中開展訪紅活動，接收后代無償捐贈珍貴文物100余件，新發現10余個故事素材。八一起義紀念館則推出“跨越百年的征集——迎接建黨100周年歷史資料征集”，對象包括黨證黨章、報紙、刊物等見證物。

另一方面，加強對紀念類博物館革命文物保護利用的總體規劃、宏觀指導、制度建設。包括確立“十四五”革命紀念類博物館發展的任務書和路線圖；促使部門協作、央地聯動更密切；提升革命文物保護級別，改善管理狀況等。總之，我國革命文物工作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部門協作、社會參與的格局，需要進一步夯實，形成革命紀念類博物館高質量發展的合力，并在黨史教育中擁有制度保障。

（二）提升展教結合水平，拓展服務方式

目前，紀念類博物館在我國博物館體系中業務發展相對薄弱，這從2010年開展至今的博物館運行評估結果中可見一斑。根據新近的《2014-2016年度國家一級博物館運行評估報告》，紀念類博物館無一達到“優秀”（總分80分及以上），最高的為72分、最低的為54分左右。無論是內部管理、服務產出、社會反饋，還是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等基本業務都亟待提升。

其中，紀念類博物館的展示陳舊化、同質化問題比較嚴重，基本陳列超過5年未進行局部改陳者、超過10年未全面改陳者并非少數。同時，講解服務呆板，教育的沉浸感、代入感、體驗感不強，無法產生情感共鳴的情況亦較為常見。由此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展示陳舊雷同，社教發展滯后，觀眾少，場館門可羅雀，而動力不足的場館更無力深化研究、并及時補充體現時代精神的展教內容，致使踐行黨史教育的原始根基缺乏。

鑒于此，我們要提升革命紀念類博物館的展示教育水平，并拓展服務方式。一方面，適度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創新闡釋方式，打破展示的陳舊化、同質化窘境。包括堅持有址可尋、有物可看、有史可講、有事可說，以“見人、見物、見精神”；探索符合青年群體特點的展教方式，潤物無聲地幫助其樹立大歷史觀、黨史觀、奮斗觀；遴選代表性遺址遺跡、紀念設施、文物藏品進行展示試點等。其中，尤其要完善革命文物展覽的改陳管理機制和支持政策，深化研究、及時補充體現時代精神的內容。同時，建立展陳內容和解說詞的研究審查制度，增強對象的準確性、完整性、權威性。

另一方面，利用多媒體資源，創新革命文物傳播方式，讓正能量產生大流量，讓好聲音成為最強音。革命紀念類博物館理應結合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和中華民族傳統節慶，開展公眾喜聞樂見的活動，如紅歌聯唱與詩歌朗誦、品讀紅色家書、觀看紅色經典電影和話劇等。同時，拓寬線上傳播渠道，包括“云展覽”、短視頻、在線直播等路徑。此外，鼓勵學校、黨校（行政學院）到革命舊址、革命博物館紀念館開展現場教學，并建立場館與周邊學校、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駐地部隊、城鄉社區的共建共享機制。

事實上，目前亟須在紀念類博物館中建設一批中共黨史教育基地，建成一批革命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基地。同時，成立革命文物保護展示聯盟，用以推介優秀案例、發布保護利用白皮書、組建“宣講團”等。

（三）與紅色旅游、鄉村振興聯動

我國不少紀念類博物館都坐落于貧困縣、鄉村，當地迫切希望通過革命文物的保護利用帶動產業發展和群眾就業，推動民生改善等。在此背景下，相關場館服務黨史教育更需挖掘革命文物的價值內涵和文化元素，而非一味地排斥市場機制。同時，我國紀念類博物館大多尚未編纂出版與黨史教育學習相關的知識讀本，更未常態化地推動革命傳統教育進學校、進課堂。

當然，近年來我國革命文物工作的頂層設計已不斷完善。2018年7月，中辦、國辦出臺了《關于實施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見》，隨后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先后制定了實施方案。同時，機構隊伍建設取得重大突破。2019年11月，國家文物局設立革命文物司，隨后17個省（區、市）和部分革命文物大市、大縣先后增設了相關機構。

鑒于此，未來我國革命紀念類博物館還須與紅色旅游、鄉村振興進一步聯動，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自2014年起至2021年4月，中央財政共安排16億元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革命遺址保護利用工程，之后紅色資源成為井岡山、瑞金的金色名片，帶動了產業發展和群眾就業，助力54個貧困縣脫貧摘帽。而山東沂蒙山區則創新紅色研學模式，旅游品牌矩陣日臻完善。目前，我國紅色旅游的規模和熱度不斷攀升，2019年全國旅游人數超14億人次、收入超4000億元，不少紅色旅游目的地成為民眾出游的重要選項和網紅打卡地，年輕人亦成為主力軍。

2021年6月，文旅部、中宣部、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國家發改委聯合發布“建黨百年百條精品紅色旅游線路”。在此背景下，革命紀念類博物館更應運用市場機制開發更多創意產品，打造紅色旅游品牌，促進革命老區振興發展。目前，陜西省以創建延安革命文物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為抓手，深挖了1224處不可移動革命文物、特別是2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故事，以打造展陳精品工程，5年來辦展900多個；湖南省則通過打造紅色展陳、紅色文藝出版、紅色旅游三項品牌，不斷深化革命文物的價值挖掘和利用創新。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每一次對黨史的回望，都是對精神的洗禮、對初心的叩問以及信仰的集結、奮斗的沖鋒。百年恰風華，而我們也正逢“于變局中開新局”的機遇。切實把革命文化保護、管理、利用好，同時各系統的紀念類博物館要學習用文物說話，讓革命文物“活”起來，成為黨史教育的生動課堂。更重要的是，在傳承紅色基因中汲取奮進力量，最終走好“紅色育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