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當魯迅溘然長逝的時候，上海民眾代表在他的棺木上覆蓋了一面錦旗，上書“民族魂”三個大字。“魂”者，崇高精神之謂也。歷史表明，魯迅作品從精神層面對廣大讀者產生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從純文學層面對讀者的影響。并不是每一個讀者都有必要模仿借鑒魯迅的寫作技巧，但作為魯迅的忠實讀者，首先要繼承的無疑是他的精神。當年有一副挽聯寫得好：“平生荊棘向前進，未死精神待后人。”前一句講的是魯迅的開拓精神、創新精神、奮斗精神；后一句講的是魯迅的精神火炬有待后人傳承。可以明白無誤地說，紀念魯迅的最好方式就是學習魯迅，為民族復興凝聚精神力量。

魯迅首先是以“精神界之戰士”的雄姿登上歷史舞臺的。1908年，27歲的魯迅在文言論文《文化偏至論》中對19世紀后期西方的物質至上主義進行了尖銳批判：人們只是一心向往客觀的物質世界，而把自己主觀的內在精神全然拋在一邊，不加省察。蕓蕓眾生都被物欲蒙蔽，社會日趨衰退，進步因而停止，于是一切奸詐虛偽的罪惡行為，無不乘機滋生，這樣就使人們精神的光輝愈來愈暗淡。必須指出，魯迅在文中批判的物質并非物質本身，而是拜物教。當今時代，正如未來學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形容的那樣，“從來沒有那么多國家里的人民，感到精神上如此空虛與沉淪”。在物質主義幾欲發展成全球最高意識形態的當下，魯迅當年的批判也就毋庸置疑地仍然具有現實針砭意義。

魯迅在這篇論文中認為，只重視“黃金黑鐵”“堅船利炮”的洋務運動救不了中國，引進“制造商估，立憲國會”的維新派也救不了中國。他對中國未來的政治道路選擇雖然不如晚年那樣明晰，但他當時就指出，想要振興中華，首要任務就是培養能夠容納世界新潮流的新人；而要達到“立人”的目的，則首先要張揚他們的個性，振奮他們的精神，改變抱殘守缺、麻木不仁的狀態。

追求理想的執著信念

繼承魯迅精神，首先要學習魯迅對理想和信念的執著追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離騷》中的這一名句，激勵著魯迅在救國救民的道路上不倦地追求。1927年之前魯迅還沒找到“指南針”，1927年之后他有了明確的社會主義傾向——這一點不僅從魯迅本人的作品中得到證明，也可以從他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中得到證明。對于中國的革命道路，魯迅在跟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是這樣表述的：“我不了解蘇聯的情況，但我讀過很多關于革命前蘇聯的情況的東西，它同中國的情況有某些類似之點。沒有疑問，我們可以向蘇聯學習。此外，我們也可以向美國學習。但是，對中國說來，只能夠有一種革命——中國的革命。我們也要向我們的歷史學習。”

為了實現這一崇高的理想，讓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成為光輝的現實，魯迅發揚了“韌”的戰斗精神。魯迅的革命經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魯迅是在革命處于低潮、白色恐怖十分嚴酷的歷史時期投身革命的。他鄙視那種想通過革命謀取特權、吃特等飯坐特等車的蛀蟲，而崇敬孫中山、李大釗、瞿秋白這些將自身與革命融為一體的革命者。其次，作為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魯迅深刻了解中國的國情。他從來不對革命抱有羅曼蒂克的幻想，所以即使革命暫時遇到挫折也從不消極動搖。比如1935年底，北平的軍警對參加“一二?九”運動的愛國學生殘酷鎮壓，“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于城外，使受凍餓”。魯迅在《題未定草?（九）》中仍然樂觀地預言：“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當前我們為實現中國夢而進行的各項改革，其艱巨性與復雜性都絕不亞于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因此，我們應該學習魯迅對崇高理想的執著追求，在改革的征途中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且介亭雜文?中國語文的新生》）。奮斗幾十年，“從個體來看，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因為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華蓋集?忽然想到（十）》）。

甘作奉獻的犧牲精神

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質，還必須發揚魯迅甘作奉獻的犧牲精神。1935年冬，有位叫周劍英的讀者寫信，希望魯迅開列出自己的“人生計劃”。魯迅同年12月14日回信說：“我的意見，都陸續寫出，更無秘策在胸，所以‘人生計劃’，實無從開列。總而言之，我的意思甚淺顯：隨時為大家想想，謀點利益就好。”在魯迅看來，道德可分為四個層面：等而下之的叫“損人而不利己”，如強盜放火；其次是“損人利己”，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剝削者、掠奪者行為的圭臬。五四時期的啟蒙者曾倡導“人我兩利”的新道德，即所謂“利己而不損人”。然而在道德的天平上，“人”和“我”這兩端又很難找到一個穩定的平衡點，在立身行事時不是向“人”一端傾斜，就是向“我”這一端傾斜。基于這種狀況，魯迅崇奉一種“損己利人”的道德觀，并身體力行。表現為“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1926年12月16日致許廣平信）。在文藝領域，魯迅甘當培育鮮花喬木的泥土，甘當構建崇樓廣廈的一磚一石，甘當提攜青年才俊的梯子和墊腳石。凡此種種，都是“損己利人”的具體表現。

“損己利人”是一種具有超前性的道德觀，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可能人人都能通達這種境界，公民做人的底線是遵紀守法。但這是一種人人都應該景仰并向往的道德境界，對提升全民族道德水平能起到引領作用。古人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寓含的就是這個道理。高尚的品格是人性最高形式的體現，它能主宰人的生活，最大限度地體現出人的基本價值。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我們之所以把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作為一個統一目標，就是因為人的思想道德面貌體現著精神文明的性質和方向，對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和方向把握產生著不可低估的影響。如果用泯滅良知的手段撈錢，用坑害他人的辦法圈錢，把物質利益當成唯一的價值追求，就從根本上違背了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所以，弘揚魯迅“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犧牲精神，能夠凈化當前的社會環境，其現實意義不可低估。

別立新宗的創新思維

魯迅的精神世界中還有一個寶貴的傳統，那就是他的創新精神。魯迅生活的時代是一個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時代，很多價值都需要重估，很多事情都需要重新來做。因此，蕩滌舊物，別立新宗，就成為一種時代的使命。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魯迅明確指出有兩種“破壞”：一種是“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另一種“軌道破壞者”則有理想之光的照耀。他們高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都一掃而空，清除舊的瓦礫場，營建新生事物的大廈。

“非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魯迅：《〈苦悶的象征〉引言》），魯迅的創新精神首先表現為思想觀念的創新。他在為中國新文學奠基的《狂人日記》中，就借狂人之口發出了洪鐘大呂般的聲音：“從來如此，便對么？”魯迅對舊價值觀的質疑是為了求異。他運用創新思維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得出了很多振聾發聵的結論，其思想的深度和廣泛性為同時代的作家所不能比肩。在小說創作領域，他不但打破了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中心的傳統格局，把滿腿是泥的農民和其他弱勢群體作為關注對象和表現中心，而且在藝術形式上也勇于探索。正如茅盾在《讀〈吶喊〉》一文中所言：“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且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必然有多數人跟上去試驗。”魯迅的雜文，在散文體裁中又融入了詩與政論的因素，既不同于中國的傳統雜文，也不同于西方的隨筆，而是一種全新的創造。魯迅的創新精神，同樣是當今時代熱切呼喚的時代精神。

精神傳統是一種隱性的力量，是構成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內涵。所謂隱性，是因為它看不見，摸不著；之所以又能成為一種力量，是因為它所包含的價值取向、人生態度、道德情操能夠轉化為一種現實的動力。這種力量不但為構成硬實力的物質手段所不能取代，而且在某種條件下，其威力還有可能超越物質手段。我們走出了“精神萬能”“恥于言利”的誤區，但絕不能又步入“金錢至上”“物質唯一”的誤區，失去對欲望的節制，對靈魂的關注，對精神的追求。魯迅曾經說過，中華民族歷受外族入侵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就是有一種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精神，有一批引領民族精神的“中國的脊梁”。讓我們繼承和發揚魯迅的精神，共同構建一座光耀千秋的中華民族精神殿堂。

（原載2016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