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中，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跡。后來仗著幾個朋友的幫助，這才得進平和的英租界，難民雖然滿路，居人卻很安閑。和閘北相距不過四五里罷，就是一個這么不同的世界，——我們又怎么會想到哈爾濱。

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閘北，周圍又復熙熙攘攘的時侯了。但卻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聽說文學社曾經愿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里去，擱了半年，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后才聰明，回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于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恐怕也確是大背“訓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為了《略談皇帝》這一篇文章，這一個氣焰萬丈的委員會就忽然煙消火滅，便是“以身作則” 的實地大教訓。

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想為這本書出版，卻又在我們的上司“以身作則”的半年之后了，還要我寫幾句序。然而這幾天，卻又謠言蜂起，閘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頭鼠竄了，路上是駱驛不絕的行李車和人，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鑒這禮讓之邦的盛況。自以為居于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紙，則稱這些逃命者為“庸人”或“愚民”。我卻以為他們也許是聰明的，至少，是已經憑著經驗，知道了煌煌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他們還有些記性。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懷著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這正是奴隸的心！ ——但是，如果還是攪亂了讀者的心呢?那么，我們還決不是奴才。

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