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題記

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余；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1]的擬態。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于山東問題[2]的示威運動以后，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議排日運動[3]，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4]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于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于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于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于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5]。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志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后，我沒有寫什么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卻頗有些成功，于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后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后，更無可道了。只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于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后一年則大抵對于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為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后來又贊成改革，后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于雄辯”，又何待于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為現狀和那時并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于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于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6]〕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魯迅。

注釋：

[1]童子軍 資產階級對在學少年兒童進行軍事化訓練的一種組織。由英國軍官貝登堡于一九○八年創立，不久即流行于各資本主義國家。一九一二年中國開始有這種組織。五四運動期間，有童子軍參加散發傳單等活動。

[2]山東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帝國主義國家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召開分贓的“巴黎和會”，中國雖作為戰勝國被邀參加，但會議在英、美、法等帝國主義操縱下，公然決議將戰敗的德國根據一八九八年中德《膠澳租界條約》在我國山東攫取的各種特權，完全讓與日本，而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和約上簽字。消息傳來，舉國憤怒。北京學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罷課，集會游行，反對巴黎和會決議，要求懲辦親日派官僚。北京學生的這次斗爭，成為偉大的五四運動的開端。

[3]小幡酉吉抗議排日運動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后，中國各地愛國群眾紛紛開展抵制日貨運動。日本駐福州領事館為破壞這個運動，于十一月十五日派出日本浪人和便衣警察，毆打表演愛國新劇的學生。次日，又打死打傷學生和市民多人，造成引起全國公憤的福州慘案。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酉吉反而于十二月五日向中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硬說“事件責任全在中國”，要求取締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小幡酉吉前此曾任日本駐中國的參贊，一九一五年幫助日本公使日置益和袁世凱訂立所謂“二十一條”的條約。

[4]《隨感錄》 《新青年》從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號起，發表關于社會和文化的短評，總題為《隨感錄》。起初各篇都只標明次第數碼，沒有單獨的篇名，從第五十六篇起才在總題之下有各篇的題目。作者在《新青年》發表這種短評，是從一九一八年九月第五卷第三號的《隨感錄二十五》開始，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該刊第六卷第六號的《六十六 生命的路》為止，共二十七篇，后全部收在本書中。

[5]這里說的上海《時報》，應為上海《時事新報》，參看本書《隨感錄四十六》及其注〔３〕。

[6]“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北宋僧人道原《傳燈錄·蒙山道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南宋岳珂《[木呈]史·記龍眠海會圖》又有“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