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粵港澳文學植根于共同的文化傳統與歷史記憶，以語言、血緣、文緣為紐帶而建構的共同體一方面緊密聯結著民族國家的現代敘事，又在各自差異化的時空領域里形成了不同的議題。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大灣區文學將成為承載、豐富“人文灣區”的重要內容而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作為一種由文化交流與文學互動延伸出來的文學想象，大灣區文學必須在植根傳統、立足當下、面向未來的開放視野中思考歷史文化與區域生活的演變，結合經濟要素重新配置豐富區域文學內涵與邊界擴展的理解，積極探索文學見證時代、參與時代的書寫可能。

關鍵詞：大灣區文學；文化區；地域傳統；人文灣區；都市文化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的背景下，“大灣區文學”作為一個富于文化意味與想象空間的表述，不僅為粵港澳文學互動提供了新的契機，也使區域文學植根傳統、立足當下、面向未來這一問題變得更加現實而迫切，因為文學需要回應歷史文化與區域生活的演變，以創作實踐豐富區域文學的內涵與邊界擴張，從而探索文學見證時代、參與時代的書寫可能。從文化區的角度重新理解粵港澳文學的共同屬性與多元景觀，對文學創作與研究或許會起到意料不到的刺激作用。

雖然美國人類學家奧蒂斯·梅森在1895年便使用“文化區”這一術語以確認不同類型的美洲印第安環境，但是有關“文化區”的認知與討論主要在20世紀展開。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1870-1947）認為文化區的理想情況呈同心、圓形分布，但在實際運行中，逐漸形成以地域特征為主導的文化中心與邊緣區域。20世紀60年代中期，米尼格將基督復興教徒按數量分布劃分核心帶、主權帶、領域帶、外圍帶，進一步發展出文化區空間結構的模型。[1]“文化區”成為人文地理學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通常用來描述文化的歷史區域分布和動態發展，由此也可以大致看出，文化區首先是一個基于地緣因素形成的文化空間，其中既有主導文化，也有構成文化多樣性的文化元素，各文化元素之間互相交流、融合，不斷生長，形成更大的文化圈。共同的語言體系與生活慣習，則是促成文化區的前提條件。

粵港澳作為以嶺南文化為主導的文化區，其文化特征受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影響。眾所周知，嶺南文化是一種面向自然生活、日常感性的原生型文化，同時又擁有多民族遷徙中形成的寬厚包容的品格；因為有近海之便，相對于建立在傳統農耕文明基礎之上的中原文化更具開放靈活性，在眺望、體驗、參與世界文明的過程中形成了開拓進取的探索精神；此外，嶺南地區遠離傳統政治文化中心，慢慢發展出一套以市民社會和日常生活為價值主導的世俗文化。

因為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和緊密相連的地理位置，粵港澳擁有共同的文化傳統與歷史記憶，又在各自不一樣的政治文化空間中吸納外來文化元素，分別形成各具主體性的文化風格，并彼此參照和影響。如果說所有充滿活力的文化具有某種共同的品質，首要提及的無疑是吸納他者文化的能力，反過來也同樣如此，越是具有吸納異質元素補充自我的文化，越是充滿生命的強力，越能在諸種文化的競爭中長盛不衰。威斯勒說：“正是文化的積累特性及其明顯的頑強生命力才需要迅速地移植和傳播，或用一個更好的術語說，就是對啟示的敏感性。”[2]傳統意義上的嶺南文化以廣州為中心，自19世紀中期香港開埠以降，嶺南文化與西方文化融合，發展為風味獨特的都市文化，這種不同于上海、北京、臺北的“港味”文化又在粵港澳交流互動中不斷溢出本土界域，成為標志時尚的文化潮流。

正如所有異質文化進入傳統認知領域時必然遭遇誤解一樣，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香港就被個別內地文人稱為“文化沙漠”，又在后續的他者敘述中延伸到整個嶺南地區，并一度成為粵港澳確證文化主體性的焦慮來源。如果說域外他者的言說姿態植根于某種“正統”的文化結構，則顯然忽視了文化對于現實的積極參與功能。正如香港資深報人、文化學者羅孚（1921-2014）所說，香港衣食住行的文化相當豐富，出版自由，資訊發達，影視藝術空前繁榮，這些來自“文化沙漠”的文化產品，你盡可以說它是“次文化”，卻不能說它是“非文化”。[3]

盡管港澳新文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省港、省澳的結構化現象，但并非某種單一化的主導/依附模式。例如，由中國大陸、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建構的中國新文學版圖，在長期以來的歷史敘述中，澳門文學通常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然而隨著文學史研究的深入，有學者從西學東漸、中西交匯的源頭梳理，提出中國文學的近代化與現代化應從澳門講起：“中國的近代化和中國文學的近代化，中國被動地向西方開放的近代史，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從澳門說起。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記憶，澳門文學無論多簡陋、粗糙，都將這樣的歷史以生動的形態記錄下來，以豐滿的精神狀態得以保鮮。包括早期詩僧結社及其相應的創作，包括清代一些隱居澳門的官員感時憂世之作，澳門文學最早傳達出近代化的強烈信息，為中國文學的現代進程注入了最初的活力與資源。”[4]事實上，在中國走向世界尤其是近代以來開啟的現代化進程中，粵港澳就扮演過不同尋常的先導與中介作用，然而在強調中國內部生產力/生產關系沖突與變革的歷史敘述結構中，外來的影響已被明顯削弱，或者只將其視為裝飾宏大歷史的一段小插曲。我們固然承認歷史的車輪由強大的集體力量所推動，卻也不能忽略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因素對歷史產生的刺激與啟迪。

正如梁啟超所述，嶺南地區背嶺面海、連接中原的地理格局便于交通海外，“故其人頗有獨立之想，有進取之志；兩面瀕海，為五洲交通孔道，故稍習于外事。”[5]因地理之便，西方文化得以繼續不斷輸入，“粵人遂為這種新文化的先鋒隊，廣東成為新文化的策源地。”[6]盡管一個區域的文學往往由偉大的作品來表征，然而闡發、引領時代風氣的開創價值，經常需要借助政治、經濟、文化諸因素的激發，而文學觀念的變革又會加速社會的發展。于是，我們看到近代以來嶺南地區“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的爆發，“二高一陳”的“嶺南畫派”的興起，“中國油畫第一人”李鐵夫的探索，中國現代電影創始人蔡楚生、司徒慧敏、黎民偉的三足鼎立，等等，背后都能梳理出地理因素對思想文化藝術的刺激作用。

以近代印刷術和出版業的興起為例，澳門、香港、廣州之所以扮演極為關鍵的作用，跟三地開放、相互毗鄰密切相關。1815-1830年前后，傳教士馬禮遜在澳門、香港、廣州嘗試以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書籍，在澳門成立“馬家英式印刷所”，后又將石印機搬移到廣州十三行，逐漸開啟中國出版的現代之門。[7]伍廷芳籌辦的《中外新聞》1858年創刊，中國邁入自主創辦中文報紙的歷史新階段，現代報刊的興起成為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環節。維新派先驅王韜與麥都思創辦的墨海書館結緣（1848），他在從事編校工作期間結識了一大批傳教士，對西式印刷有深切了解，[8]這二者對于王韜后來投身出版產生了巨大影響。游歷歐洲之后回到香港，集資購買英華書院印刷設備，成立中華印務總局（1873），次年創辦《循環日報》。王韜打造傳播現代思想的媒體平臺，目的在于“發幽光于潛德，開悔悟于愚民”[9]。而體現他國際化視野的政論文章大半在《循環日報》發表，自由暢達、直抒胸臆、不拘一格的文風奠定其在近代散文史的地位，其標舉文學革新的主張對黃遵憲、梁啟超等形成直接的啟示。突飛猛進的報刊業有力地促進了香港文化的繁榮，據統計，從1864年《華字日報》創刊到1934年的70年里，香港停辦的報紙有58家，存續的11家，報紙副刊與雜志對文學作品的大量需求，為粵港澳培養出一大批作家，也建構了一個基于現代媒體的文學生產、傳播與接受的都市文化空間。

可見，粵港澳憑借得天獨厚的輿地條件，在社會文化與文學發展方面發揮著一種獨特的整體性作用。一直到20世紀上半葉，受惠于港澳自由出入境的便利政策，不僅粵港澳之間的文人往來、文學互動成為常態，而且與內地文壇保持著密切交流。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蔡元培、茅盾、夏衍、郁達夫、于伶、蕭紅、駱賓基、端木蕻良、陶行知、歐陽予倩、戴望舒、穆時英、陳衡哲、薩空了、冰心、鄭振鐸、蕭乾、許地山、葉恭綽、巴金、溫源寧、施蟄存、林語堂、胡風等大批文人南下，港澳文學藝術迎來前所未有的活力。僅1937年至1939年間，香港即組建了華南戲劇研究社、香港中華藝術協進會、香港戲劇協會、中華藝術劇團、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兒童戲劇協會、中美文化協進會、中英文化協進會、中華文藝協進會粵劇救亡服務團等大批文藝社團，先后舉行“香港文化界座談會”、港澳馬文化界致電國際和平會、“抗敵畫展”“香港詩歌工作者座談會”“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大會”、現代中國漫畫展、通俗文藝座談會等系列文藝活動，除大量創辦刊物以外，還推動《申報》《大公報》《學生雜志》《中國詩壇》等報刊在香港復刊，生活書店設立香港分店……以著名詩人戴望舒為例，可以大致看出南下文人對香港文學的貢獻。除了負責《星島日報》文學副刊編輯，他還參與《星島周報》（1939）、《頂點》（1939）、《中國作家》（1939）、《耕耘》（1940）等報刊的編輯出版，而在主持《星座》期間，刊發了大量名家作品，后來他說，“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沒有在《星座》里寫過文章的”[10]。澳門以戰時中立地位吸引李供林、陳洵、朱希祖、黃節、詹安泰、章士釗、葉恭綽、廖平子、陳蝶衣、陳融、鄭春霆、高劍父等大批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前來躲避戰火，他們發起成立“四界救災會”、文化協會、前鋒劇社、曉鐘劇社、起來劇社、綠光劇社、吶喊文學研究社、怒吼社、淘聲社、曉社讀書會、前哨讀書會、暴風劇社、中藝劇團等文藝社團，愛國華人社團則紛紛捐資創辦勞工子弟學校、銀業公會小學、菜農子弟學校、水電工人子弟學校、糧食公會小學、鮮魚子弟學校、航業公會小學、豬臘工會子弟學校等子弟學校，在華人社會普及發展初級教育、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正因為諸種因緣際會，穗港澳迅速成為南方的“新文化中心”[11]。

所以，盡管類似陳殘云、黃谷柳、舒巷城、秦牧等作家經常被當成書寫嶺南本土文學的標桿，粵港澳作為彰顯地方特色的文學空間對于中國文學的意義，實際上遠遠超過了一般區域文學的作用。如果粗疏羅列一份大體反映1950-80年代港澳文學狀況的作家名單——馬朗、徐訏、徐速、葉靈鳳、侶倫、昆南、黃思騁、李輝英、林以亮、夏果、曹聚仁、司馬長風、張愛玲、姚拓、何紫、倪匡、阮朗、舒巷城、戴天、劉以鬯、金庸、梁羽生、東瑞、白洛、施叔青、余光中、鄭樹森、鐘玲、董橋、張曉風、西西、也斯、李碧華、羅孚、亦舒、陳浩泉、顏純鉤、金東方、穆凡中、陶里、韓牧、云力、魯茂、周桐、謝雨凝等，就不難發現這些來自港澳本土、廣東、內地、臺灣和海外的作家集聚港澳而產生的文學史意義，他們利用自由港的便利條件，先后創辦《詩朵》《文藝世紀》《南洋文藝》《海光文藝》《文藝新潮》《伴侶》《文藝伴侶》《新思潮》《好望角》《盤古》《紅豆》《詩風》《四季》《中國學生周報》《大拇指》《澳門學生》等大批文藝刊物，文學空間的開辟既為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都市通俗文學的延續與進一步實踐提供了豐富多元的生存土壤，又為身居東南亞、北美等海外地區的華人作家打通了相對暢通的交流渠道。即便1949年構成了某種文化政治的區隔，港澳文學不僅仍然承擔著有關國家敘事的想象，而且繼續保持著與內地文學一種更深層次的互動，以不同的方式及時呼應民族國家與時代命運的重大課題。粵港澳文學從1970年代末重新拉開互動的序幕，曾敏之、劉以鬯、金庸、饒芃子、潘亞暾、陶然、潘耀明、許翼心、傅天虹等作為重要的推動者，除了驗證“地域內部不同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要比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的交互作用頻繁、深刻得多”[12]，也說明文學與文化的關聯總是從具體的主體開始，而由地緣、文化甚至血緣所塑造的情感結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化區內在的凝聚力量，并強化為一種建立在“交往”基礎之上的“地域共同傳統”（area co-tradition）。

如果試圖描述近40年來嶺南文化區發生的新變，首當其沖的無疑是在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重構的過程中，珠三角成為極具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板塊，涌現了深圳、東莞、佛山、中山、珠海等一批制造業發達和貿易實力雄厚的城市，空前活躍的流動性帶來了文化的活力，徹底改變了以往由廣州作為單引擎驅動的文化面貌；其次則是迎來了香港和澳門的相繼回歸，港澳實現了特別行政區的文化政治身份轉變，廣東除了獲得傳統意義上的窗口毗鄰優勢之外，還為內地與港澳之間的經濟與文化交流承擔著引橋的作用，粵港澳朝互鑒互動互補的局面推進；再次就是國家戰略層面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啟動實施，“大灣區”是受全球視野啟示形成、基于地域之間協同發展設置的政治經濟框架，正如不同歷史年代持續呈現的那樣，粵港澳的共同地域傳統對文化共同體的想象與操作，本身就是以語言為根基，以血緣、文緣為紐帶，緊密聯結著民族國家的現代敘事。“人文灣區”體現出對既有行政區域劃分的超越，回到文化源流，為人們重新審視本區域的文化、文學發展提供了新的維度。

正如謝有順所說，粵港澳大灣區原本是一個地理概念。之所以要把它變成文學概念，說明在技術空間、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以外，我們必須假定有一個文學空間、審美空間和藝術空間。“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這個提法，就是開創這種審美和藝術的空間，開創想象的空間，這是超越了物理學、社會學意義上的空間概念。“如果我們把粵港澳大灣區當作一個文學的、審美的、想象的空間，就要意識到在這個空間里，不僅有敞開的東西，比如說借此認識到很多新的人群、新的經驗、新的生活，也有很多被遮蔽的東西，那些不被辨識的、無名的經驗，而這更應成為被書寫的主題。”[13]所以，“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理應強調對未來的關注，順應文學主題由鄉村向城市轉移的歷史趨勢，共時呈現灣區城市居民在信息時代工作與棲居的現代生活狀態，具備現代性的意義，既書寫一代人的理想與追求，也抒發尋夢者在生命途中的悲歡與困境，從而創造出反映新時代、立足大灣區的創業史與抒情史。

從這個意義上，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應該著眼于嶺南文化區地域共同傳統的接續打造，歷史翻開新的一頁，需要從多元化角度出發，豐富“一個地區長時間互相關聯的諸文化鉤連而構成歷史的整體單位”的內涵。[14]只需假以時日，大灣區文學將在當代中國的都市文化和地域書寫領域展示全新的內涵，因為“大灣區”是新的，生活的經驗轉化為文學的經驗必然也是新的。

注釋

[1] 參見《文化區》，況光賢譯，《地理譯報》1987年第3期。

[2] ［美］克拉克·威斯勒：《人與文化》，錢崗南、傅志強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42頁。

[3] 羅孚：《香港文化漫游》，香港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1頁。

[4] 朱壽桐：《從澳門學到澳門文學》，《光明日報》2015年12月21日。

[5]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中國地理大勢論》，《新民叢民》第8號，光緒28年4月15日，第50頁。

[6] 陳序經：《廣東與中國》，《東方雜志》1939年第36卷第2號，第42頁。

[7]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6-13頁。

[8] 王韜記錄印書的情景：“車床以牛曳之，車軸旋轉如飛。云一日可印數千番，誠巧而捷矣。書樓俱以玻璃作窗牗，光明無纖翳，洵屬琉璃世界。字架東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亂分毫。”《漫游隨錄》，鐘叔河主編，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59頁。

[9] 王韜：《本館日報略論》，《循環日報》冊裝周刊本，同治12年12月18日。[10]戴望舒：《十年前的星島和星座》，見《星島日報·星座》，1948年8月1日增刊第10版。

[11]胡適1935年1月6日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講，反對讀經，提出要使香港成為“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后來登在《大光報》的內容有所出入，誤為只是讓香港成為南方的新文化中心，引起廣州文化界人士不滿。（詳情見胡適：《南游雜憶》，載《香港的憂郁——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盧瑋鑾編，香港華風書局1983年版，第60頁）而“南方文化中心”的提法也由此產生。

[12][14]張光直：《青銅揮麈》，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頁，第221頁。

[13]謝有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現在和未來》，《光明日報》2019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