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之際，我們來到太行山區，尋找一名八路軍女戰士的戰斗蹤跡。她叫黃君玨，又名黃維佑，是我湖南湘潭的老鄉。

太行山西麓的遼縣（今左權縣）麻田鎮西山腳下，曾是原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在群山簇擁之間，“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以挺拔長空之勢形成一道壯麗風景。這尊由楊尚昆題詞的紀念碑上，鐫刻著新華日報華北分社（新華通訊社的前身）在抗戰時犧牲的57名烈士的英名，黃君玨名列其中。

1942年5月，日軍以3萬余兵力，對八路軍總部麻田實施“鐵壁合圍”，企圖摧毀八路軍總部，隨總部機關活動、對外稱八路軍教導大隊的新華日報華北分社的新聞戰士們，也在敵人“鐵壁合圍”的包圍圈內。黃君玨時任新華日報華北分社總會計師兼報社管委會秘書主任。面對敵人殘酷的掃蕩，報社分散成若干個小分隊與敵人周旋。

5月27日，黃君玨帶著10多位戰友輾轉來到遼縣與河北涉縣交界的莊子嶺。

6月2日清晨，黃君玨得到鬼子“地毯式”搜索逼近的情報，在鄉親們的幫助下，黃君玨與戰友們分散隱蔽在道帽峰上的幾個天然山洞里。道帽峰，奇峰突兀，遠觀恰似道士戴的帽子，因而得名。

黃君玨與兩個女戰士同在一個山洞里，那山洞離崖頂最近。當時，有限的槍支彈藥都裝備在戰斗部隊，華北分社僅黃君玨等社領導才配發了手槍，每支手槍只有三顆子彈。黃君玨將大家分散隱蔽在多個山洞，就是防止被敵人“一鍋端”。她與兩個戰友藏到離崖頂最近的山洞，為的是準備掩護其他戰友。

時過晌午，一百多名日軍將道帽峰圍住，進行搜索。折騰幾個小時后，時近黃昏，狡猾的敵人終于發現了黃君玨隱蔽的山洞，他們把燃燒的柴草用繩子捆著從崖頂墜到洞口。黃君玨吩咐兩個戰友務必留在洞中，自己沖出山洞，躲在一塊巨石后向敵人射擊。撂倒兩個敵人后，子彈打光了，她也身中數槍。借著火光，她燒掉隨身攜帶的文件，砸爛了心愛的手槍，待敵人逼近時，黃君玨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吸引了敵人的注意力，縱身跳下懸崖。

這一天，正是黃君玨三十歲生日。

敵人被黃君玨的壯舉嚇呆了，朝著溝壑亂放了一陣槍，走了。被黃君玨掩護的戰友們獲救了。

我沿著道帽峰的山間小道找到了黃君玨獻身的山洞。我仿佛看見，黃君玨就佇立在峰頂，白云縈繞在她身旁，正聽她敘說著當年的經歷。

那是1927年春天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15歲的黃君玨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時大革命風起云涌，湖南和全國的農民運動蓬勃發展，在長沙明德中學就讀的黃君玨，不顧家人反對，毅然走進了革命隊伍。

不久，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長沙的許克祥也發動“馬日事變”，向共產黨人和工農革命群眾舉起了屠刀。

1928年年底，在南京國民政府任職的舅舅把黃君玨秘密接到上海讀書，反復叮嚀黃君玨好好讀書，不要過問和參與政治。黃君玨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復旦大學經濟系，家人以為她遠離政治、“一心只讀圣賢書”了。殊不知，剛滿18歲的黃君玨已經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黃君玨利用復旦大學學生會委員的身份，三次組織復旦大學師生到南京向國民政府請愿，要求出兵抗日。她還帶領同學去上海市政府請愿，迫使市政府釋放因要求抗日而被捕的復旦學生。

1933年，黃君玨大學畢業，以上海交通大學研究院的工作為掩護，參加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秘密工作。她機智勇敢、穩重可靠，深得器重。她經常從任財政部機要秘書的父親和在南京政府任要職的兩個舅舅處收集各種重要軍事情報，提供給遠東情報局。

1935年，情報局兩個工作人員被捕投敵，黃君玨第一時間趕去南京，通知兩個同志安全撤離，自己卻被捕入獄。在國民政府高等法院受審時，黃君玨將另一位被捕戰友的“罪行”全部包攬到自己身上，戰友無罪釋放，自己卻因此而加重了“罪名”，被判有期徒刑7年。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營救下，黃君玨出獄了，她又回到了湘江岸邊的長沙，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冬，黨組織安排黃君玨和丈夫王默馨一道去太行山區的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她擔任新華日報華北分社總會計師，兼任報社管委會秘書主任。艱苦環境中，在她與報社戰友的共同努力下，報紙堅持正常出版，極大地鼓舞了全國抗日軍民。報社除了堅持出版報紙外，還要經常背著機器與敵人打游擊。為了當好報社的管家，黃君玨利用南京等地的社會關系，為報社籌措經費1萬多元。

1942年3月2日，為了不影響工作，黃君玨含著熱淚將剛生下三天的兒子委托給鄉親代養，自己則潛心撲在報社的工作中。從此，她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兒子。三個月后，英雄母親壯烈犧牲。

2015年8月24日，黃君玨被列入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以黃君玨事跡和原型創作的晉劇《戰地黃花》，感動了無數觀眾。

在太行山莊子嶺，我們尋找黃君玨的蹤跡，尋找用信仰和擔當鑄就的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