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友人來信，用八行箋，繁體直書，春風滿紙。由此想起兩年前一件小事。

筆者出的小書《戊戌談往錄》中收有趙爾豐《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簡稱《自治文》），作為《蜀道難——保路運動百年回顧》一文的附錄。清末重臣趙爾豐于1911年夏調任四川總督時，成都的局勢已因少數人操縱所謂的“保路運動”而失控。11月27日大漢四川軍政府在成都宣布成立，同一天，趙爾豐交出軍政權力并頒發《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切望全省父老子弟和軍隊早日恢復秩序， “當事諸君子”則應安輯人民，撫恤士卒。這是所有“保路”史料中最誠摯感人的文字，趙爾豐卻在12月22日被殺害。從此四川不得安寧，而為修建川漢路籌集的資金也下落不明。

《戊戌談往錄》所轉錄的《自治文》來自四川大學歷史系戴執禮教授（1916-2013）編輯的三大冊《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匯纂》 （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史料既然由海峽對岸的學術機構印行，必然是繁體直排。我想要一份《自治文》的電子文本，就在家中復印了那三頁文字，帶上一個U盤，去小區附近一家專做橫幅、標書和廣告的圖文公司，那里有高效的電腦錄入員。我以為文字輸入后存到U盤，十分簡單，一個小時之內可告完畢。

圖文公司位于城鄉結合部，其實只是一家開在路邊平房里的小店，十四五平方米的地方容納了五六張書桌，幾個堆放各種紙張和雜物的書架和兩臺多功能立式復印機。操作電腦的女士三十出頭一點，能干利索，以前也麻煩過她。想不到她瞄了一眼復印紙，有點為難： “哎呀，這是什么字啊！怎么排的？” 《匯纂》這套書我經常使用，看慣了竟未覺得異常。經她“哎呀”一聲提醒，我才想到，我國臺灣地區出的書繼承了線裝書傳統，文字用的是繁體，從右往左直排，而她承接的業務想必是清一色的簡體橫排。直排，她看了別扭；繁體字，她不認識。怎么辦呢？她建議我在所有繁體字旁標出簡體。我一愣，想想并非不可行，就走回家坐下來，完成了她布置的任務，比如“爾豊”兩字在文中出現多次，一律在右邊工工整整注上“爾豐”。

第一次做這樣的作業，不大放心。再讀一篇繁簡對照的文告，發現幾處漏標，逐一補上。我又去圖文公司，那位女士取過標注了簡體的復印件，試著讀了幾個我寫的鋼筆字，大概覺得不難辨認，就說沒問題，要不了一個小時。于是我到隔壁彩票銷售點串門，與兼做一點小生意的管理員聊天。原來那里常見彩民進進出出，現在不大有人光顧。要打發時間，回憶往昔的熱鬧是再也合適不過的了。等我再進小店，錄入員已經完工。我請她打印一份，以便取回家中核對原文。結果讓我極為失望：輸入的近三頁文字中居然有奇奇怪怪的錯誤七十余處，甚至還有遺缺，合計字數不下五十個。我靜下心來糾錯補漏，確認無誤，再去找那位女士。我忍不住問了： “怎么會遺漏呢？”她一回答，我就意識到自己欠考慮。 “這么長的一條條直排文字，輸入的時候不習慣，看錯行了。”說得倒也對，這套《匯纂》比十六開本的書還稍大一些，直排每行字符多達五十六七個，如果讀不懂內容，還真很容易錯行。她在電腦上修改完，又打印一份請我檢查，我在店里揀了個地方坐下來，又挑出好幾個錯，請她作最后的修改。 “這個活，太不好干了！”我聽了也十分羞愧，多付一些酬金表示感謝。當時心里在想，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已經好多年了，這位女士一定是讀過初中的，怎么不識繁體字？我閃念要把這段經歷記錄下來，就笑著問她是不是上了中學。想不到她干脆扔過來一句“只讀過小學！”我本想做一點社會調查，卻引起誤會，她大概以為我的問題居心不良。

為趙爾豐一千六百多字文告的文字輸入，我前前后后實足花費了大半天時間。那是一次得不償失的經歷。我根本不應該為這點小事求人，如果自己動手在電腦上輸入，應該省事得多。兩份《自治文》的電腦輸入稿我都留著，作為警示和紀念。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人們還相信文字改革要以世界通用的拼音為方向，現在漢字已經揚眉吐氣了。經常有人在講傳統文化，小學生也會奉命穿著化纖料子的“古裝”，搖頭晃腦地背古文。不過我以為讓他們長大后略知漢字繁體的寫法，倒是有必要的。手邊有一套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第一冊的“梳理研究”部分前四頁內容均有關“優美的漢字”，令人不解的是編者竟未述及繁簡之別。學生真要領略漢字之美，還應該具備識別繁體的能力。當今出版社經常重印古籍，其中不少是繁體直排的。中學生即使不讀大學，參加工作后也可能會有興趣閱讀這類書籍。有關部門是不是能為所有中學生編選一本常用漢字繁簡對照手冊？如可行，那就是我這段經歷的最大收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