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宣傳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新時代文藝評論健康發展確立了基調、指明了方向?！兑庖姟分赋鲆皣烂C客觀評價作品，堅持從作品出發，提高文藝評論的專業性和說服力，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優秀作品推介給讀者觀眾，抵制阿諛奉承、庸俗吹捧的評論，反對刷分控評等不良現象。”當下許多貌似文藝評論的文章,一旦進入嚴肅讀者視線和專業評論家視野，其深層用意和潛在動機立刻昭然若揭：原來這些煞有介事的評論是在給“三俗”文藝作品大作廣告。很多傳播平臺操盤手，為了經濟利益早已與文化單位（出版社、影視劇制作中心、戲曲演出院團等）“達成默契”——高薪邀請文藝評論寫作者事先介入文藝作品的策劃環節，適時大肆鼓噪和用力炒作，于是那些善于吸引讀者眼球和博得大眾視聽的評論文字，短時間內鋪天蓋地出現在各類傳統和現代媒體上，不僅忽悠得普通讀者、觀眾、聽眾眼花繚亂，而且鼓動得凡夫俗子難辨真偽。這種無原則的夸耀和無底線的吹捧，已經成為我國文藝評論界的一大奇景和公害，對文學藝術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真正的文藝評論應是對文藝作品本身所作的學理解讀和價值闡釋，是為廣大讀者提供一種價值判斷和文化導向。換言之，文藝評論是深刻揭示文藝作品的主旨意蘊和表現手法，這種提供價值判斷和文化導向的文藝評論寫作者，對于原作作者和出品單位來說，無疑是難得的諍友。當然，文藝評論也有宣傳與推介的職能，一部優秀的文藝作品推出后需要進行相應的宣傳，而文藝評論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宣傳手段，能夠引發業內的反響和讀者觀眾的關注，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擴大文藝作品的影響力和知名度。而當下文藝評論之所以“墮落”和“沉淪”，之所以出現隱憂和陷入尷尬的境地，是由于很多文藝評論要么是些駕馭輿論的控評，要么是為了“積累象征資本”的酷評，而無論是控評還是酷評，不僅會對文藝構成一種褻瀆和不敬，而且還會降低讀者觀眾聽眾的欣賞興致，在某種程度上導致文藝判斷“失真”和文藝取向“失準”。《意見》指出要“用好網絡新媒體評論平臺，推出更多文藝微評、短評、快評和全媒體評論產品，推動專業評論和大眾評論有效互動”。作為大眾媒介出現的報刊和網絡，其所設置的文藝評論欄目和頻道，理應成為欣賞者、作者和文化單位三者間相互溝通和互相交流的平臺和橋梁，而不能成為某些所謂的專家學者長期把持的領地，更不能成為這些專家學者賣弄學識、炫耀“文采”的場所。大眾傳媒應當秉持以品位至上、唯質量是尊的原則，多組織一些對普通讀者觀眾聽眾有益的文藝評論，多刊發一些有分析有評介有情感的解讀文章，即便有些文藝評論可能還顯得粗拙和幼稚，但只要是論者的真情表達和實感流露，只要能夠打動和感染讀者，就應當給予一定的紙質版面和網絡空間。

好的批評生態應該是這樣：評論相對而言比較客觀和理性，嘩眾取寵和“過度闡釋”的成分相對較少。比如影響甚巨的《東方學》的作者、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愛德華·薩義德，就以匿名方式在報刊上為自己的文學專著做宣傳。他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采訪時微笑著指出，做宣傳意味著為自己作品進行推介和促銷，這種行為可謂是一種生存之道，但宣傳不應是對讀者的誘導和欺騙。曾經享譽世界的《紐約時報書評》刊發的文藝評論是極具睿智的洞見和富于遠見的判斷。當然登上《紐約時報書評》排行榜的書籍是經過嚴格遴選的，很多普通文學作品是無法進入其視野的。也正因如此，《紐約時報書評》在美國文學界和讀書界始終保持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始終以絕對權威的姿態引領讀者眼光向高精深方向聚焦。但我們不能否認，無論任何時候讀者需要的都是簡潔意見和明確結論，而絕不是一些艱深晦澀理論名詞的堆砌和糾纏，《紐約時報書評》過分的學術性使得很多年輕讀者逐漸對其敬而遠之。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在文學藝術迅猛發展的今天，個性化欣賞常常會被時代潮流與大眾時尚所遮蔽所裹挾，尤其是當今時代是一個快餐文化時代，人們的生活節奏快捷而迅疾，大部分人對于文學藝術的渴求只剩下類同對一杯橘子汁的需要，痛快利落地喝掉后立刻抹嘴走人；而筆調深僻的文藝評論如同一杯手工磨制的濃郁咖啡，需要午后閑暇的時光和舒緩的心情去品味和消受。但無論是代表“陽春白雪”還是表征“下里巴人”，文藝評論必須以客觀態度、敏銳眼光、深刻見解和理性精神去引領“閱讀風向”，正如《紐約時報書評》前主編約翰·格羅斯提出的理想的文藝評論模式是：“新的不為人熟悉的文學藝術作品，在讓人分析之前必須有所描述，與極盡吹捧之能事相比，作出令人信服的描繪，也很可能成為引起讀者興趣的最有效的方式。避開判斷是不可能的，但除了判斷一無所有的批評也令人沮喪。去激勵去辯論去慶祝去布道去解釋去逗樂，去宣揚新的思想和讓對話繼續進行。”但愿格羅斯此番描述和界定，對我國當下文藝評論界擺脫隱憂走出尷尬有所啟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