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者：仲呈祥（中國文聯原副主席，中央文史館館員）

中央宣傳部等五部門近日聯合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弘揚中華美學精神，進行科學的、全面的文藝評論，發揮價值引導、精神引領、審美啟迪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并強調“構建中國特色評論話語，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與評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不套用西方理論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改進評論文風，多出文質兼美的文藝評論”。“構建中國特色評論話語”——這是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與評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則是其題中必有之義。

文藝評論要發揮價值引導、精神引領、審美啟迪作用，就必須構建中國特色評論話語。這是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基本原理與中國文藝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必然結果，是中國文藝評論堅持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必然結果。毛澤東同志早在1938年就深刻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里強調的“中國的特性”、“中國的特點”、“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必須走中國自己的路。這充分彰顯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和對中華民族精神的自信。“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就是這種結合中要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精辟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三大體系”建設成為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面臨的歷史使命和時代重任，當然也是文藝理論與評論工作者在新時代的神圣使命和光榮職責。

構建中國特色文藝評論話語，首先必須建設好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與評論學科體系。中國文藝理論與評論這門學科，源于中國五千余年來中華文明史上優秀傳統文藝理論與評論實踐以“各美其美”，又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與評論成果以“美人之美”，并在此基礎上以“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去“美美與共”，以期建設成既具歷史感又具當代性、既富實踐性又富學理性、既有民族特性又有人類共性的中國特色學科體系。這種在新時代新文科大背景下的著眼于國家發展需求與人類進步事業的中國文藝理論與評論學科體系，堅守的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即與中國文藝實踐相結合的路徑，因而必然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其格局必然是全局性、前瞻性和戰略性的。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著21世紀人類科學思維與藝術思維結緣互補的大趨勢，面對著信息時代、網絡技術的科技大發展，這種學科體系不僅與整個文藝學學科體系而且與相關的其他人文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如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法學等）乃至某些自然科學學科體系（如數學、生態學、物理學等），都有著相互的交叉、借鑒，都有著跨學科研究的新需求。但這一切，又仍然都離不開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實踐，離不開“培根鑄魂”、“立德樹人”的根本宗旨，因而都必須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決不能東施效顰、照搬西方模式，用西方理論剪裁中國人的審美。

構建中國特色文藝評論話語，又必須建設好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與評論學術體系。新時代文藝評論的理論指南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即從毛澤東文藝思想到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重要論述，其學術資源是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和評論優秀遺產（如從劉勰的《文心雕龍》到李漁的《閑情偶寄》等豐富多彩的文論、畫論、樂論、詩論、書論、戲論，等等），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創造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理論與評論，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文藝的偉大實踐。由此發展而來的新時代文藝理論和評論的審美指向必然是對中華美學精神的繼承和創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明的那樣，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的統一。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與評論學術體系，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

新時代文藝理論與評論學術體系建設須以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重要論述為指南，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傳統，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從中國國情出發，精準闡明新時代中國文藝評論的研究對象、研究宗旨、指導思想、學術規范、研究方法、各分支學科（如文學評論、戲曲評論、電影評論、電視劇評論、話劇評論、音樂評論、舞蹈評論、曲藝評論、文藝批評史等）的相互關系及其在國家文化建設和國民美育中的地位，以形成新時代文藝評論的完整科學的學術體系。建設好學術體系是構建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的重要的中間環節，學科的性質和任務規定并引導著學術體系的建設，學術的思維和規范又決定著話語體系的建設。新時代中國文藝評論實踐已經雄辯證明，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即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重要論述與新時代繁榮發展的文藝實踐相結合，是建設好中國特色文藝評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唯一正確路徑。

構建中國特色文藝評論話語，還必須建設好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與評論話語體系。學術體系的思維活力，要通過學科話語體系的建設來呈現。學術思維的新鮮成果，都必須通過與學術體系相聯系的話語體系公之于眾、傳播于世，從而真正實現學科的目標和任務，并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人民當前乃至長遠的需要。

話語體系是由概念組合形成的。文藝評論要表述對文藝實踐和文藝作品的思維過程，就必須使用概念。使用概念，概而言之，大體有兩類：一類使用已有的，另一類則使用評論者新創的。先說第一類，如前所述，中國文藝評論悠長的歷史上已經積累形成了豐富精彩的學術話語，不僅在文藝評論的思維方式、文質相彰、評點警句等多方面美不勝收，而且在情與理、形與神、虛與實、意與境、言與意、體與性諸范疇抽象出極具中國特色的如中和、意境、氣韻、神采等美學概念。應當說，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評論優秀傳統包括話語體系的工作，還需要大大加強。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毋庸諱言，時下文藝評論界確有少數人多少有點數典忘祖，喜歡生吞活剝地套用時髦的西方話語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比如，有人就把由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共產黨影響下的左翼文藝運動領導的以《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十字街頭》等為代表的進步電影，到新中國的以《女籃五號》《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等為代表的共和國的人民電影，再到改革開放以來以《人生》《牧馬人》《人到中年》《巴山夜雨》等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深化的反思電影，直至新時代的以《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流浪地球》《守島人》等為代表的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電影……這樣一部中國電影發展的生動歷史，套用西方“類型片”理論剪裁為“類型片發展史”。還有人把明明是以高揚地方文化優勢、配置地方題材資源形成地方特色的“京派電視劇”（如《渴望》《什剎海》等）、海派電視劇（如《上海一家人》《圍城》等）、晉派電視劇（如《太陽從這里升起》《右玉和她的縣委書記們》等）、魯派電視劇（如《闖關東》《山海情》等）、蜀派電視劇（如《南行記》《彝海結盟》等）、陜派電視劇（如《白鹿原》《裝臺》等）……分別走向全國，形成屏壇百花齊放的生動局面，生搬西方“類型片”理論將其誤讀為“言情片”、“諜戰劇”、“動作片”逐步走向成熟的歷史。這種去“中國特色”套用西方文藝理論剪裁中國文藝實踐的做法，理應休矣！

再說使用新概念。真正以唯物史觀和辯證思維從新時代文藝實踐中抽象出科學的新概念，是值得贊許和稱道的，這也是導向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路徑。但值得注意的是，時下有些人喜歡搶著“發明”新概念，比如，有人把新一年度播出的新作品統稱為“新主流”。這是不科學的。難道此前的作品就統歸于“舊主流”了嗎？須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藝發展，如黃河長江，源遠流長，是萬萬不可抽刀斷水、簡單化地以“新”、“舊”來劃分的。這里，只有“源”與“流”之分，開“源”始能疏“流”，斷“源”則必截“流”。新時代文藝評論話語創新或新概念提煉必須堅持科學原則，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同當代中國文藝創作具體實踐相結合，努力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那種話語概念上把文化藝術簡單化地以“新”、“舊”劃分的做法，后患無窮，當深長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