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百老匯，他一度是商業戲劇過度膨脹后，被遺忘的角落。沒有達斯廷·霍夫曼，精明的制作人有誰愿意去“推銷”一部“雖然有價值但未免有些乏味”的《推銷員之死》？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始，紐約觀眾對流行元素、商業戲劇和明星投入的巨大熱忱，讓臨終前的阿瑟·米勒哀嘆，“戲劇一直是一樁生意，而它曾經是一門藝術”。

然而，“冗長”“乏味”“劇透”的阿瑟·米勒真的過時、沒有市場了嗎？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日前連續上演14場話劇《推銷員之死》場場賣空。昨天最后一場成功謝幕，而連日來的多個場景令人難以忘懷:發售公益票的早晨，觀眾五點多冒著大雨站在劇場門口排隊；看完時長四個多小時的《推銷員之死》趕不上末班地鐵，但幾乎沒有人提前退場；每晚謝幕時的熱烈掌聲和定格9.2的網評高分，都在訴說這部現實主義作品的當代價值。

上海曾是“阿瑟·米勒”登陸中國舞臺第一站

此次《推銷員之死》引發的熱議并非單一現象。上海，曾是“阿瑟·米勒”登陸中國舞臺的第一站。1981年，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上演了米勒創作于1953年的劇作《薩勒姆的女巫》，在長江劇場連演52場，場場爆滿，買票的人從黃河路一直排到了南京路。兩年后，北京人藝排演了《推銷員之死》，由英若誠、朱琳主演，其影像還被制成VCD發行。很多上一代的中國觀眾就是從《推銷員之死》開始，接觸到了“美劇”，認識了阿瑟·米勒、尤金·奧尼爾、田納西·威廉斯……

“當年看這部劇的觀眾接受起來有些難度。一方面我們不太了解‘美國夢’，另一方面對推銷員、保險這些職業也根本不了解。”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喻榮軍說，但《推銷員之死》仍影響力巨大。

3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推銷員之死》所表達的內涵更加飽滿，在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榮廣潤看來，劇中威利挫折的人生，既是沉溺于難以實現的“美國夢”的幻影，也是由于他過于追求完美，造成的對于事業家庭和人際關系失望。大到社會問題，小到性格弱點，人性、情感和社會發展空間，面對“失敗”這一話題，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這一版的《推銷員之死》打開了更多可以討論的空間。“阿瑟·米勒的創作方法是很劇透的，書卷味太濃而似乎趣味性不足，但在當代劇場潮流中也更顯示出他作品的定力——觀賞者始終能保持自己的智慧和判斷。”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教授郭晨子說。

如今，米勒的劇作正在喚起新一代觀眾的思考熱情，年輕的90后、00后紛紛在他們熟悉的平臺上寫下劇評，分享他們對經典的熱忱。“所有人都在變好，除了自己。威利始終想不明白為什么自己不再是家里的英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構筑的陷阱，讓他泥足深陷，失去了自我的價值判斷。”

透過“美國夢”的破滅幻影，讀懂劇作家對普通人的同情

精彩的人物塑造也成就了上話版的《推銷員之死》。舞臺上，身著西服、頭戴禮帽的推銷員威利·洛曼提著兩只大箱子緩緩地走入舞臺，得體的外表與焦躁的語氣隨著他的步伐離觀眾越來越近。上話實力演員呂涼充分展現了現實主義表演的魅力，豐富地刻畫了一個失意者的形象：用自欺欺人的幻想硬撐一擊就倒的精神，用虛偽、狡辯和無名的怒火掩蓋所剩無幾的自尊，還有對家人的愧疚，自信心的潰散……各種情緒最終淹沒了他，走上了絕路。

1949年，阿瑟·米勒憑借《推銷員之死》的百老匯首演成為明星作家時才33歲。法國人弗雷德里克·馬特爾在《戲劇在美國的衰落》中如是評論阿瑟·米勒與田納西·威廉斯：“這兩位土生土長的美國劇作家都對他們生活的美國社會予以抨擊，在他們眼中，這是一個富足的、追求物質享受的、處于墮落邊緣的社會，他們還質疑‘美國夢’是虛假的，這種前所未有的情況使百老匯翻開了新的篇章。”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經典美國戲劇逐漸從百老匯消失，“流行”登場。阿瑟·米勒像其他話劇作家一樣轉移到了外百老匯。“《推銷員之死》看上去很‘喪’，但在這些普通人的悲劇里，卻蘊含著崇高的道德力量，體現了一位真正的劇作家對社會的良心。”榮廣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