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者阮元《十駕齋養新錄序》云：“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后論升降焉。”如果從發軔于上世紀20年代前后的“新文化”運動算起，到今天也已100年。討論中國文論百年間的開啟、發展、變化、得失、重建等話題，已成為當下學術界的熱點。其中有兩篇文章值得注意：張伯偉先生指出，中國百年文論存在以文獻學代替文學研究和生搬硬套西方理論從而淪為“概念游戲”的兩大誤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問題》，《文學遺產》2016年第3期）；蔣寅先生認為：百年以來西方和中國學者對于中國文論存有“缺少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理論范疇，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命題”等諸多“偏見”。（《在中國發現批評史——清代詩學研究與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傳統的再認識》，《文藝研究》2017年第10期）兩位學者不謀而合，都對同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檢討百年來中國文論發展的得失成敗，進而提出理論與方法的重建之路。本文按照這一思路，通過分析百年文論中如“一與多”“通感”等概念的成功范例，提出立足文學作品，利用古典資源，對話西方文論，建設中國文論的思路和途徑。

從作品到概念

中國文論如何建設？對于這個至今還沒有結論、正在探索中的問題，我們可以進行多方面的思考。比如當前學術界比較流行的思路，是將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結合，從而期待能構建出新的理論體系。但筆者認為從百年以來取得的成效來看，從理論到理論的推導并非是一條成功的道路。這其中缺少最重要的基礎就是文學作品。西方文學理論家韋勒克說過：“文學研究區別于歷史研究之處在于，它需要處理的不是文獻，而是不朽的作品。”程千帆先生也認為：“我們無論用哪種方法從事研究，都必須歸結到理解作品這一點上。”可見，無論是中西還是古今的文學經典理論，它們的產生都有一個基礎，那就是廣博而復雜的文學作品。

實際上，通過對文學作品的歸納、演繹和抽象來構建現代文論體系，一直是百年以來中國學人的努力方向，前輩學者在這方面作出過一些成功的探索。如程千帆先生上世紀80年代初在《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一文中論述的“一與多”。在論文最后他特別指出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主要是研究作品，從作品中抽象出文學規律和藝術方法來”，十分強調以文學作品為中心探討理論問題，努力在“在古人已有的理論之外從古代作品中有新的發現”，推動中國文論的現代化。

再如錢鍾書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提出的“通感”概念，錢先生自述其研究方法：“具體作品引起了一些問題，導使我去探討文藝理論和文藝史。”他通過對古今中外各種體裁文學作品的具體分析，異中求同，細致地歸納和抽象出“很早就在西洋詩文中出現了”的“通感”這一文學批評術語。

由此看到，無論是中國固有的詞匯，還是西方的文論術語，“一與多”和“通感”都是在中國百年文論建設中已有的成功案例。我們在贊揚他們別出心裁、見解卓越的同時，應該看到他們的結論都是從分析具體的文學作品中得出來的。

從前輩學人所取得的成功經驗中，筆者認為構建“中國學派”的文論體系，應該是采用“文學作品—抽象概念—理論體系”這樣一個循序漸進的歷程。中國文論建構的基礎是文學作品，最終的理論體系是通過概念形成的。這里之所以強調是“文學作品”，因為中國文論的核心是立足于文學作品的審美批評，許多批評的概念是從對文學作品的理解、鑒賞、比較、概括、演繹中得來的，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是需要仔細斟酌的。

“意法論”

最近張伯偉先生在《“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紀念王元化先生》一文中談到“意法論”：“語文學和文學理論相結合，運用在文學的創作論和批評論中，古人也有了一些初步的實踐，這就是‘意法論’。其學理基礎不僅來自文學批評本身，更有廣遠深厚的經學研究背景，而且能與西方文學批評作對話，足以成為今天探索文學研究新方向中的一種可能。”提出將“意法論”轉變為一現代文論術語的可能。

我曾在《杜詩學視角下清初學者“意法論”詩學理論和方法》一文中討論過“意法”這個概念。“意”與“法”本來是古代文論十分常見的兩個概念，“意”是詩意，“法”是技法，但二者合而為一變為“意法”概念，則形成于清代初年的詩論中。首先見于陳之壎（1608-1684）所撰《杜工部七言律詩注·注杜律凡例》：“詩，意與法相為表里，得意可以合法，持法可以測意。”認為要達到理解詩“意”（亦即作者之“志”），必須從詩“法”（章法、句法、字法等）入手，二者“相為表里”，如果缺少了任何一方，不僅不能得作者之意，亦不能得作者之法，并且堅信這是杜詩解意最為重要的原則。“意法論”指詩意與詩法并重，兩者互為表里，強調作品內容與形式的一致性，它是在古代傳統“以意逆志”的思想背景下、在清初杜詩闡釋的實踐中產生出來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古代詩學的理論和方法。從其概念命名、產生本源、文本依據到作為批評方法的實踐，都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對于構建中國古代文學的理論和方法具有積極意義。

“意法論”這一概念的產生與杜詩文本有直接的關系。陳之壎此書本身就是對151首杜甫七律的注解和分析，是從作品“寫什么”（意）和“怎么寫”（法）的辯證關系中分析和歸納而成。從“意法兼到”的杜甫作品出發，創造性的將“意”與“法”合二為一形成“意法論”，概括為凡例，由創作論進而轉換為批評論，體現出這一概論產生于文學作品，又能應用于文學作品的有效性。

無獨有偶，清初另外一位學者馮班在其書論和詩論中同樣具有“意法論”的思想，《鈍吟雜錄》卷六論書法云：“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瀟灑。然未有無法者，意即是法。”這句話雖然是直接對書法而言，但綜觀馮氏的詩學思想，這句話也是完全適用的，馮班的詩學思想正是建立在乃兄馮舒“情法統一”的基礎之上。蔣寅先生認為馮班是“最早將樸學精神引入詩學的先驅，開啟并確立了清代詩學的專業特色”，從這個意義上說，“意即是法”不僅在書學和詩學上都具有“意法論”的理論意義，更具有文藝理論的普遍性。

“會通”

除“意法”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概念是“會通”。“會通”這個概念，在中國出現得很早，涉及到哲學、史學和文學等多個領域。哲學上如《周易·系辭上》：“圣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孔疏釋“會通”為“會合變通”之意。史學上，司馬遷著《史記》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也即是會通古今之意。文學上，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余者，曉會通也。”杜維運先生認為：“‘會’是網羅天下所有的資料于一書，‘通’是貫穿古今，極天下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總之，“會通”的意思是要求學者能夠匯總左右，融通前后，更好地把握事物發展的脈絡。

清代楊倫的《杜詩鏡銓》一書雖然以“簡明”著稱，但對杜詩的“源流”論述得卻十分周詳，上下古今，進退百家，該書《凡例》云：“唐子西謂作文當學龍門，作詩當學少陵，則趨向正而可以進退百家矣。故非盡讀古今之詩，不足以讀杜詩。茲于源流所出，派別所開，均特為標舉，洵為詩學津梁，得以盡窮正變。”《凡例》中提到的“源流”貫通了《杜詩鏡銓》全書，在本質上是中國古代學術中“會通”思想的體現。

楊倫的“會通”思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杜詩鏡銓》闡述杜詩“源流”，具體落實在詩人的用語、用意、風格、派別等詩歌內部的發展變化上；與李善注《文選》相比，在注釋體例上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形成了一種新的注釋范式。其二，楊倫在“會通”思想和“推源溯流”論的影響下，完善了對杜甫詩學體系的建構。其三，楊倫通過詮釋“轉益多師”和“別裁偽體”，證得杜甫詩學的“正變”之道，進一步闡明了杜甫詩學體系中的關鍵。總之，《杜詩鏡銓》一書所蘊含的“會通”思想，不僅對構建“杜甫詩學”的理論體系具有重要價值，對于中國文論的構建也具有重要意義。

由此再談一下“會通”思想與西方文學理論“接受美學”的對話問題。中國古代的“會通”思想與西方現代闡釋學者伽達默爾提出的“視域融合”的接受美學有共同點。接受美學強調從作者的構思到作品的產生，再到后世讀者在“期待視野”下的不斷闡發，作品本身是一個不斷被解釋、被重塑的過程。這與“上下古今，進退百家”的“會通”思想一樣，以杜詩作品為中心，在“作品—讀者”間重構了它在后世的接受發展，展示了它越來越厚重的“人文”品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與西方文論的比較，謀求異中求同，可以進而確定這一概念的合理性。

文論概念的“與古為新”

對于中國文論概念探討的思路，可以借用《二十四詩品》中“與古為新”一語：“與古”是“尚友”古人，“為”是成為，不是為了，不是為了新而新。“能與古為新則光景常新”，筆者認為對于中國文論的建構，也應該重視“與古為新”的思想方法。筆者對“意法論”和“會通”的探討，都是從文學作品出發，充分借鑒了古代文論的學術術語，再進行重新洗煉、闡發、對話和建構而成。筆者認為，所謂“與古為新”是中國文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必由之路。

最近看到紀念王元化先生百歲誕辰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是“古典資源的再發現和重建”，顧名思義，是通過利用古典的文獻文本和理論資源對中國文論進行重建。上文談到程千帆先生闡發的“一與多”這一文論概念，出自于《周易》和《老子》兩部中國古代經典；而錢鍾書先生拈出的“通感”一詞，在亞里斯多德的《心靈論》中就已經提到過。同樣出于“古典資源”，雖然是西方的“古典資源”，但“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仍然可以成為中國學人再發現和重構的學術資源。因此，如何借鑒和闡發“古典資源”，確實是當代學者正在嚴肅思考的問題。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中國文論建設途徑之一，當以文學作品為重點，參照古代已有的概念，無論是哲學的、心理的或者文學的，在與西方文論形成有效的對話機制中，建立起具有“中國學派”的文論體系。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