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本戲曲叢刊”是新中國最重要的古籍文獻整理出版工程之一，工作量極其浩大，歷時也十分長久，而意義和價值非凡。

新中國成立伊始，鄭振鐸先生提出設想，利用三四年的時間，印刷1000種古代戲曲劇本，計劃出8集，為研究提供資料庫。在當時百廢待興的局面下，在人們建設新中國熱情的鼓舞下，各方立即行動，很快有了最初成果。1953年出版第一集，1955年出版第二集和第三集，1958年出版第四集。

前3集收錄的都是南戲傳奇劇本，原計劃雜劇劇本放在后幾集里出。但1958年適逢關漢卿被確定為世界文化名人，與莎士比亞一起入選。于是先編纂完成元明雜劇集作為第九集，于是年出版。

極為可惜的是當年10月，一代學人鄭振鐸先生逝于飛機失事。吳曉鈴先生繼任其事，鑒于資料來源的難易程度不一，將故宮所藏清宮大戲作為第九集于1962年先期出版。

新時期以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承擔起續編重任，于1986年出版了第五集，后因種種情況后續進程拖延下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文化復興的步伐加快，2013年叢書入選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文學研究所加快了編纂步伐。如今“古本戲曲叢刊”10集終于全部出齊，完成了這一偉岸的歷史工程，可以笑慰鄭振鐸、吳曉鈴先生于地下了。

10集一共印制古代戲曲劇本1193種，其間歷經68年，耗費了幾代學人的心血，而功在千秋萬代，衣被后人無量也！

二

接下來想談一談我們對“古本戲曲叢刊”啟動背景的認識。

眾所周知，戲曲在中國古代一直屬于“小道末技”，為正統文化所鄙棄。歷朝歷代，體現為“經史子集”四部的書館文庫都不收錄戲曲劇本，使之長期處于流散狀態而自生自滅。

十七至十八世紀來華的西方人，發現中華文化對于戲劇的價值認定與西方完全不同。他們一再指出，與西方文化里把莎士比亞推崇為現代文學鼻祖相反，中國人輕視戲劇、輕賤戲子，文人寫了劇本都不愿意署名字。

西方人卻發現了戲曲中的寶貝，因此法國來華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于清代雍正九年（1731年）用法文翻譯了第一個元雜劇劇本《趙氏孤兒》介紹到歐洲，此后英國的戴維斯（John F. Davis，1795-1890）、法國的儒蓮（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和巴贊（Antoine Bazin，1799-1863）陸續把《元曲選》100個劇本譯介完畢，另外還翻譯了《西廂記》（儒蓮）和《琵琶記》（巴贊）兩部長篇劇本。這種舉措反映了西方人看重戲劇的觀念。

當時的中國人與此觀念不同。清代名士王韜1870年由英國經巴黎返回時，拜訪了法國漢學家儒蓮，對他的漢學成就大加贊賞，但唯一認為他翻譯中國戲曲小說的工作是孟浪之舉。

然而，恰恰是西方人對于戲曲的推崇，引起1900年到日本留學、追求新學的王國維的重視。王國維因而寫出了《宋元戲曲考》，成為中國現代戲曲史學的開山之作。可以說，中國現代戲曲史學的奠基，是借用了他者眼光的結果。也因了王國維的開山，才有了鄭振鐸后來的進一步重視俗文學研究，也才有了鄭振鐸編纂“古本戲曲叢刊”的偉大社會實踐。

三

再用親身經歷談談我們對“古本戲曲叢刊”歷史價值的認識。

“古本戲曲叢刊”對于推動戲曲學科的建設，可說功莫大焉。因為有了它，才有了新中國成立后戲曲史研究的突飛猛進，才有了近年來戲劇戲曲學學科的開拓，才有了影視劇作為一級學科的設立，并培養出了千千萬萬的繼往開來者，我們這個隊伍才能如此壯大。

我們自己編的150萬字的四卷本《中國戲曲發展史》，如果沒有“古本戲曲叢刊”，是根本無法完成的。因為此前除了《元曲選》和《六十種曲》之外，其他古代戲曲劇本大多散見于各地公私藏書之中，一些還藏于海外。許多稀見珍本，即使知道所藏處所也不一定能見得到。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起步研究戲曲史的時候，就有了“古本戲曲叢刊”里隨手可得的古代戲曲劇本，那時天天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書庫里瀏覽，得以輕易閱讀了幾百部古代戲曲劇本，而省去了到全國各地圖書館和私人藏書處的尋找之苦。

我們感謝鄭振鐸先生，及時將元明稀見南戲傳奇劇本提供給世人。我們也感謝關漢卿老先生，是他的名氣和榮譽，促使元明雜劇集放在了第四集里先期出版。我們也感謝吳曉鈴先生等前輩的決定，讓第九集清宮大戲劇本先期問世。因而，在我們撰寫《中國戲曲發展史》的時候，大體得到了最需要的第一手古代戲曲劇本，從而展開研究。可以說，沒有“古本戲曲叢刊”，就沒有我們的《中國戲曲發展史》。

20世紀90年代，法國漢學家龍彼得的人類學弟子，臺灣王秋貴博士，仿照“古本戲曲叢刊”的集名，又編纂了“善本戲曲叢刊”，收錄明清戲曲散出選本集，大多是海外藏本，與“古本戲曲叢刊”形成了互補。應該說，它是在“古本戲曲叢刊”的啟發下動議和完成的，也是我們撰寫《中國戲曲發展史》不可或缺的叢書。

四

“古本戲曲叢刊”在60多年里，先后由文學古籍刊行社、商務印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接續出版。這一系列有社會責任感與學術道義的出版社的連續行動，成就了這項偉大工程的最終合龍，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出版事業整體業績的生動寫照。

“古本戲曲叢刊”的出版，填補了中華文庫“經史子集”四部之闕項，篳路藍縷，集腋成裘，立言立功，功德無量。

先后幾代學人的前赴后繼，一批出版社的薪火相傳，實現的是學術的積累，是文化的傳承，是學術生命的匯聚，是新中國的文化輝煌。

它的歷史功績，怎么贊譽都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