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需要提供一篇創作談給刊物時，我就會沒有把握。翻閱以前寫的為數不多的關于詩歌的文字，覺得不夠直接，或者就是把問題藏著掖著。這次，我決心把自己詩歌寫作的問題袒露出來，即使這么做可能有損于我的詩歌。

首先想到的是宋代詩人陳簡齋（公元1090- 1138），辭世前二個月寫有《九月八日戲作兩絕句示妻子》，“今夕知何夕，都如未病時。重陽莫草草，剩作幾篇詩。”翻閱《陳與義集》，很多詩篇中出現關于寫詩的句子，另外一個事實是，北宋南渡后，他忙于政務， 又早衰多病，寫詩不多。他死后四年，學生周葵集其五百多首詩，刻于湖州。

我想提出的問題是，為什么寫詩對于一個詩人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念念不忘，并在自己的作品里反復說明這一點。這聽上去不像是一個問題，但其中隱含的是詩人對于自己現實生活的否定，具體到簡齋，就是他對于自己“忙于政務”的否定，具體到我自己，就是對于我“忙于商務”的否定。最后八年，簡齋寫詩很少，郁郁寡歡。

第二個問題隨之而來，那么詩人是否應該摒棄現實生活專心寫作？這里面有危險，也有困境。我是湖州人，初中開始就讀于練市中學，大學畢業后回到湖州機床廠工作，當時認識了一個寫作者，練市鎮含山鄉人（含山塔建于北宋元佑年間）。九十年代初，他棄農寫小說，在湖州人民路上和朋友開了一家面館想維持生計，未果，后寄身于鐵佛寺，又轉輾去過西北等地， 后回到含山，2014年自縊于老家。“白鶴停在天井中”， 這個世界不缺詩人，或者說詩人和這個世界的關系并不比一個普通人和這個世界的關系更緊密，更深刻一些。詩的誘惑，和任何其他的誘惑一樣，也會令人迷失，而且它的吟詠如此美妙，讓每一個寫作者誤以為是在召喚自己前往。

關于上面問題里的困境，是很尷尬的。從古至今， 詩的寫作大多出自貴族階層及官宦人家，從詩經開始，直至近代白話新詩，無不如此。一直到現代意識影響到普通人，在中國，最近一次詩歌寫作的普及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學校園里每一個無邪的學子都開始寫詩，他（她）們，接受了詩歌的教育，并成為理想者。但很快的，詩的寫作在九十年代的經濟發展浪潮里被淹沒，寫作者或停滯，或自我欺騙，甚至慢慢成為了詩的俘虜——沒有詩歌，就不知道該如何自處。

在普通人看來，詩人是特別的人，他們把心思放在寫作上，把寶貴的現實生活放在其次。當下的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問自己這個問題，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否定。這個否定包括事實上的和觀念上的。現實情形是，我的大部分心思在日常生活里，家庭，工作，娛樂， 及憂思。前面這些容易理解，憂思可能也是這個時代每一個人都有的，只不過作為一個詩人，更敏感一些， 更具體一些，不僅憂思日常生活中的問題，還要憂思寫作本身，這也是陳簡齋的憂思。

那么，第三個問題，從觀念上來說，當代詩人把寶貴的現實生活放在首位，就詩歌來說是正當的嗎？我肯定地說這個問題本不應該成為問題，就連上面的第二個問題也不應該成為問題。它們之所以對我構成了問題，原因在于我沒有認真生活，沒有視現實生活為寶貴。

看看自己現在的樣子，每天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很容易就會發現自己是否已經偏離寶貴的生活。不孝敬，不體恤，不關心，不遠游，不思考，不訪友。抓著一根詩歌的稻草，妄想著無視平庸和貧乏，還試圖掩蓋自己的不善和不良。詩，從來都會直接撕碎一個詩人墮落之后的偽裝，它不管你寫過什么好的還是壞的詩歌，它會以一個寫作者無法寫作為標志來警告你，把詩人的稱號從你那里拿回去。而你，將付出余生來證明你是否還是一個詩人。

寫作的信心從何來？“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 2014年，友人羅戎征在我家清唱了一段自編的《柳毅傳書》，念茲在茲，想寫一首長詩，關于相遇，分離，愛， 禮。不久讀到吳興華1940年寫的《柳毅和洞庭龍女》， “他下了馬，舉起眼睛一看，疏葉的樹下”，驚于他的語調和我如此相似，和詩人桑克說了我想要唱和吳興華的寫作計劃，他鼓勵我說你會比他寫得更好。吳興華寫這首詩的時候只有二十歲，沒有寫完整個故事，只是寫了相遇一節，結束于“可是他糊涂了，應該往東的，他往了西……”。

我不知道該怎么寫。擬了提綱，試了幾次未果。曾想去涇陽，洞庭，甚至約過兩地的詩人邊圍、草樹， 終究“忙于商務”未成行。那幾年，我的公司第二次創業，我拋棄了日常生活中的詩歌成分，荒廢了寫作，這首詩像一塊石頭一樣暗中支撐著我，讓我保持著和詩的聯系。我知道完了，已無可能寫出曾經存在過的那首長詩。自己的問題，也是只寫了一個場景的吳興華的問題。三年后，2017年的國慶假期，我和妻子七七去北歐旅行，誤闖至和伯格曼故居法羅島同名的法羅群島，海外仙山，密雨里，她站在群羊徐行的山坡上，連續幾天，我寫了《龍女牧羊》。再三年，2021年開始，寫《辛丑讀禮》。

妄論詩歌問題，我的惶恐我自知。床邊滿滿的書籍，雜亂無章地堆著，有《詩經》《春秋》和《周禮》，有讀不太明白卻心向往之的未來哲學。也有友人的詩集一二，他們航行在各自幽暗的漢語星空中，某些時刻， 我確定可以看見他們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