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周恩來致周希農太公的信

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在長期奮斗中構建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錘煉出鮮明的政治品格。”發揮書法記言錄史功能，在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走好新的趕考之路和立志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的歷史宏偉進程中，把好方向，找準定位，把偉大建黨精神繼承下去、發揚光大，是書法人的時代責任和神圣使命。

書為心畫，言為心聲。尺牘是書法藝術的獨特表現形式，較常見的有家信、文人書簡、手札便條等。書寫尺牘，篇幅不長，乃書法家功力自然流露，手隨心轉，并非刻意為之，但見情見性自然率真，頗有韻味。尺牘反映書法家書寫風格、藝術涵養與人文意蘊，是書法家內心世界、精氣神的直觀體現。《伯遠帖》《快雪時晴帖》等尺牘精品至今為人追仰，在其精深的書寫藝術，更在深刻的人文內涵。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重溫李大釗、周恩來、范文瀾三件尺牘，從點滴字句背后可感悟偉大建黨精神和共產黨人的使命情懷。

李大釗：為劉仁靜的擔保信

“哲學系學生劉仁靜君學宿等費由鄙人暫為擔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繳納不誤。此上會計課。李大釗。”李大釗紀念館里的這張擔保信，是李大釗資助眾多革命青年學生的縮影。這幅尺牘，文字質樸敦實，沉穩端莊，正如李大釗的為人風范。李大釗不只為北京大學貧困學生劉仁靜寫拖欠學費的保函，還多次墊付學費，并引導他走上革命之路。當然，受李大釗資助的也并非只有劉仁靜，還有眾多的青年學生、工人。

若不是將大筆收入用于幫助別人，李大釗完全可以過上優渥自在的生活。1916年，李大釗回國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月工資120塊銀元，后來提高到140塊銀元，加上稿費和其他兼職費用，每月收入共約300塊銀元。當時小學教師月收入不到20塊銀元。據有關研究，北京當時物價水平并不高，“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李大釗當屬高收入者，可雖經夫人趙紉蘭盡力操持，一家生活仍十分清苦，家庭支出捉襟見肘。錢去哪了？在籌備建黨之初，經費拮據，李大釗把大部分收入用于革命事業，以及用來幫助同志，接濟社會百姓。他參與發起“北京學界贖路集金會”“北京大學賑災會”“北京大學婦孺救濟會”等活動。貧苦民眾遇到困難，他主動慷慨出手傾囊相助。正因為如此，北京大學不得不在發薪水時預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給趙紉蘭，以免家庭陷入無米之炊的窘境。

一張尺牘展現一段歷史，讀出的是李大釗的赤子情懷。在他的影響下，一大批青年學子在心中埋下革命火種，致力革命事業。1927年4月6日，李大釗被捕入獄。他受盡嚴刑拷問，始終堅守信仰、初心不改，堅貞不屈、大義凜然。他在《獄中自述》中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則。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念念不忘的是黨的事業，是保護革命的后來人。

在獄中，李大釗和家人見過最后一面，女兒李星華在回憶文章中寫道：“他臉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著。他的心被一種偉大的力量占據著。”這“偉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釗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對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心。臨刑前，李大釗對其他19位革命者說：“共產主義在中國必將得到光輝的勝利”“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李大釗同志對信仰和真理矢志不移，為傳播和實踐馬克思主義而英勇獻身，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說的‘勇往奮進以赴之’、‘癉精瘁力以成之’、‘斷頭流血以從之’。”

李大釗為劉仁靜的擔保信

周恩來：致周希農太公的信

浙江紹興周恩來紀念館里有張圖片講述了1939年周恩來假借清明探親祭祖掃墓回紹興開展抗戰工作的往事。自1939年3月28日到31日上午，他在紹興度過十分繁忙的四天三晚。30日晚會見各方人士，并為愛國人士和青年工人慷慨題詞，工作至次日凌晨三點。期間，為先祖掃墓之事，他派人赴“百歲堂”周希農太公處，送上國幣100元，隨附便札，寫道：“希農太公公賜鑒：茲派人呈上國幣百元，請代辦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間代請寶（保）佑橋本家各長幼午餐，煩瀆之請，容明晨面謝。專稟，敬請晚安。曾侄孫周恩來叩，即晚。”

這封尺牘，入古而出新，清新雅致，厚實曉暢，周到的文字體現了周恩來對故土親人深沉的愛，也展示了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高風亮節。周恩來一生點滴中見原則，細微中見精神。他經常告誡領導干部要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生活關，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操守和優良作風。新中國成立后，身為大國總理的周恩來與在京親屬專門談到紹興祖墳“平墳”小事。他要求不準修墳，要平墳，整理出土地交公使用。為做好大家思想工作，他說：“平墳的問題，也不能由我一個人決定，以后如有機會到紹興，我要找本家開個會，把墳平了。”后來，遵照他的意見，紹興的周家將幾處祖墳都平了，棺木全部就地深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向周恩來同志學習“牢記手中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用來為人民服務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自覺接受監督，敬畏人民、敬畏組織、敬畏法紀，拒腐蝕、永不沾，決不搞特權，決不以權謀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共產黨人”。周恩來一生坦蕩，兩袖清風，嚴于律己、厚以待人，把一切獻給了黨，獻給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偉大事業。無論是他給自己訂立的《我的修養要則》，還是給親屬訂立的《十條家規》，都閃耀著偉大建黨精神的光輝，展示出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周恩來心底無私、天下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中國共產黨人優秀品德的集中寫照，永遠為我們景仰。

范文瀾：給劉大年同志的信

范文瀾故居陳列著范文瀾致劉大年的信函。“大年同志：您因工作繁重，影響到健康，我們非常不安，盼望您早點得到修養，以便早點恢復健康。工院工作，請移交陳唯實、高錫金兩同志，此地正在為您找住處，以便安靜修養。致敬禮范文瀾”。

這封尺牘，放逸不失嚴謹，靈秀不失溫厚，典型學者書法背后感受到的是范文瀾對專業人才的關切關懷之情。作為史學大家，范文瀾不僅在史學領域開拓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先河，而且肩負學術組織的領導工作，為黨的事業發展始終不忘傾注心血培養學術后備力量。新中國研究近代歷史的幾代學人，很多都是在他的培養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

延安時期，物質條件十分艱苦。據歷史學家榮孟源回憶，當時范文瀾一家三口住在一孔窯洞里，“靠窗處用幾塊木板支了一個大案子，是書桌，也是餐桌。案上有一盞小油燈……黑煙彌漫，火光如豆。范文瀾同志就是在這盞油燈下坐著一個木凳子，夜以繼日不停地伏案工作”。憑著極高的史學造詣和學術擔當，范文瀾僅用10個月便完成25萬字《中國通史簡編（上冊）》。這部書的出版，是中國共產黨人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對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講出自己的系統看法，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理論意義。毛澤東高度評價：“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談到改進學風，糾正三方面弊病：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范文瀾一生“能文能武”，最終矢志史學研究，成就一流學問，在于他刻苦勤勉，把黨的事業需要作為自身學術方向，就在于投身革命熔爐，結合“活”的實踐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完成由精通國學向唯物史觀的轉變。

范文瀾治學嚴謹，虛懷若谷。1955年，年僅30歲的吳德鐸致信范文瀾，指出《中國近代史》中關于“國聞匯報”的錯誤。范文瀾誠懇接受并復函吳德鐸致謝，并說“中國近代史書稿中其他錯誤之處，若有發現，亦盼隨時指正，以便修改”。不以大家自居，誠意接受批評，虛心改正錯誤的專業精神，范文瀾堪為治學表率。

范文瀾致劉大年信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把創作生產優秀作品作為文藝工作的中心環節，努力創作生產更多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形成‘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之勢。”作為黨領導下的專業性人民團體，中國書協要緊緊圍繞“做人的工作”核心任務，服務引導廣大書法家牢牢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個人藝術追求融入黨和人民事業之中，與時代發展貫通結合起來，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用中國人獨特的思想、情感、審美去創作反映時代呼聲、展現人民奮斗、振奮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彰顯時代氣象、富有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

李大釗、周恩來、范文瀾是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是偉大建黨精神的杰出體現。奮斗新時代，奮進新征程。三位共產黨員的尺牘，為書法人思考走好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的趕考之路提供了啟示——

要始終對黨忠誠。忠誠于黨的事業，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而奮斗。

要始終干凈履責。加強模范政治機關建設，從小事小節上加強修養，從一點一滴中完善自己，私底下、細微處、無人時，自覺守法守紀守德，始終不放縱、不越軌、不逾矩。

要始終擔當作為。面對大是大非敢于亮劍，面對矛盾敢于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于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于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于堅決斗爭，努力把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的學習成果轉化為履職擔當的實際行動，轉化為推動書法事業高質量發展的生動實踐。

（作者系中國書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