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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德文版《悉達多》書影

德文版《朝圣者伽摩尼塔》書影

2019年5月30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的致辭中引用了赫爾曼·黑塞的一句話：“每一個新的開端都蘊居著一種魅力，它保護我們并幫助我們去生活。”在接下來的演講中，默克爾與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分享了她年輕時在東柏林生活與學習的經歷，并呼吁當代的年輕人在新的環境中打破人與人之間的不理解而造成的阻隔，號召人們推倒心中無知與狹隘之墻。默克爾之所以引用黑塞的話，當然是因為黑塞在美國知識界曾經以及依然具有的影響力。

1922年黑塞出版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悉達多——一首印度的詩》（Siddhartha.Eine indische Dich?tung）一書。這是有關婆羅門之子悉達多歷經各種磨難尋求人生真諦，最終獲得解脫的故事。在《悉達多》中，黑塞嘗試著以佛陀時代的印度作為背景，展開他對世界、對人生的追問。小說的主人公悉達多盡管是佛陀同時代的修行者，但黑塞所要展示給讀者的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歐洲特別是德國的時代精神。由于受到家庭的影響，印度和遠東的宗教和文化很早便與他的精神發生了關聯，而基督教和德國文學傳統的思想財富，也深深地影響著黑塞《悉達多》的創作。

一、黑塞早年生平與《悉達多》的創作

赫爾曼·黑塞，1877年出生于德國南部的施瓦本地區一個叫卡爾夫的小城。他于1919年遷居瑞士，1923年46歲時加入了瑞士籍。作為詩人和作家的黑塞，深受德國文學的浪漫派傳統影響，盡管他的作品多以小市民生活為題材，卻充滿著人道主義精神。隨著兩次世界大戰相繼爆發，黑塞深感現代人的精神危機，他在遠離塵囂的瑞士鄉間以他的小說尋求心靈上的解脫。他的主要作品有《彼得·卡門辛德》《悉達多》《荒原狼》《東方之旅》《玻璃球游戲》等。黑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1946年，由于其作品所具有的人道主義的精神以及遒勁的氣勢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2年，85歲的黑塞于瑞士家中去世。

黑塞的父親約翰內斯·黑塞是巴色會（Basler Mission）的傳教士，曾經跟隨黑塞的外祖父赫爾曼·貢德爾特在印度傳教。身為新教傳教士的貢德爾特博士也是印度學學者，他曾編寫過第一部馬拉雅拉姆語（印度南部喀拉拉邦通行的語言）的語法書。作為傳教士的女兒，黑塞的母親出生于印度，早年便是在椰林旁邊長大。黑塞自幼在濃郁的宗教氛圍中長大，接受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除了歐洲的宗教、人文教育外，他對印度和中國的智慧也很感興趣。1911年他曾去亞洲旅行，試圖從宗教和哲學方面探索人類精神解放的途徑，但這次旅行讓他非常失望。他對印度精神的理解主要來自他的德文閱讀，與印度現實的關系并不大。

第一次世界大戰堪稱人類歷史上的一次浩劫，德國人在歷時四年的戰爭中，除去死于饑餓的75萬人之外，還有200萬士兵陣亡或者失蹤，如果算上各參戰國的陣亡和失蹤人數的話，總數達850萬之多。這些犧牲究竟意味著什么？ 很多歐洲知識分子和文人開始懷疑自己的文化，并且將視線轉移到了東方。這次戰爭對黑塞來講是一種所謂“是死是活時期”（Stirb-und-werde-Epoche），不論是作為人還是藝術家，他內在和外在都遭受到了生存危機。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逐漸認識到之前宣揚要拯救世界的西方理性和狂熱的民族主義使歐洲文明陷入了危境。當他對可怕的流血和民族間的仇恨表示譴責時，人們卻認為他是叛徒而孤立他。他為了更深一層地探求自己的靈魂，開始轉而研究包括佛教在內的印度思想，并且通過同善會傳教士衛禮賢的德譯而接近中國智慧，進而擺脫自身的困境。《悉達多》就是他研究東方智慧的結晶——一部用散文詩的方式創作文學作品。讓人倍感吊詭的是，黑塞的基督教先輩是要到印度去讓那里的“異教徒”皈依基督教，而他的《悉達多》卻走了另外一條相反的道路，要到東方去尋找人生的解脫之道。

1913年《來自印度》（Aus Indi?en）出版。盡管這部書被讀者認為是報道黑塞印度之行的一部杰作，但他自己對此不滿意，因為對這一古老的文化僅作浮光掠影式的報道，顯然是不夠的。黑塞內心對東方的向往當然遠遠超過了一次旅行的經歷。早在年幼，他精神上就曾沐浴著東方的異域風情。他后來在《我的信仰》（Mein Glaube）中寫道：

我在《悉達多》一書中信仰一個印度名字和一個印度的臉龐并非偶然。我經歷過兩種形式的宗教，作為虔誠、正派新教信徒的孩子與外孫，以及作為印度神啟的讀者，這其中我排在最前面的是《奧義書》《薄伽梵歌》以及佛陀的教說。盡管我是在一個真正的、活生生的基督教的氛圍之中長大的，但我第一次經歷的宗教性的沖動卻呈現出了印度的形態，這并非偶然。我父親、母親以及我的外祖父都在印度履行著基督教傳教的職責，盡管在我的一個表弟和我這一代在認識方面才有所突破，對各種宗教才不再有等級劃分，而在我父親、母親和外祖父，盡管擁有相當全面的印度宗教信仰的知識，但他們對這些印度形式的信仰僅有不完全予以承認的好感。我從兒童時代起就將精神性的印度特質，像對待基督教一樣完全予以吸收并經歷了。

……后來不僅是印度的精神世界，我也認識到了中國的精神世界，并且有了新的發展；中國古代的道德觀念，使我認識到孔子和蘇格拉底成為了兄弟，我深深為老子那隱蔽的智慧及其神秘的生命力所感染。

除了基督教之外，印度和中國的精神世界對他產生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這本小說是黑塞所創作小說中極少以東方作為背景的作品，開始寫于1919年，很順利地完成第一章后，便陷入了停滯狀態。至1920年完成小說的第一部分前四章，第二部分的八章他用了一年半的時間，一直到1922年才告完成。1922年10月由費舍爾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印了6050冊，一直到1935年才再次重印。其中第一部是獻給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而第二部是獻給他當時在日本的表弟威廉· 貢德爾特（Wilhelm Gundert,1880—1971）的，這位表弟后來成為了東亞語言、文學和宗教方面的著名學者。

盡管《悉達多》的篇幅不是很長，但黑塞從開始寫作到完成卻用了三年時間。這期間黑塞也產生了重大的心理和人生的危機，這不僅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也與其家庭環境有關——妻子馬麗亞患精神分裂，小兒子患神經方面的急癥，最終家庭破碎。1921年的上半年，他還三次專門到著名人格分析心理學家C. G.榮格的診所接受過治療，其中一次他還為榮格朗誦了《悉達多》的片段。從黑塞來講，他創作《悉達多》是42歲到45歲之間，這正是人的一生中精力最為充沛的時期，同時也對世界、人生有著成熟的認識。我不認為《悉達多》是一位年輕的作者可以完成的文學創作。黑塞出生的德國西南部的施瓦本（Schwaben）地區有一種說法，人過了四十歲才會變得聰明。因此德語中有Schwabenalter的說法。同樣是施瓦本人的海德格爾有兩次在給雅斯 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封信中談到這個說法：“作為半個施瓦本人，我現在也到了不惑之年，這個歲數應當有足夠的判斷能力去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1931年12月20日）“大家都知道，施瓦本人只有在四十歲以后才會變得聰明，我還算得上是其中一個吧——剛好能夠領會，在哲學中究竟發生了什么。”（1936年5月16日）

在創作《悉達多》的時候，黑塞已經有近二十年閱讀印度和中國思想史的各種文獻的經歷。《來自印度》一書，僅僅是有關這個國度的一些外在報道而已。畢竟這樣一個國度自他兒時起便吸引著他，《悉達多》一書的完成，可以認為黑塞已經完全進入了東方精神世界的智慧之中。與黑塞其他文學作品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它以對大部分德語讀者來講具有異域風情的印度作為背景，以悉達多為主要人物，以佛教、道教，也包括禪宗的思想作為探討內涵，描述了悉達多一生求道的經過，并借此來闡述作者個人與宇宙統一的人生哲學。

這部作品德文版自1922年面世以來，在德國備受歡迎。據蘇卡普出版社的統計，至1970年，這部書共銷售41萬冊，被列為黑塞作品中的五大暢銷書之一，常年居于銷售榜之首。而英譯本由于美國嬉皮士運動將之奉為“崇拜之書”（Kultbuch）發行量更大，成為美國書店中的十大暢銷書之一。之后的日譯本的發行量也大大超過德文原版。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以來，他一直是擁有最多讀者的現代德語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發行量達幾千萬冊之多。

二、《悉達多》的情節

這部小說的基本情節是這樣的：婆羅門之子悉達多與同伴劬嬪陀共同求道，他們按照吠陀的偉大傳統在河中沐浴，在神廟中獻祭，在禪定中練習著“唵”字呼吸。但這樣的每日生活給悉達多帶來的卻是失望。于是他背叛了父親的意愿，跟劬嬪陀一起跟隨苦行沙門來到林中修行。三年的苦行并沒有使他們獲得解脫。當兩個人見到了喬答摩的時候，劬嬪陀立即為佛陀的講道所折服，從而立志要追隨世尊一輩子。悉達多盡管對佛陀的教義十分贊同，卻沒有皈依佛陀的道，使他折服的只是世尊那獲得解脫后安詳的面容和崇高的人格。在悉達多看來，重要的并不是教義等言詮，而是對人生實際的體驗，這些都是無法言傳的。因此，他走上了獨自求道的征程，希望通過自己的體證去尋求生命之解脫、與宇宙之統一。

之后，他經歷榮華富貴，縱情歡愉，為所欲為，但最終還是離開了妓女伽摩羅，也離開了這種奢靡生活，孤獨地走上流浪的路，走向那條象征善惡、美丑分界的河流——多年前正是一個擺渡人將他從苦行的沙門一岸渡到了充斥著欲望的另一岸。

悉達多曾經想過死，但那河水卻給了他無限的智慧。河水在不停地流著，時間對它來講仿佛不再起作用了。在河邊，悉達多那沉睡的靈魂猛然清醒，他從河中聽到了聲音，這是存在者的聲音，是永恒者的聲音。悉達多終于覺醒了。其后他與擺渡人婆藪提婆一起在河邊過著簡樸生活。這期間他也經歷了他與伽摩羅之子的叛逆，以及他對天倫之樂的超越。

最終他又碰到了行腳僧劬嬪陀——這位追隨了佛陀大半輩子的修行者，并未開悟得道。再行分手時，劬嬪陀吻悉達多的額頭，他在悉達多的臉上看到跟佛陀一樣的微笑。劬嬪陀因此獲得了覺悟，并向悉達多鞠了一躬。全書到此戛然而止。

悉達多離開了喬答摩佛陀的言教，歷盡萬劫，終于以自己的體驗獲得解脫，證得圓覺。這才是黑塞想要說明的：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獨特的心路歷程，而這一心路歷程又必然由自己來證悟。悉達多重視自身的體驗，而不是別人的教義等言詮，甚至對佛陀的教義也不例外。作為文學作品，黑塞所塑造的悉達多這一形象對人生的探索與體驗，對備受污染的現代人的心靈有著強烈的滌凈作用。

三、德語文化傳統之中的《悉達多》

黑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1947年寫給一個對他仰止的日本青年作家信中專門談到了歐洲文明對他的意義：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培養保護著我，讓我不會由于對當下的精神狀況感到絕望而放棄迄今的依靠，去追求印度或其他的瑜伽學說……有時確實存在這樣的誘惑，……但我的歐洲教育告訴我，對于亞洲的各種學科……不懂或一知半解的那部分……要予以懷疑，對于真正理解的部分要予以把持。而正是這后者與我自己精神家園中的信條和經驗是相近的。

歐洲文化傳統對于黑塞來講，是他接受印度和中國學說的“解毒劑”。歐洲文化，特別是德國文學傳統是黑塞文學創作的底色和源泉。

（一）德語文學中的佛陀小說

盡管黑塞由于家庭的原因很早就與印度文化發生的關系，但《悉達多》的產生很難完全歸結為完全是異域文化影響的結果。跟黑塞一樣出身于新教牧師家庭的丹麥詩人和小說家蓋勒魯普（Karl Adolph Gjellerup，1857—1919）由于1906年出版的德文小說《朝圣者伽摩尼塔——一部傳奇小說》（Der Pilger Kamanita.Ein Legen?denroman）而獲得1917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一部以第一人稱寫的佛教小說。伽摩尼塔的故事發展，也同樣是跟喬答摩佛陀平行的。商人之子伽摩尼塔在經歷了塵世的榮華富貴和情愛的生活后，希望改變自己的人生，于是踏上了求道之路，希望能夠得到佛陀的教誨而獲得解脫。他在旅途中偶遇一個行腳的僧人，同住在一個房間。曾享受過金玉滿堂生活的伽摩尼塔對這個跟他講解佛教教義的出家人甚是不滿，希望盡快擺脫他。殊不知這位僧人便是佛陀。伽摩尼塔向佛陀傾訴了自己的不幸，最終獲得了解脫。

蓋勒魯普早年的作品受到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拜倫的影響，充滿了浪漫派的色彩。自1885年夏季開始，蓋勒魯普從丹麥移居到了德國的德累斯頓，幾年后，由于受到哲學家叔本華的影響，他開始著迷于印度佛教。除了《朝圣者伽摩尼塔》之外，他還創作了小說《犧牲之火——一部傳奇》（Die Opferfeuer.Ein Legendenstück，1903）、戲劇《女成就者》（Das Weib des Vollende?ten，1907）、小說《世界漫游者——三部曲》（Die Weltwanderer.Roman?dichtung in drei Büchern，1910）等這些與佛教思想相關的小說。他晚年的作品重又回歸到了基督教的傳統，繼續關注精神的拯救。黑塞對這部德文的作品自然不陌生，早在1910年他就曾論及這部小說：

丹麥詩人蓋勒魯普的傳奇小說《朝圣者伽摩尼塔》少了些生動性和輕松愉快，但在印度精神和深刻性方面，上面提到了幾部好看的小說跟它是無法比擬的。在這部出色而深刻著作中所體現的真正是一種精神的印度，而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有趣的記錄，而是眾神和佛陀的神圣印度。《朝圣者伽摩尼塔》不如古老的《薄伽梵歌》或最好的佛陀傳奇那么好看，但它卻是從對印度智慧最鮮活的領會中產生的，它是真誠且深切的，是以十足的佛教哲學和神秘主義精神虛構出的一個傳奇故事。

盡管他認為這部小說的思想深刻，但并不認可其文學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悉達多》也是德語文學中佛陀小說的一種延續。

（二）啟蒙運動以來“教育小說”的傳統

除了在佛陀小說方面與德語文學的承繼關系之外，德國在啟蒙運動時期產生的“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也譯作“成長小說”，日文譯作“教養小說”）也在黑塞的作品中得到了具體的體現。其實除了《悉達多》一書，其他的早期著作如《德米安》（Demian，也譯《彷徨少年時》，1919），也都可以歸在“教育小說”的范疇。從啟蒙運動和狂飆突進運動時期開始，“教育”的概念指的是脫離了家庭和國家的角色倫理的個體發展，一般來講這是一個獨立個體的，是針對一個更高、更積極的目標的發展。而這些都符合悉達多的形象特征。其實，除了《德米安》之外，《荒原狼》（Der Steppenwolf，1927）、《納爾齊斯與哥特蒙特》（Narzi?und Goldmund，也譯《知識與愛情》，1930）、《玻璃球游戲》（Das Glasper?lenspiel，1943）也都有類似的基本結構。充滿天真和理想的主人公與冷漠、現實的世界所形成的對立，使得他不斷能“入世”，在他的環境中獲得具體的經驗，最后與世界的和解，從而獲得解脫。

黑塞在《德米安》的前言中寫道：“每個人的人生都是通往自身的一條路，是一條路的嘗試，是一條路的暗示。”德米安說：“如果一個動物或一個人，將他所有的注意力和所有的意志力集中在特定的事情上，那他就會達到那個目標。沒有別的。”小說中主人公辛克萊最終達到了神秘之統一（unio mystica），是在他默想的時候與他夢幻的圖景相統一時發生的。而神秘之統一是“三層進路”之最高一層。德國作家、黑塞 的好朋友巴爾（Hugo Ball，1886—1927），早在1927年出版的黑塞傳記中就對指出了《悉達多》與《德米安》極其類似的主題。

在《納爾齊斯和哥特蒙特》中，黑塞所強調的將理性視為高于一切的“理性者”（die Vernünftigen）和以敬畏之心作為信仰和情感生活依據的“虔誠者”（die Frommen），這二者的品格同樣得到了充分得發揮。納爾齊斯是修道院教師，一位苦行學者。他治學嚴謹，信仰堅定，準備將畢生奉獻于神。而他的好友哥特蒙特卻是一個在天性中有太多浪漫氣息的人，他追求官能的享受，是一個奉獻于美的藝術家。他們各人走著自己的路，過著自己的生活，并且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侍奉著神，各人也以自己的體會來驗證人生，終于完成了他們的自我追求。而在《悉達多》中，這種表面上的對立最終也變成了統一。

悉達多經歷了人生的不同發展階段，他與已存的社會秩序存在著矛盾和沖突，他要尋找一條與當時的社會普遍認同相背離的道路。他不僅違忤了讓他做婆羅門祭司的父命，也違背了做沙門的誓言，最終也離開了喬答摩佛陀之道，因為這些“權威”的教義并沒有真正觸及到悉達多的靈魂。擺脫了社會和權威的束縛后，最終他發現了自己內在生命發展之路：他在生命的多樣性中尋找到了統一性。這是典型的“教育小說”的結構特征，而并非像某些中國學者所認為的體現的是什么《道德經》的樸素觀點：

小說主人公最后一個歷程正是由于領悟《道德經》而修成正果。席特哈爾塔一生坎坷，他從探索自我出發，兜了一圈后，又回到原來的立場——探索自我，這種貌似倒退的繞圈環形，實質上卻以形象地體現了《道德經》中一個樸素的辯證觀點：禍福相倚，有無相生，一切矛盾無不互相對立，又互相轉化，一切事物的發展也無不處于循環往復狀況。

如果從德國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審視的話，《悉達多》顯然更多地是繼承了“教育小說”在結構上的特征。

此外，“教育小說”所要解決的問題并非歷史問題，而是主人公與所處時代精神之間的緊張關系，是一個從對立到和解的過程，也是他的精神歷程。將理性與情感、外在與內心、現實與理想、世間與精神等一系列的對立在理想的整體性中予以統一。悉達多在一次又一次的磨難與迷茫中，在自我否定與自我超越的過程中，最終獲得了解脫。德國的黑塞研究者赫爾穆特·溫特（Helmut Winter）認為：“大約在這一時期的黑塞增強了這樣的信念，文學作品也必然是信仰，是作者宗教和哲學信念的表達。《悉達多》首先應當被理解為自我發現的嘗試，作為一種藝術家的實驗，并以此來闡明自己和時代問題的解決之道。”即便故事發生的場景是在佛陀時代的印度，悉達多的求道之路也跟佛傳很少有共同之處，而是與他的其他小說中的主人公非常相似。因此，《悉達多》盡管罩著一層印度和佛教的外衣，其實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黑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后的自我問題。我想，這也是為什么它后來能一再引起人們共鳴的原因之一。

（三）德國浪漫派的文學傳統

德國是19世紀初在歐洲興起的浪漫派思潮的發源地，與喚起人文主義力量的古典主義不同，浪漫派喚起的是基督教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說如何在自然之中體驗、在藝術之中表現這種力量。在這一時期比較典型的是諾瓦利斯（Novalis，1772—1801）的論文《基督教界或歐羅巴》（“Die Christenheit oder Eu?ropa”，1799），在文中他所要陳述的，是人類自我認知的三段式過程，正如他在自己身上所經歷、體驗和悟解到的。他希望借助美學的方式重新發現基督教，并將中世紀看作統一的文化紀元。而他的詩歌代表作《夜頌》（Hymnen an die Nacht，1800）以及他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海因里希·馮·奧弗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1802），都以宗教和詩歌般的體驗對自然、愛情和死亡做了闡釋。

黑塞在《世界文學圖書館》中特別強調了他對包括諾瓦利斯在內的德國浪漫派作家的欽佩。很明顯，他的作品也是德國浪漫派傳統的延續，同時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復雜的社會思潮不可分離。德國著名電影劇本作家呂茨肯多夫（Felix Lützkendorf,1906—1990）在他的論文《赫爾曼·黑塞與浪漫派和東方的關系》（“Hermann Hesse in seien Beziehungen zur Romantik und zum Osten”）中集中分析了他作品與浪漫派以及東方精神的關系。呂茨肯多夫在文中運用影響研究的方法，梳理了包括《悉達多》在內的黑塞不同時期作品受到浪漫派的影響情況。正因為黑塞對浪漫派的繼承和發展，他被后世稱作“德國最后的浪漫派代表”。

近代以來隨著歐洲在東方國家的殖民地的不斷增加，歐洲的文學家開始建構他們的東方觀。對于德國的詩人和文學家而言，東方成為了理想的“他者”。隨現代性的產生而失落了的整體性，以及新的精神性和藝術靈感之源，重新在東方發現。浪漫派的詩人和思想家們，如謝林（Friedrich W. J. Schelling，1775—1854）以及克羅伊澤（Fried?rich Creuzer，1771—1858）傾心于東方的“神秘思想”。而正是在18世紀80年代以后，大量的梵文文獻被翻譯成了歐洲文字，特別是德文和英文。這樣的一個東方學的傳統，一直影響到黑塞。

黑塞的傳記作家巴爾認為：盡管悉達多認為語言是不可以相信的，但巴爾依然認為《悉達多》的語言是極其認真的，它那莊嚴的聲調超越了詩歌和思想，“因此我認為，這部書正是因為其‘語言’，而名留青史，它將東方與德意志精神結合在了一起。”

如果沒有黑塞之前的德語佛陀傳書寫，沒有德語教育小說以及浪漫派的傳統，黑塞能寫出《悉達多》這樣的作品是不可思議的，《悉達多》更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德國知識分子對這些傳統的回音。

盡管《悉達多》的主題來自東方文化的傳統，這除了表現在啟蒙以來的“教育小說”、德國浪漫派外，即便是佛傳，也接續上了蓋勒魯普的德語佛教小說的風格。因此，黑塞的創作深深扎根于德語文化傳統之中，這同樣包括這部具有佛教特色的《悉達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