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長篇觀察”是《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21年增設的新欄目，密切關注文學現場與出版動態，摘錄關于最新長篇的精彩評點。以下內容選自《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21年1—3期，所推介的長篇小說均為上半年發表或出版。

《我和我的命》，梁曉聲 著

《當代》2021年第1期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

王春林評《我和我的命》

作為梁曉聲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仍然秉承作家一貫的平民立場，在把個人命運與城市發展以及時代特質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成功地書寫表達以移民方式進入城市的早期深圳人真實的人生和精神軌跡，可以說是一部帶有明顯成長小說意味的社會小說。小說的主人公“我”是一位出生在貴州山區，后來進入城市打拼的80后女青年。在其人生打拼的過程中，既找到了愛情，也收獲了友情，更感受到了真切無比的親情。正如小說標題所明確標示的那樣，作家從一種人道主義的精神立場出發，通過“我”和好友李娟的奮斗故事，深度思考表現個人與命運的深度糾葛。讀來既能夠讓讀者心生感動，更可以引發讀者對人生的深入思考。

——選自“探照燈好書”微信號

《有生》，胡學文 著

《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21年第1期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年1月版

謝有順評《有生》

《有生》厚重、扎實、雄心勃勃。具獨創意義的傘狀結構，百年家族史的曲折繁復，祖奶形象的異樣光彩，喬大梅的承擔與反抗，共同講述了歷史苦難中個體的淚水和堅忍。既然死是如此容易，那就用生育來反抗死亡；既然困境才是人生的常態，那就告別那些淺薄的樂觀，以更有韌性、更有質量的活著來為生存安魂。胡學文創造了自己的“宋莊”，也為另一個鄉土中國寫下了燦爛、悲愴的嘆詞。

——選自《南方周末》2020年度十大好書評語，2021年1月21日《南方周末》

何同彬評《有生》（胡學文）

胡學文一旦寫到故鄉，那里作為一個完整的圖景和世界就會顯現出來，人、風景、營生、表情乃至氣息，用他的話說：幾乎不需要想象，是自然而然的呈現。正是這樣一種最樸素、本真的“自動”“自然”，讓《有生》的鄉土世界真正觸及了壩上、北中國的“根”，也給讀者帶來了一個長篇小說獨有的真實、豐富又浩瀚無邊的文學世界。在《有生》中我們能看到上百年時間跨度里的數十個生動的人物，他們不是“農民”，也不是“底層人物”，胡學文拒絕把他們符號化、階層化（甚至只是保留了最低限度的歷史化），而是用自己全部的感知、理解、同情和尊重，把所有人物還原為文學意義上的“自然人”。環繞著這些人的那些植物、動物、昆蟲、風景，以及人們賴以謀生的那些手藝、職業，賦予他們地方性的風俗、風物、民間文化……所有與他們的“道德、理智、靈性生命”有關的全部內容，都經由胡學文沉穩又靈動的敘事，結構為《有生》的壯闊和浩瀚。

——選自《〈有生〉與長篇小說的文體“尊嚴”》，《揚子江文學評論》2021年第1期

《群山呼嘯》，季宇 著

《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21年第1期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

陳振華評《群山呼嘯》

長篇小說《群山呼嘯》書寫從晚清到抗戰半個多世紀大別山地區革命歷史進程的波詭云譎和艱難復雜。小說的結構沒有采用線性的情節故事，而是采用以人物為中心的團塊狀敘事。一方面凸顯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帶動了故事，“爺爺”賀文賢和“大伯”賀廷勇兩代革命者最后在抗戰的時代形勢下歷史地合在了一起，完成了精神信仰的匯聚。另一方面，章節并非是按照時間順序線性排列的，而是隨著人物故事和情節的變化交叉、往復、重疊或有意并置，這樣的非線性敘事賦予了文本比較大的敘述自由度，并且每個章節的故事留有懸念或伏筆，其草蛇灰線在通讀全文后才能意脈貫通。與此同時，小說采用了賀家第四代子孫“我”的敘述視角，通過“我”的講述和追溯將革命年代的信仰、理想、人物、故事和當今時代產生意義關聯，從而讓歷史的正當性、復雜性、苦難性、艱巨性具有了重要的現實認知和啟迪的意義。

——選自《多重意蘊“革命敘事”的詩學建構》，2021年3月16日《北京晚報》

《洛城花落》，周大新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孟繁華評《洛城花落》

《洛城花落》是一部極具現實感和時代性的小說。周大新將長篇小說封筆之作深入到人類生活的最深處，也是最隱秘的領域，以奇特的構思走向私密生活和私人情感，不僅使小說具有極大的可讀性，同時隱含了現代人在日常生活和情感領域的危機，探討了這一領域不可窮盡的神秘性和多樣性。袁幽嵐和雄壬慎的婚姻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當下青年婚姻的某種狀況。因此，《洛城花落》是一次大膽的實驗和探險。它探討的情感、性愛、婚姻形式、門戶、相貌、物質生活與情感生活等等，確實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小說中作為歷史研究學者、也是當事人的雄壬慎，畢業后即確定個人研究題目“離婚史”，在小說中是一個隱喻，也是小說走向的暗示。具有仿真意義的“法庭”，由于不同身份人物的參與，也表達了不同階層或人群的婚姻價值觀。男女的聚合史和分離史是永恒的主題。周大新對這一主題意猶未盡，顯示了他作為一個杰出作家對文學、對小說理解的深度。他對這一領域的時代性、新知識、新困境的發掘，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無論人在情感領域遭遇了怎樣的新問題，他堅信人性的柔軟猶在，人性的善永在。這就是周大新對“永恒主題”變與不變的理解。

——選自《新時代“永恒主題”的變與不變》，2021年3月17日《文藝報》

《金枝》，邵麗 著

《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21年第2期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

陳曉明評《金枝》

“金枝”作為書名顯然富有詩意，似乎也暗示著某種鮮妍美好。然而，就是這么一個富有詩意的書名背后卻晃動著那么多的陰影和苦痛。誰是“金枝玉葉”？誰的“金枝玉葉”？這部小說寫了一大群人物，寫了一群女性，至少三代女性。同出于周家，但是她們的命運、性格如此迥異。

詩人奧登曾說：“一本書具有文學價值的標志之一是，它能夠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被閱讀。”我想《金枝》是這樣一本書，我們可以從中讀出現代歷史巨變給傳統家庭倫理留下的傷痕；可以看到以“金枝玉葉”之名掩蓋的苦痛艱難的女性生活之書；可以讀出一位知識女性如何認識父輩的歷史；可以看到現代社會進程中城鄉的差別，它也有可能搭建自強不息的未來之橋。這部作品讓分崩離析的往事富有詩意，又如同挽歌，歌詠那消逝的歷史和鄉村。

——選自《誰是金枝玉葉？》，2021年5月18日《新民晚報》

《五湖四海》，石鐘山 著

《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20年第4期

湖南文藝出版社2021年2月版

潘凱雄評《五湖四海》

《五湖四海》的結構與敘述并不復雜，無非就是一個出自農家且還是一個有手藝活的農家軍人劉天右成長的故事。劉家的手藝活兒用老話講就是吹鼓手，得到父親真傳的劉天右也因吹得一口好嗩吶而經歷了人生命運的跌宕起伏。復盤劉天右一次次化險為夷的過程，兩個鮮明的共同點凸顯出來：一是他自己身上那股永不服輸、絕不放棄的執著勁兒，二是一路總有“貴人”的適時出手扶持，而這些“貴人”又都還有一個共同的大名，即戰友。這些“戰友”有的來自同一支部隊、同一單位，有的則是素不相識的轉業軍人。這些軍人形象出現在石鐘山筆下一點也不奇怪，這是他的擅長，因為他終究也是軍人。在我看來，我們當下的文學方陣中，站立著這樣一群陽剛、堅韌的人物群像有著十分重要的審美意義和現實價值，這就是《五湖四海》所具備的價值。

——選自《終究還是軍人》，2021年3月11日《光明日報》

《文城》，余華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楊慶祥評《文城》

小說家的思想、知識和觀念不應該溢出小說這一有機體本身，昆德拉有一個比較饒舌的解釋“小說只能發現小說所能發現的。”余華對此有清醒的自覺，《文城》的故事、人物和行動構成了一個圓融的有機體，這一有機體折射出豐富多元的主題。首先是“信”，既包括人和人之間的信任，也同時包括對某一種事物的信念，對某一種情感和理想的執著。《文城》其實是由幾組不同的信任關系構成的。林祥福和陳永良、林祥福和紀小美、紀小美和沈阿強……正如《許三觀賣血記》里許三觀和他的孩子沒有血緣關系，但是他們的親密程度卻超越了血緣，《文城》中的這幾組親密關系同樣也建立在非血緣性的信任關系上，這種“信”既是文化的養成也是人類的本性。與“信”相關的是“義”。小說中主要人物行動的邏輯都在于“義”，講義氣，有情有義。除了主要人物是如此行動以外，小說中的次要人物甚至是反面人物，都遵循這一行動的原則，比如土匪，有情有義的土匪最后得到了善終和尊敬，而無情無義的土匪則只能曝尸街頭，受眾人唾棄。這一情義原則與上文提到的“信”是中國文化的基礎，但余華沒有淺薄地給這些原則冠以高頭講章，小說沒有任何關于情義、信任的說教，而是通過那些小人物、底層民間的人物來靜默地呈現這一文化血脈是怎樣地流淌在我們先民的生活和生命之中。有朋友在讀到小說中“獨耳民團”保衛戰之后不禁潸然淚下，情義由此穿透了歷史，直接對當下構成了一個提問。在這個意義上，《文城》的所敘時間固然是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但因為有了這種對普遍人性的深刻描摹，它又直指當下的時刻，它并非固態靜止的歷史演義，而是以鏡像和幽靈的形式活在我們身邊的故事。

——選自《〈文城〉的文化想象和歷史曲線》，2021年3月18日《文學報》

《春山謠》，張檸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曾念長評《春山謠》

《春山謠》借回憶者視角講述了一段青春故事，借兒童視角引出了一段青春歌謠，又借人類學視角將一段青春歲月還原成廣闊的生活場景。三種視角相互交織，構建了一部完整的青春主題小說。我們不妨回到故事起點——春山小學的孩子們扭著秧歌舞，迎接上海知青以部隊的整齊陣容出現在村路口。這個秧歌舞迎知青的場景，既是兒童視角與知青視角的最初交集，也是人類學視角的第一次試探發微，將一派熱烈的民間狂歡引向歷史深處的革命記憶。眾生不可避免卷入時代洪流之中，《春山謠》卻以一種平靜筆調呈現出每一個人的細碎生活和成長體驗。

——選自《一段青春三種視角》，2021年5月17日《文藝報》

《民謠》，王堯 著

譯林出版社2021年4月版

程德培評《民謠》

《民謠》聚焦一個少年短短幾年的成長片斷，在漫長的書寫過程中，故事的跌宕起伏早已化為歷史的煙云，留下的只是瑣碎的細節和無法復原的碎片。不斷流失又不斷修復的感受，不斷遺忘又不斷被想象所修正的記憶，是小說的敘事依托。少年的故鄉與故鄉的少年來回于村鎮，出入于隊史、革命史與家族史，落地的則是個人的成長教育史。而準自傳的借用，雙重“我”的敘述，幻想和夢魘的介入，雜篇、外篇的補充和鑲嵌插入形成了層層疊架的結構，則成就了作品的完整性。《民謠》說了太多的東西，同時又讓我們聽到了沒有說出的話；《民謠》之中有著太多的秘密，有些秘密在閱讀中會解密，有些秘密則永遠是秘密并吸引著我們。

——選自“收獲”微信號

《受命》，止庵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孫郁評《受命》

止庵寫長篇小說，完全出人意料。《受命》醞釀了三十年，讓人恍然覺出，大半生筆墨的揮灑，都是為此書準備的序曲。先前寫的文章，都是談別人的學術與文本，《受命》卻有所歷的生命經驗，生活觀與審美觀均在此感性地顯現。

止庵處理記憶，顯得有些克制，自然也抑制了靈動感的散出，本該奔放的地方卻有點矜持。這是與流行寫作不同的地方，他或許覺得，這樣可以防止滑入前人的套路里。京派作家有過這類筆法，知堂的文章也是點到為止，宗璞的小說喜歡裹在舊詩文的意境里，思想自有邊界。知堂與宗璞最終指向靜謐之所，止庵卻在靜謐中進入驚魂動魄的暗河里，在不動聲色里，讓我們獲得一次反省生命與歷史的機會。這樣看來，說他改變了京派寫作的路徑，也是對的。我們都在前人的影子里，但不是人人都知道。他以讀者陌生的方式，告訴我們曾有的時光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形影，唯在被遺棄的廢園里，才刻有曾存的隱秘。

——選自《舊歲冷弦》，2021年4月23日《北京青年報》

《一把刀，千個字》，王安憶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張屏瑾評《一把刀，千個字》

與王安憶過去的作品多設定一時一地不同，《一把刀，千個字》表現時空跨度極大：紐約法拉盛、上海、淮揚、北國，革命年代、撥正時光，異鄉與舊日，物質遺產與精神狂飆，交替敘事，竟能紋絲不亂，高潮迭起。從特定空間或歷史場景進行解讀的方法可能會失效，須從二十世紀中國乃至世界潮流之前因后果出發，才能應對這種書寫強度。與此同時，這也是一部很能體現王安憶藝術特色的作品，無論是語言思辨力的再次展現，還是作者近幾年所著力塑造的一類人物，很多方面都更趨于圓熟。

——選自“文藝批評”微信號

《回響》，東西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孟繁華評《回響》

東西長篇《回響》是一部推理和心理齊頭并進的小說，奇數章寫案件，寫與夏冰清被殺有關的推理和偵破過程；偶數章寫感情，以偵破負責人冉咚咚和教授慕達夫的情感糾葛為中心。兩條線的人物在推理和心理活動中產生互文關系，于是便有了“回響”。具體的寫作方法上，強大又具體的細節，復式交叉的結構方式以及精準的文學語言，使小說具有了極高的藝術品格。東西以極端化的方式將人的情感和人性最深層的模糊樣貌呈現出來，他找到了潛藏在人性情感最深處和最神秘的開關，這也是所有作家最關心和一直在尋找的關鍵事物。我們可以說，東西通過冉咚咚、慕達夫等，看到了我們內心最隱秘的情感，我們似乎已經沒有秘密可言。如果是這樣，那么，東西已經找到了他希望找到的東西。這是人類的基本困境之一，福樓拜、司湯達、托爾斯泰、菲茨杰拉德、納博科夫等，都在這個尋找的譜系里。而這些作家作品，是東西內心的“絕密文件”。如果將這些“絕密文件”公諸于世，你會發現，那里無論怎樣錯綜復雜深不可測，但最終寫滿的是人類的同情、悲憫、寬容的大愛，這些“秘密文件”就是人類大愛的回響。

——選自《在“絕密文件”的譜系里》，2021年3月13日《文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