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歡汪曾祺的一篇散文《跑警報》。寫的是西南聯大的戰時生活。那篇文章里說，有同學善于跑警報，只要看到萬里無云，不管有無警報，就背了水和吃的，往郊外走。但大部分同學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對跑警報太有經驗了，從來不倉皇失措”。跑警報的時候，很多人會帶書或論文草稿，也有人會帶金子或情人的信。對于青年男女而言，跑警報還是個談戀愛的機會。但也有不跑警報的。有位女同學，一有警報就洗頭，因為別人都走了，鍋爐房的熱水可以敞開用。“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這位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文章最后，汪曾祺提到中國人身上的“不在乎”精神，而這種精神，“是永遠征不服的”。

汪曾祺的文字有一種神奇的召喚力，短短4000字，塵封的歷史從他筆下躍然而出。他甚至寫到了跑警報時小販賣的麥芽糖和炒松子如何好吃，以及空氣中的氣味。歷久彌新的文字如此珍貴，一代人的戰時生活記憶由此留存，又或者說，珍貴的民族記憶以一種生動的方式在汪曾祺筆下顯影、復活。再過三十年，這些記憶又用影像的方式被重述——電影《無問西東》中西南聯大的跑警報片斷，就來自這篇散文。

我由此想到作家們召喚記憶的方式。召喚記憶的方式有許多種，比如衣物、氣味、音樂、繪畫、影像等等，但散文，恐怕是最具魅力和最讓人心馳神往的。白紙黑字，作家神奇地構建起一個空間：在那里，有我們真實經歷的過往，那些氣息、聲響、歡笑以及痛苦。在這部《即使雪落滿艙：2020年中國散文20家》里，20位寫作者以卓有意味的書寫，分享他們在2020年度對生活、對現實、對歷史的感知。

有一種記憶關于此刻，它們是最新鮮的時代記憶。《疫時回鄉記》里，鄧安慶寫下2020年春節從北京回到湖北老家的點滴；袁凌在《北漂記》里平靜地寫下他的奔波，也寫下一個青年的內在成長；《云彩化為烏有》里，沈念記下的是一位平凡老船夫的生活，他的蒼老以及無法言說的痛苦；黎戈則記下生活的“平淡之喜”，是越來越清淡的口味，是是枝裕和的電影，是山路上見到的孤獨的樹。

寫下日常點滴是記憶，重新發現生活也是記憶。鮑爾吉·原野的《塞上曲》寫了草原上有趣的事，草原日常在他的筆下成為一種“熟悉的陌生”。《行云》是關于坐飛機的經歷，那些隨時隨地的奔跑和匆忙最終在周曉楓筆下沉潛，化為一種對生存境遇的思考。

有一類散文關于歷史，是作家對塵封久遠的記憶的重新認知。《黍離》是久遠的詩歌文本，在《〈黍離〉——它的作者，這偉大的正典詩人》中，它被李敬澤重新發現：“喝下去的酒、仰天的笑，其實都有一個根，都是因為想不開、放不下，因為失去、痛惜、悔恨和悲愴，這文明的、歷史的、人世的悲情在漢語中追根溯源，發端于一個詞：‘黍離麥秀’。”《遣悲懷》是李修文的“詩來見我”，這篇文字使我們重新理解悼亡詩。悼亡詩哪里只是詩呢，它是故人，它是情分，是人痛苦時的“大雄寶殿”。古代詩文是對記憶的一次打撈、一次淘洗，是從民族記憶的寶庫中重新探詢并解釋物之為物、詩之為詩、人之為人、情之為情的秘密。

有一種記憶，關于個人往事。梁鴻鷹的《午后的故事》和王堯的《琴聲如訴》寫的是歲月深處難以忘記的故事，讀來唏噓不已。還有一種記憶浸潤著切膚的痛苦，讓人無法直面。劉大先的《故鄉與異邦》寫到父親臨終的場景，深切的痛苦埋在深處。塞壬的《即使雪落滿艙》寫的也是父親，父親曾經入獄，父親曾經背叛母親，父親曾讓整個家庭蒙羞。寫塞壬與記憶的牽絆，寫她之于記憶的和解、生命的領悟。即使記憶里落滿了灰塵，即使生命中曾經落滿積雪，終有一天我們也要仰起頭，試著去看天邊的明月。

記憶是掛牽。記憶是糾纏。記憶是輾轉反側。記憶是念念在茲。有許多種方式讓我們把記憶珍藏，有許多種方式將我們的記憶喚醒，也有許多種方式將我們的記憶調亮。如何最大可能地運用一切方式，將我們生命中念念難忘的部分顯影？某種意義上，寫作就是與人類的失憶搏斗，寫作就是寫作者的一次次“刻舟求劍”。歲月已逝，而作家依靠寫作實現“夢想”——讓時間靜止，使記憶顯影，呈現我們生命中那些彌足珍貴的瞬間，一如汪曾祺寫下《跑警報》。

（本文為《即使雪落滿艙：2020年中國散文20家》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