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在省會福州參加一個旅游推介會，主辦方主推土樓游。我與旅游業其實沒什么瓜葛，之所以跑到那個會場湊熱鬧，只因為主辦方來自我家鄉的一個縣，該縣土樓眾多，當時正在全力打造土樓旅游品牌。我在家鄉工作多年，見證過各種起落，略有感受，聽說他們到省城干這個事，很為之高興。我家鄉號稱魚米之鄉、花果之城，早年間以種地聞名，城鄉各地有各種景點，歷史文化積淀深厚，但是開發相對滯后，上下都不太重視。當年旅游產業不似眼下風光，在很多人的感覺里基本可有可無，土樓當然也不被看好。我們那里的土樓都是老家伙，說起來有幾百歲，無不老態龍鐘，多已不住人，接近廢棄，那玩意兒能有什么用？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們身邊開始有人頻頻談論土樓，當時我們的相鄰地區做起土樓文章，推動旅游產業發展，我們這邊也有人提議本地不妨借鑒，利用這一資源，但是不以為然者眾。據說有一位領導曾公開抨擊，稱那東西就是所謂“土圍子”，是過時、落后、封建的象征。也有人說咱們何必跟在人家后邊搞？還是老老實實種地、辦廠、招商有意義。當時真沒有誰知道數十年后那些土圍子竟然聞名海內外，游客紛至沓來，也讓當地百姓賺個缽滿盆盈。

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故事，包括我參加的那個推介會。該會讓我印象至深的是主辦者的一個發布演講，發布人是我熟人，他的演講充滿激情，鼓動性很強，融進不少我聞所未聞的新鮮資料，還有若干沖擊力相當強烈的“最”。實話說當時我除了幫他站臺，也暗自替他捏了把汗，擔心一些說法依據不足被人詬病。會議一結束，我就悄悄問他有把握否，他抓住我的手腕一笑：“我知道，但是必須得這么說。”

這個推介會被我寫進了《不亦快樂乎》。這篇小說寫的是廊橋，不是土樓，其實沒有根本區別，都是一種載體。小說中的兩個主要人物都是想干事的基層官員，我相對熟悉，也比較關注，覺得他們值得表現。我還試圖表現兩人間的區別，包括他們的行事方式，以及決定其行為的認知。我覺得探討其異同是有意義的，或許是因為多年前參加過的那次推介會。感謝《中篇小說選刊》選載，讓我的這些感受能供讀者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