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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歷史主題向來為俄羅斯作家所青睞，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書寫普通人的歷史記憶、描繪大歷史中小人物的命運，一度成為俄羅斯文學的潮流。在經歷了2017年至2019年的沉寂之后，俄羅斯作家在歷史主題創作方面重新爆發出強大活力，不僅推出了一批令人矚目的作品，還嘗試運用各種寫作手法，將歷史書寫移植到當代題材中來，而這一點構成了年度文學的重要特征。在作家們筆下，歷史潛藏在不同事物所構成的隱喻之中、不同人物所擁有的記憶載體之中、遙不可及的現實與夢想之中、有所需求時產生的聯想之中，歷史相關內容在作品中未必醒目，作用卻舉足輕重。

關鍵詞 俄羅斯年度文學研究 歷史書寫 現實主題 當代題材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俄羅斯文壇似乎比往年沉寂了許多，各類文學相關活動被取消或改為線上活動，圖書銷售量比往年明顯下降。不過，與這些外在現象形成反差的是，作家們的創作熱情并沒有隨疫情的不斷加劇而有所減弱。大多數作家、評論家據此認為，疫情對本年度俄羅斯文學進程影響有限，評論家布列伊寧格爾甚至樂觀地指出，2020年的文學態勢總體良好，“精彩的長篇小說層出不窮，我同時發現了兩部甚至三部‘年度佳作’”。而《獨立報》書評周刊在年底發布年度文學總結時，更是以“疫情在形式上‘封鎖’了文學生活，卻在精神上解放了作家”作為文章的副標題。在2020年這個特殊的年份，俄羅斯文學仍然呈現出令人欣慰的發展趨向，在這方面，歷史書寫功不可沒。毫不夸張地說，2020年度俄羅斯文學的優秀作品彌漫著歷史的氣息。

新世紀以來，俄羅斯作家們對歷史題材青眼有加，推出了一系列佳作。以近年來獲得文學大獎的作品為例，普里列平的《修道院》（2014年大書獎）、雅辛娜的《祖列伊哈睜開眼》（2015年大書獎、亞斯納亞·波良納獎）、尤澤福維奇（Леонид Юзефович）的《冬天的路》（2016年大書獎、民族暢銷書獎）、阿列什科夫斯基的《城堡》（2016年，俄語布克獎），都是長篇歷史小說佳作。2017年到2019年，作家們似乎進入了“休養生息”階段，較少有這一題材的優秀作品問世。2020年度，多部引人注目的新作終于出現在書店貨架上，其中有沃多拉茲金（Евгений Водолазкин）的《島的辯白》（Оправдание Острова），這部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小說杜撰了一個叫做“島”的國家的歷史，隱喻俄羅斯從中世紀至今曲折的發展歷程；尤澤福維奇的長篇小說《親希臘派》（Филэллин），以歷史和現實、真實與虛構相結合的方式，講述了19世紀希臘獨立戰爭中包括俄羅斯人在內的“親希臘派”的故事；楚普里寧（Сергей Чупринин）的非虛構作品《解凍 事件1953年3月—1968年8月》（Оттепель События Март 1953—Август 1968），是一部關于蘇聯歷史上“解凍時期”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的編年史；基比洛夫（Тимур Кибиров）的長篇小說《將軍和他的家庭》（Генерал и его семья），講述了蘇聯末期一個地方顯貴家庭的故事，涉及代際沖突、移民問題、使命探索等主題……這些作品書寫國家、民族的歷史或大歷史中小人物的命運，其所覆蓋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廣，敘事手法上也不落俗套，賦予作品獨特的魅力。

也有評論認為，2020年度的歷史題材作品盡管不乏佳作，但總體上鮮少推陳創新之處，令讀者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審美疲勞。盡管如此，歷史書寫仍然為作家們所鐘愛，還出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當今俄羅斯最具影響力的三大文學獎項——大書獎、民族暢銷書獎與亞斯納亞·波良納獎，在2020年不約而同地頒給了融合有歷史記憶的當代題材小說，而另一部未受獎項垂青但廣受好評的小說，同樣呈現出相似特點。此外，即便以書寫歷史見長的非虛構文學，其2020年度的代表作品在內容和體裁上也有所變化，令人耳目一新。我們將在下文中以這里提到的五部年度重要作品為例，探討歷史書寫在2020年度俄羅斯文學中的不同表達方式。

一

#被隱匿的歷史#

葉利扎羅夫（Михаил Елизаров）的《土地》（Земля）無疑是年度最受矚目的作品。它不僅為作家贏得了民族暢銷書獎，還入圍大書獎短名單，獲獎呼聲甚至遠超后來奪得這一獎項的《牛頓圖紙》（Четеж Ньютона）。大書獎公布后，文壇多位人士為葉利扎羅夫鳴不平，批評家米里欽（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льчин）甚至稱這是“對俄羅斯文學所犯下的罪行”。

《土地》講述的是一座外省小城殯葬行業野蠻殘酷的競爭，以及一對兄弟充滿戲劇性的矛盾沖突。作品名“土地”，特指用來埋葬死者的墓地。在這片特殊的土地上，主人公克羅特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禮。故事發生在21世紀初，退役工兵克羅特接受同父異母哥哥的邀請，加入哥哥經營的墓碑加工作坊，成為小城殯葬行業的一員。這個行業魚龍混雜，競爭異常激烈，人們為了搶奪利潤豐厚的訂單和好的墓地明爭暗斗，克羅特身不由己，深陷其中……

作家運用現實主義夾雜自然主義的手法，描繪了一個黑暗、荒唐、令人窒息的現實世界。在寫實的同時借助細節制造神秘氛圍，是葉利扎羅夫一慣采用的手法。在這部作品中，作家主要通過一系列暗喻來達到這一效果。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一個最明顯的暗喻。主人公姓克羅特舍夫，克羅特是他的綽號。“克羅特”在俄語中即鼴鼠，一種擅長打洞、晝伏夜行、視力極差的小動物。成年后的克羅特具備鼴鼠的所有上述特點。不言而喻，無論“克羅特舍夫”還是“克羅特”，都是對主人公無法擺脫黑暗現實和殯葬業這一“地下工作”之命運的強烈暗示；克羅特的童年經歷也同樣是指向這一深刻寓意的伏筆：孩提時期，克羅特和小朋友玩葬禮游戲，他扮演的恰好是掘墓人，其未來命運也仿佛潛藏在童年的游戲中。

如果說上述兩個暗喻輕易便能被識破，那么反復出現在小說中的那塊神秘的手表及作者對故事發生地的命名方式，則是作家不肯親自破解的兩個重要謎題。人物的小歷史和時代的大歷史就隱藏在這兩個謎題當中。手表是克羅特年少時從父親那里獲得的禮物，父親要求他精心呵護，定期校準，不得停擺。后來他得知，哥哥也有一塊同樣的手表。圍繞這塊表發生了諸多事情，但兄弟倆始終不明白父親贈予他們手表的真正用意。事實上，這塊表是父親在兒子出生之際初次校準的，這就意味著，表上的時間與克羅特自出生所度過的時間完全同步，表見證著他的成長經歷甚至全部人生軌跡，或者說他存在于人世間的整段歷史。個人的生命經由這塊表，匯入到歷史時間之滔滔不絕的洪流當中。而小說中最深藏不露同時也最為重要的暗喻，是作家虛構的扎戈爾斯克市，這是一座日漸沒落、毫無希望的小城。我們考察蘇聯歷史會發現，“扎戈爾斯克”這個地名確實存在過，是莫斯科近郊謝爾吉耶夫鎮在蘇聯時期的曾用名，自1991年起就不再使用。找出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這種聯系后，我們便不難理解，作家之所以借用這個舊日的地名來命名故事發生地，意在提醒讀者：盡管書中給出的時間背景是21世紀初，但它真正講述的乃是更早之前的真實的過去、一段需要認真對待的歷史。關于這一點，作家或許會在即將著手寫作的《土地》續作中做出明確闡釋。葉利扎羅夫在21世紀初即已蜚聲俄羅斯文壇，2007年獲得俄語布克獎后沉寂十余年。《土地》是他重返文壇后推出的首部力作。

二

#尋找失卻的歷史#

歷史作為人類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被記錄，或被遺忘。在與記憶作斗爭的過程中，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邊緣人往往處于劣勢，既被歷史無情地拋棄，同時也無力抓住曾經擁有的美好記憶。奇若夫（Евгений Чижов）在其新作《湊集天堂的人》（Собиратель рая）中所描寫的，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

奇若夫并不是一位高產作家。從1997年進入文壇至今，他總共只推出了四部長篇小說，不過每一部都頗受關注和好評。《湊集天堂的人》除折桂亞斯納亞·波良納獎外，還獲得了大書獎第四名。故事發生在21世紀初，主人公基利爾和他的追隨者是莫斯科各個舊貨市場的常客，這是一群與時代格格不入、沉迷于記憶而無法自拔的人。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度過了青春年華，美好的過去不復存在，需要面對的是失落與迷惘，而未來則像迷霧一樣無法看透。基利爾原本與患阿爾茨海默癥的母親生活在一起，母親失憶后走失，基利爾開啟了尋母之旅……

《湊集天堂的人》是一部緬懷過去、追念歷史的記憶之書，往日時光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載體中。基利爾善于發現和鑒賞蘇聯時期的文物，但他鐘情的并非罕見的古董，而是過去生活中尋常的老物件。在他看來，早已被時代淘汰的舊物，正是往昔歲月遺留的深刻印記，收集這些物品，能夠幫助他和他的追隨者們重現記憶中那個昔日“天堂”的景況。對于基利爾本人來說，他從前生活的點點滴滴只保留在其母親的記憶中。他曾經厭煩和希望擺脫母親，直到母親下落不明，他才恍然大悟——母親走失的同時，也帶走了他的過往，他成了一個沒有過去的可悲之人。于是，收集舊物于他便具有了更加確切的意義：將曾經屬于別人的時光據為己有，并以此掩飾自己當下的“一無所有”。

母親同樣是被剝奪私人歷史的受害者。自從她患上阿爾茨海默癥，疾病就日益兇狠地蠶食著她的記憶。時間、空間、重要經歷、甚至親生兒子，漸漸從她的頭腦中被抹去。當記憶的藏品只剩下父母和幼時住過的街巷，她便離開家去尋找這殘存的往昔……基利爾和母親以迥異的方式挽留屬于自己的時光，而與他們殊途同歸的還有基利爾的一位追隨者——一個綽號叫“鉛筆”的人，不過他所收集的是無形的“舊物”，即舊貨市場上衰老攤販們的回憶，以及他們千奇百怪的思想和大相徑庭的命運。他記錄下他們的回憶，夢想將這些回憶寫成一本書……

最終，基利爾、母親和“鉛筆”的努力都失敗了，這些被時代拋棄的邊緣人終究沒能抓住曾經屬于他們自己的、遠去的時光。奇若夫對主人公充滿同情，也為文學界對這部作品的認可感到欣慰，他說：“我筆下的人物是一些毫無希望的最底層人士，我總是寫這樣的人，寫他們是不會獲得進一步正式認可、繼而被體面社會接納和贏得各種獎項的。我無限感激亞斯納亞·波良納獎，對于我來說，這個獎，這個獎的評獎集體，維護了文學的非市場化的品質。”

三

#探索人類歷史的隱秘#

與《土地》和《湊集天堂的人》不同，伊利切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личевский）的《牛頓圖紙》所涉及的歷史，并非特定的歷史階段，而是幽微無解的人類歷史之謎。

在2020年的諸多文學作品中，《牛頓圖紙》顯得有些另類，不少評論家和讀者認為這是一部“非常奇怪的小說”。在這部作品中，伊利切夫斯基延續其一貫風格，沒有給出一條完整和連貫的情節線索。為此，讀者曾開玩笑地向作家索要情節，伊利切夫斯基回答：“好吧，伙計們，你們將得到一茶匙情節。”在《牛頓圖紙》中，這“一茶匙情節”，就是主人公在內華達沙漠、帕米爾高原和耶路撒冷的三段旅程。

伊利切夫斯基出生于阿塞拜疆，畢業于莫斯科大學理論物理專業，曾長期在以色列和美國從事科學研究，現居以色列。他曾表示自己是一位旅行家，也的確將自己的部分親身經歷賦予了小說主人公，從而使這部作品具有了自我虛構和“旅行小說”的部分特點。主人公康斯坦丁就是一位研究暗物質的物理學家。小說一開始就描寫他為了尋找岳母而乘車穿越內華達沙漠；之后，他來到了地處中亞的帕米爾山區進行科學考察，那里有一處被廢棄的蘇聯時期的物理實驗室，他的任務是收集遺留的研究資料；結束工作返回莫斯科不久，他再次踏上前往耶路撒冷的旅途，去尋找失蹤的父親——一位心懷理想主義的游吟詩人、熟知圣城歷史的考古專家……

作家很少描述主人公所到之處的旖旎風光和名勝古跡。相對于主人公的空間之旅，他的心靈之旅，或者說精神之旅，才是小說聚焦的重點。康斯坦丁深受父親的影響，對于歷史、詩歌、建筑藝術等人文領域有著強烈的興趣，內華達沙漠的古老的神靈和鬼魂、帕米爾山區里來自“天外”的危險生物及相關傳言、耶路撒冷的種種考古發現都能引起他的思索和關注。

圣城耶路撒冷是這部小說無形的主人公。在這里，康斯坦丁將其對人文領域的興趣與作為物理學家的科學素養相結合，深入到破解宇宙之謎的構想中。他尋訪父親踏足過的土地，調查父親以往從事業余考古研究和搜集相關資料時到過的處所。父親曾希望復原由牛頓繪制圖紙的所羅門圣殿的結構，漸漸地，康斯坦丁也被這個念頭所占據，全身心地投入對這幅玄奧圖紙的研究中，探求科學認知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聯……關于“牛頓圖紙”所蘊含的深意，伊利切夫斯基做出了如此詮釋：“牛頓直到生命的盡頭，都在對耶路撒冷圣殿進行精確計算。因為他相信，這座神廟的構造中隱藏著宇宙的秘密……”在小說中，耶路撒冷、所羅門圣殿、牛頓及其圖紙，都是人類歷史的標志物和化身，同時也是主人公用以開啟宇宙神秘之門的一把鑰匙。然而人類的久遠歷史，就像主人公所研究的暗物質一樣，永遠深不可測。

在小說中，作家除了將主人公對科學和宗教的思考嵌入到散碎的情節中，還大量運用了抒情插筆以豐富作品的內涵，這些插筆涉及暗物質、藝術、文化、工程學、光學、氣象學、宇宙、時空觀等等。另外，小說中還隱藏有不少暗喻和典故，需具備豐富的歷史、考古及宗教知識才能真正讀懂。因此，對讀者知識儲備的要求也構成了閱讀這部“怪異”作品的難點。

四

#借歷史之名書寫現實#

上述三部作品都是真正意義上的當代題材小說，相比之下，斯捷普諾娃（Марина Степнова）的《花園》（Сад）則別具一格，可以說是一部“偽裝成19世紀文學”的、頗具迷惑性的作品。借用來的歷史在書中被作家當作了展演當代故事的舞臺。

小說以俄羅斯文學的經典模式開頭：富有的鮑利亞津斯基公爵夫婦從彼得堡來到外省的一個偏僻處所度夏，他們買下了風景如畫的莊園，盡情享受著大自然帶來的歡愉。接著，作家筆鋒一轉：已經44歲的公爵夫人意外懷孕，這令夫婦倆感到羞恥、驚慌，因為在當時的俄國，中年貴族懷孕產子是不符合上流社會道德準則的丑事。沮喪和恐懼之余，公爵夫婦只得決定逗留此地等待孩子降生。在已經俄羅斯化的日耳曼裔醫生梅伊澤里的幫助下，公爵夫人生下了圖霞小姐。這個發生在久遠年代的故事，其情節卻格外貼近我們當下的生活：圖霞出生后，公爵夫人對她無限嬌寵溺愛，而公爵父親卻幾乎從未參與孩子的整個成長過程。梅伊澤里醫生接受公爵夫人的委托監護圖霞成長，他違背等級制度和教養原則，遵循當今普遍認可的育兒原則，給予孩子絕對的愛、充分的理解和足夠的自由。在他看來，唯其如此，孩子才能快活成長并激發出全部才華。逐漸長大的圖霞在這種理念的培養下，成為這個貴族之家的噩夢。單親家庭、家長的溺愛、可疑的育兒理念、毫無節制的自由……當代家庭生活中常見的種種問題，在這部作品中俯拾皆是。

《花園》以19世紀中葉為背景，表現的卻是21世紀的主題。斯捷普諾娃直言，《花園》“是一部用當代語言探討當代問題的當代長篇小說，只不過它被置于19世紀的框架內”。之所以設置這樣的故事背景，不僅因為作家認為兩個時代有諸多相似性，還在于她對19世紀下半期農奴制改革后的俄國貴族有著濃厚的興趣，她渴望在小說中“展示他們的日常生活、對世界的認知，以及各階層——不僅僅是貴族——的榮譽和尊嚴”。小說中多位主人公同等重要，分不出主次。此外，公爵家的花園也是貫穿整部小說的“主人公”之一，這里的植物經歷了繁花似錦、開枝散葉直至被砍伐殆盡的命運，而花園也因此由花團錦簇的園地變為草木零落的養馬場。花園的狀況伴隨著人物故事的推進而變化，客觀上構成了小說一條隱在的情節線索。

在小說題材的界定方面，作家本人并不附和評論界的看法，把《花園》歸入歷史小說、教育小說或女性小說的范疇，她認為這只是一部探討育兒的作品，其讀者受眾定位是年輕父母。關于寫作的初衷，作家坦率地說：“我有一個年幼的女兒，現在最令我焦慮的就是大家常說的親子教育問題，所以我想到把21世紀習以為常的狀況放到一個距今遙遠、極其殘酷的模式當中去。”斯捷普諾娃曾憑借長篇小說《拉撒路的女人們》多次入圍大書獎、俄語布克獎、亞斯納亞·波良納獎和民族暢銷書獎。

五

#歷史寫作與文學研究的并行#

相對于虛構作品，非虛構創作中的歷史因素更加充沛飽滿。巴爾斯科娃（Полина Барскова）的新作《中性堿液：圍困詩人的文本與命運》（Седьмая щелочь.Тексты и судьбы блокадных поэтов，以下簡稱《中性堿液》）是2020年度非虛構文學的最大亮點。這部作品深入到觸及民族傷痛的沉重歷史事件當中探尋真相，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巴爾斯科娃常年居于美國，是一位研究俄羅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學，尤其是列寧格勒大圍困文學的學者。近十余年間，她就相關問題發表了諸多作品，包括論文、詩歌、隨筆。此外她還編撰了大圍困詩選。2014年她的首部短篇小說集《鮮活的畫卷》問世，書中展現了列寧格勒知識分子在大圍困期間經受的磨難和不屈的意志。《中性堿液》是作家以非虛構方式對《鮮活的畫卷》的續寫，其焦點是大圍困期間八位詩人的命運與創作。作家不僅描述了詩人們在身陷圍城的極端困境中以詩歌創作作為精神支柱艱難求生的歷程，更重要的是，作者還對他們的詩歌文本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考察詩人們當時以何種表現形式和語言詞匯來描述、記錄發生在周圍的人間慘劇。作家將文學研究與歷史寫作有機地結合，正是基于這一點，作家、批評家涅克拉索娃（Евгения Некрасова）高度評價《中性堿液》，稱其“更是一部富有藝術性的小說”，甚至“是一種全新的文學”。

巴爾斯科娃在作品中將八位詩人分為兩個陣營：一方是三位著名的“官方詩人”，他們發表在官方媒體上的作品具有“宣傳”功能，其宗旨是協助國家、軍隊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另一方則是五位默默無聞的“非官方詩人”，他們的詩歌未經官方審查，直至后蘇聯時期才得見天日并引起轟動，他們的創作更偏重于揭示被戰爭摧毀的城市中的混亂無序和被圍困者日益惡化的慘況。兩類詩人與兩種文本的交織與并存，成為大圍困詩歌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性堿液》散發著濃厚的學術氣息，因而有評論家稱其為“一種詩學研究，大圍困文獻研究”。

作品名“中性堿液”出自第二陣營中女詩人克朗季耶夫斯卡婭的一首詩《這一年如同中性堿液，洗禮了我們》，蘊含著滌蕩人的靈魂、幫助人們克服恐懼、關愛生命的寓意。對于作者來說，寫作這部作品的目的不再只是“說出真相”，也并非是對“新的”文體進行研究，而是要讓后世之人透過細節、近距離地感受戰爭與時代的悲劇。歷史并非過眼煙云，巴爾斯科娃從中發掘出了文學研究和人文關懷的雙重意義。

這里我們順便提及另一部以歷史作為主線的長篇紀實小說——維澤利（Михаил Визель）的新作《普希金波爾金諾隔離：1830年自我隔離紀事》（Пушкин. Болдино. Карантин:Хроника самоизоляции 1830 года）。這是2020年度最受推崇的疫情主題作品，盡管其所涉及的是俄國19世紀的一場瘟疫。當時霍亂疫情爆發，普希金被迫滯留其家族莊園所在的波爾金諾村，在那里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寶貴的一段時光。不過當時他并不清楚，這將是他的愛情生活與文學創作的巔峰時刻。他只是渴望盡快擺脫疫情所制造的“樊籠”……維澤利借助于普希金在幽居中寫給愛人、親朋的信件，復盤了大詩人在“波爾金諾之秋”的真實境況。他將普希金這段盡人皆知的特殊經歷當作一則寓言，向置身于當下疫情中惶惑不安的世人發出啟示和警醒。

2020年度俄羅斯文學最顯著的特征，在于其豐富多樣的歷史書寫。歷史相關內容不僅作為基本要素存在于相關題材的作品中，還以各種獨特的方式與現實相結合，共同參與到當代題材的構建中來。歷史與現實相融合的當代題材作品在2020年得到文學評論家的廣泛認可，據此，我們或許可以認為，這一現象為當下文學的發展樹立起了一座新的風向標。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年第4期，“年度文學研究”專欄，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