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兒子上小學，特別迷戀馬小跳、墨多多之流。這些“小人兒”動輒撐出一個長長的系列，他就一部追著一部買，有的還翻來覆去地看，津津有味、樂在其中。說實話，這些暢銷書除了故事有趣，善于迎合兒童心理，其思想內容實在單薄貧乏，文字更是平淡無奇。作為消遣讀物翻一翻當然無害，可是倘若作為文學作品，其審美品質實在值得質疑。于是，我給他推薦了一些我認為值得精讀的兒童文學，譬如《安徒生童話》《小王子》《青鳥》《新月集》《夏洛的網》《草房子》《尋找魚王》等等。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只認真讀了兩遍《夏洛的網》——我翻譯的那個版本，他成心要為我的譯文挑刺（很開心地找出了一個校對錯誤）；至于其他書，他要么草草翻過，要么讀不下去——用他的話說就是，“太深了”“不好看”。

當然，兒子的感受與他的年齡有關，他還不太能理解比較深奧的文學作品。但是，他的選擇還是引發了我思考一個問題：到底什么才是好的兒童文學？

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得回答什么是“兒童文學”。所謂兒童文學，它的閱讀對象主要是兒童，作家創作的作品須符合兒童的閱讀心理和審美趣味，這是與成人文學的根本差異。但是，“符合”是否就意味著一定要去“迎合”呢？這涉及到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理解“兒童本位”。周作人在《兒童的書》中說過：“兒童的文學只是兒童本位的，此外更沒有什么標準。”兒童本位觀念，強調了兒童作為生命存在具有獨立性。從事兒童文學創作，這當然是應該遵循的基本倫理。但是，當我們強調成人要理解和尊重兒童時，并不意味著完全去迎合兒童的消極需求，因為兒童畢竟是“未完成的”，需要教育、引導、提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兒童文學有責任幫助兒童建構正確價值觀，幫助兒童提升審美品味，只有如此，才能使兒童逐步實現作為生命存在的“獨立性”。

盡管是給兒童閱讀的文學，但就本質而言，兒童文學還是“文學”。它不是新聞報道，不是知識讀本，不是勵志故事，而是一種特殊的詩性文本。回顧我們熟悉的兒童文學經典，它們也許不是最好看的作品，但一定是最耐看的作品；它們也許不是某個時代最受兒童歡迎的作品，但一定是傳播既廣且遠的作品。它們往往既與那個時代脈息相通，又能超越那個時代的具體生活情境；它們往往源自現實生活，又總是洋溢著理想主義氣質；它們往往會塑造出鮮明可愛的形象，這個形象可能叛逆、頑皮、淘氣，但一定是追求真善美的；它們的敘事可能淺顯易懂，但是一定包蘊著深刻的思想內涵，而且不會放棄對有意味的形式和對詩性文字的追求……

回答什么是“好的兒童文學”，其實并不困難。很多看似玄奧的難題，一旦回到常識，往往迎刃而解。可是，“常識”最容易被人們忽略。當兒童文學越來越市場化和產業化時，許多文學常識就被作家們有意無意地遺忘了，所以才會導致非文學的“兒童文學”泛濫。

在市場化的洶涌浪潮中，舒輝波沒有隨波逐流。他不僅尊重“常識”，而且一直堅守著“常識”。正如評論家葉立文在一次研討會上所言，舒輝波的兒童文學是一種“出圈”的寫作。他是出了“流行”的圈，回到了“常識”的圈。在“常識”的圈內，他還有自己的創新，這就更不容易了。

《逐光的孩子》就是一個成功“出圈”、多有新意的文本。本專輯的四位作者從不同角度切入這部作品，充分揭示了它的“文學性”。胡德才認為，《逐光的孩子》成功塑造了個性鮮明的山村兒童形象，彰顯了理想主義精神，通篇洋溢著濃郁的詩意，“直面現實、真誠書寫，嚴峻但不悲觀，溫馨而又感傷，苦難中升騰起希望之光”。陳瀾則指出這部小說延續著舒輝波寫作中“愛與療治”的主題，她從師生雙向情感療治、文學對于人生的療治、作品本身對讀者的療治三個層面展開細致分析，進而敏銳指出，舒輝波筆下的兒童比成人擁有更高的心理站位，“折射出了一種根植于現實語境的現代兒童觀”。殷璐對少年覃廷雍的形象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其“敲鐘人”的身份設定和夢想成真的結局具有象征性，不僅渲染了充滿溫情的愛的氛圍，而且增加了敘事中的諧趣，最終都指向了作品整體的美感與詩意。周聰認為這部小說涉及新時代山村師生形象塑造、鄉村自然景觀的呈現、支教教師的身份認同、城鄉經驗的碰撞沖突、鄉村教育困境等諸多命題，還認為文中大量存在的“副文本”敞開了一個多元的、詩意的文本空間。

就在組織這期評論小輯之前，我特意把《逐光的孩子》放在兒子的書桌上，囑他抽空讀一讀。一天早餐時，他突然對我說：你推薦的那本書，挺好看的。然后，他一二三四五談了閱讀心得。雖然他說得不是那么專業精深，但是很多感受和我們相去不遠——看來，一部好的兒童文學，在審美之眼審視下并沒有什么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