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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作家阿耐的小說《大江東去》（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成為第一部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的網絡小說。2019年，《大江東去》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成為新中國“文學描摹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小說以改革開放20年為時間線索，以主人公宋運輝為軸心，通過姻親關系、鄰里關系織就一張輻射廣闊的社會關系網，在對宋運輝、雷東寶、楊巡、梁思申人生際遇進行書寫的基礎上，透視國營經濟、農村集體經濟、私營經濟以及外商投資經濟等的發展變遷，大筆描繪中國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程。小說采用了編年式的結構，每一章節都用年份命名，四位主人公在發展經濟道路上各自的悲歡離合全被容納其中。

隨著時代和文學自身的發展，“改革小說”和“反思小說”漸漸歸于沉寂，但是有關于歷史的記憶長久地留在不少作家的經驗之中，也包括阿耐。阿耐曾用“不要讓我們最近的歷史成為盲點”來概括她寫作《大江東去》的初心，她有意識地讓小說承擔“文學介入社會”“文學介入人生”的文學使命，小說出版時也打出了“改革開放30年記憶之書”的口號。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四個現代化建設、國企改革、所有制改革、外資涌入、下崗工人問題、南巡講話、香港回歸、亞洲金融危機等政治經濟事件構成了情節推動的主要節點，人物的命運發展與社會公共事件緊密結合在一起，人物的性格沖動和心理動線退居二位。小說一開始，主人公宋運輝因為受制于家庭出身而不能考取高中，因此和父親發生激烈的爭吵，父親險些因此而喪命，若不是因為高考的恢復，即便內心懷揣著再多對讀書和出人頭地的渴望，宋運輝也難以走出南方那重巒疊嶂的小山村；沒有經濟所有制的改革，雷東寶也無法在小雷家確立威信，楊巡只能于蒸饅頭一途下下功夫。

社會問題的產生和解決成為推動小說前進的內在驅動力。通過重審我們觸手可及的歷史，抽絲剝繭式地處理“改革”的熱忱和“反思”的痛楚二者緊密纏繞的關系，《大江東去》成功地實現了“改革小說”與“反思小說”的一次雙重復歸。

小說中的四位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他們的困境。宋運輝初到金州總廠，就不得不直面水書記和費廠長相互傾軋的職場政治、國營企業龐大但緩慢的身軀、廠內職工錯綜復雜的裙帶關系以及普通工人朝生暮死的生活狀態。在小雷家村憑著一腔孤勇推行改革的雷東寶需要面對的卻是村民自下而上的凝視，政府部門自上而下的監管，農村集體企業改革的深水區的政策盲點，猶豫監管不力致富帶頭人竟監守自盜。作為個體戶摸爬滾打的楊巡則是在重重資源壁壘和積重難返的社會成見下艱難前行，“楊小倒爺”的身份讓他受盡白眼，于是不得不一次次選擇通過經營星級酒店、高級商場的方式來獲得自我價值的確證。即便是看似無所不能的外資代表梁思申，也難以逃脫理想主義的水土不服。

除了解決固有的沉疴，他們還要應對新產生的種種問題。在剛剛調轉船頭、蓬勃發展、充滿希望的土地上，許多事情正被突如其來的經濟利益所裹挾和扭曲，改革者們并沒有選擇與之共沉淪，而是或隱或顯地捕捉到迅速發展背后伴生的危機，迎難而上。

這些困境引發不同年齡段讀者產生同樣的共鳴，時代雖然改變，但是橫亙在青年成長道路上的核心困境仍然相似，活在當下的年輕人在社會的各個場域里仍舊或多或少拘囿在上述困境里。這時《大江東去》似乎變成了一本生活職場啟示錄，四位主人公在自我修煉中逐漸成長為改革英雄，教導重拾銳意進取的精神。

作者自陳她的寫作始終帶著理想主義的色彩，四位主人公確乎用理想燭照著他們的改革實踐。于宋運輝，他堅守著知識分子的獨立意志，面對同輩人虞山卿的經濟引誘，始終把守著內心的底線，用近乎嚴苛的高道德標準約束著自己，他兢兢業業地工作，展現出了一代國企領導人的使命與擔當。楊巡身上則是充斥著“個體戶”能吃苦、能拼搏、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他總是在恰當的時機抓住一切機會壯大自己的力量，即便摔了跟頭，也能擦去臉上的血與汗，重新向前。

在理想主義似乎漸趨褪色的年代，改革者們敢為天下先的魄力和膽識為當代讀者的心中注入一股暖流。與此同時，也為青年讀者提供了進入生命既新且舊的方式，那就是用理想觀照現實，理解現實，重構現實，用生命蓬勃的激情沖刷生長道路上可能遇到的礁石，在時代澎湃激流的指引下逐浪前行。

《大江東去》并不僅僅止步于用想象彌合現實的錯位，用大而無當的口號掩蓋發展歷程中的矛盾，那些理想旁落、舊的價值體系愈發混亂的瞬間都被小說囊括其中。作者埋下的是“反思”的種子，她筆鋒犀利，通過人物命運的浮沉傳達了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反思。

小說中雷東寶的結局最意味深長。雷東寶似乎帶有充滿原始激情的理想主義，他敢想敢干，豪氣沖天，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接下老村長的任命，在創業初期公而忘私地帶領小雷家村發家致富，一心撲在事業上，小雷家也成為當地的致富典型。在其他經濟體尚在改革的邊緣試探之時，農村經濟自發的改革已經一馬當先，雷東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小雷家發展的過程中，雷東寶的性格也不斷異化，他的身邊缺乏像梁思申、任遐邇式的制約人物，在正明、紅偉等人對其神化和吹捧之下，雷東寶漸漸忘乎所以，他希望自己是小雷家唯一的英雄，“他就是小雷家，小雷家就是他”。越來越膨脹的個人私欲壓倒了雷東寶心中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在他出獄以后，他迫不及待地在小雷家重振威風，用越來越高級的名車和個人用品粉飾越來越虛弱的自我，最終走向他最初出發點的反面，成為強弩之末，在他服務了半生的群眾面前轟然倒塌。

小說最后希望完成的，實際上是反過來用駁雜的現實景觀完成對最初理想的拷問。正如阿耐在書中寫道：“我有幸生活、成長在這個中國大變革大發展的年代。我和我的同齡人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也被心中對美好生活的欲望驅使著，全身心地投入大家小家的建設，我們取得驕人成績。但是駐足回望，卻是看到很多盲目，很多不足，很多遺憾。我們該如何走出下一步？我經歷過，我正思考。我需要寫出來，先給自己一個回答。”

《大江東去》從解決時代問題入手，落墨于挖掘出被表面社會問題遮蔽的歷史的永恒。浪淘式的文學史觀恰是小說重建個人與歷史有效關聯的橋梁，在泥沙俱下的現實中，既要心懷崇高，也不避諱低劣。當代中國的社會改革恰如聲勢浩大、迅猛奔騰的洪流，其中有人“不盡狂瀾走滄海，一拳天與壓潮頭”，也有人在勇立潮頭之后，被大浪所淘洗成為沉渣，人們不能只看到大江大河，而忽略大江大河之下那些不為人知的水滴石穿。這大概就是作者最希望說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