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能說清解體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曾經有一束線圈將美國人安全地綁在一起，有時甚至緊得令人窒息，可不知從何時開始松開了。就像任何重大變化一樣，解體在無數時刻、以無數方式開始……”這是紀實作品《下沉年代》的開篇。

《下沉年代》是美國記者、作家喬治·帕克的代表作，不同于一般的紀實文學常會采取的審慎態度，作者在開篇即以這樣一種飽含情緒的、又言之鑿鑿的定論來形容近三十年的美國。在作者喬治·帕克看來，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總統的1933年開始，美國在20世紀由民主黨長期主導政局，其間迎來戰后經濟飛速增長的黃金時期，直至1970年代開始減緩乃至停滯。在《下沉年代》的開篇，作者即將美國從1970年代至今的發展總結為一場漫長的“解體”（Unwinding），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劉擎就指出《下沉年代》“是一個時代蒼涼的側影：受挫的努力，被辜負的信任，凋零的生機，以及日漸黯淡的希望。呈現了美國三十多年的滄桑巨變，也為當下社會撕裂的悲劇寫下了發人深省的前傳。” 

《下沉年代》書影

中文版本厚達500多頁的《下沉年代》并不是很輕便易讀的作品，但卻在全球取得現象級的成功，登上亞馬遜及《紐約時報》暢銷榜，入選Slate“過去25年最佳50本非虛構”。在簡體版推出后不久，《下沉年代》迅速成為豆瓣最受關注非虛構圖書榜第一名，連續上榜三個月，并在當當社科類暢銷榜排名第一，持續至今。

為何一本聚焦美國的書會在國內引起如何巨大的反響？最近，萬圣書園創始人劉蘇里、作家梁文道及社會學學者嚴飛就《下沉年代》進行了分享。 

《下沉年代》以時代為線索跟蹤了幾個主要人物：來自美國南方破落煙草種植家族的創業者迪恩·普萊斯；在銹帶長大的黑人癮君子之女塔米·托馬斯；心懷理想主義、秉持著自由意志的硅谷奮斗典型PayPal創始人彼得·蒂爾；在華盛頓充當說客參與政治活動的那一類中產階級人的縮影杰夫·康諾頓。由這幾個人的經歷輻射至對整個美國的社會生態的觀察，也寫及過去三十年深刻地影響美國社會或風潮的人，如山姆·沃爾頓，紐特·金里奇，科林·鮑威爾，羅伯特·魯賓；JAY-Z，伊麗莎白·沃倫……

人物之間的命運形成巧妙的交錯，比如最先出場的創業者迪恩·普萊斯經營的便利店面臨的最大危機來自于其所在的羅金厄姆縣開設了三家沃爾瑪“一個只有九萬人的貧窮農業縣里開了三家沃爾瑪：這將消滅該地區幾乎所有尚存的雜貨店、服裝店和藥店；因為沃爾瑪還出售打折汽油，最終它也會消滅卡車休息站的老板。兩千五百人申請了梅奧丹沃爾瑪的三百零七個’助理合伙人’職位，平均時薪九點八五美元，也就是每年一萬六千一百零八美元。”

作者以生動的譬喻將山姆·沃爾頓比作一只總是想贏的猛禽，“山姆在他那架小型兩座飛機上尋找開店地點，他在城鎮上空低空飛行，偵查道路和建筑模式，尋找合適的空地”。山姆利用他從經商以來一直反復使用的“低價買入、低價賣出、高交易量、快速回籠資金”的哲學，為消費者們提供低價商品。

“只有在被當作民間個人崇拜的對象的山姆去世之后，在這位沃爾瑪的鄉下創始人不再作為它的公眾面孔出現之后，這個國家才開始明白過來，他的公司都做了什么。多年以來，美國變得越來越像沃爾瑪。它變得廉價了。價格更便宜工資也更低。工廠中的工會工作崗位減少，作為商店售貨員的兼職工作增加。曾讓山姆先生看到機會的小城鎮變得越來越貧窮，這意味著那里的消費者越來越依賴于日常低價，因此他們所有東西都在沃爾瑪購買，可能也不得不在那里工作。掏空心臟地帶對公司的賬本有利。……像梅西百貨這樣的前中產階級經濟堡壘逐漸消失，美國開始再一次變得像山姆先生長大的鄉下一樣。”

喬治·帕克希望以這四位不同階層的60后美國人，借此揭開四種階層背后的劇痛，寫出了一代人的憤怒與悲哀：貧富差距加劇，富者更富，而窮人更窮；美國夢價值觀的消亡和底層難以向上流動的現狀；美國的制造業衰落和工人階級的失落；兩黨分裂的政治亂象和說客產業的泛濫；美國金融的畸形發展和硅谷經濟的局限。

《下沉年代》跟隨三四個主要人物，去看他們在不同年代之間的經歷，中間穿插很多大人物進去，但給很小的篇幅。它厲害的地方在于，只用四個人物，透過他們周邊的社會環境，讓你感覺到這四個人不只是四個個體，而是美國社會的很大一部分。”

理解“Unwinding”

要理解《下沉年代》，或許首先需要理解其原書名“Unwinding”。這個詞語的本意是：有些東西被解開、散掉了，也對應書的伊始部分，關于“線圈散掉”的譬喻。

讀完整本書，可以發現Unwinding還有另外一個意思。書里幾個主要角色，他們或他們的祖輩都曾相信，生為一個美國人，他們跟這個國家好像有一份不言自明的、從未行諸于文字的隱形契約：如果我好好工作，當一個善良而正直的美國公民，我將有機會找到體面的安身之所和生存之道，這就是美國夢的一個版本。但這份隱形契約在《下沉年代》中被解開或松掉，有的人飛黃騰達，有的人不斷下墜。 

學者嚴飛指出，當社會契約解綁后，階層之間的差距也進一步拉大，1%的人將占有99%的社會資源，這在教育等領域體現得尤其明顯。他列舉數據稱，在美國，精英學校有14.5%學生來自于全美1%的階層。通過童書《乘風破浪》和紀錄片《22路公車旅館》的對比，嚴飛還指出美國夢的脫節狀態：童書上寫了外來移民飄洋過海來到美國追夢，紀錄片則展示了金融危機下失業者的生存狀態——只有搭上行駛緩慢的夜班公交，無家可歸的失業者才能花很少錢睡一個好覺。

劉蘇里認為，美國人一直有一個傳統，不論是作家還是研究者，會不斷檢討社會出了什么問題，有一種“唱衰美國”的意味。《下沉年代》中，作者的悲觀立場滲透在寫作的方方面面 ，如他筆下的沃爾瑪逐漸掏空了美國的工業基礎，讓美國無數的工廠破產，很多人因此失業，市鎮的小生意都活不下去。包括他諷刺奧普拉很雞湯，每天都充滿眼淚和感動，她會代言很多廣告，但她自己不用這些代言產品。

對于“解體”這個現象，劉蘇里推薦《故土的陌生人》和《新階級社會：美國夢破碎了嗎》作為對《下沉年代》這本書的佐證。劉蘇里認為：“從時間上，《下沉年代》是接著《光榮與夢想》來寫的。《光榮與夢想》開始于1932年大蕭條時期，一直寫到1972年，而《下沉年代》從1970年代末開始寫。”

嚴飛指出應以三個維度來觀察美國“解體”后的變化：一是重疊的共識，即“一個社會可以聽見不同的聲音，有不同的秩序觀。如果一種聲音壓制另外一種聲音，一種社會秩序觀取代所有秩序觀，這樣就會發生秩序的崩塌，所以重疊的共識是非常重要的基石。大家有不同聲音沒關系，大家彼此辯論、交流，在討論基礎上變成重疊的共識”；二是心靈的慣性，我們可以從社區生活中的自組織來判斷一個地方是否還有自發的共建精神，美國社會學著作《小鎮美國》或《下沉年代》中塔米的故事，均可體現這種小鎮精神；三是公共的美德，也就是人們能彼此尊重，有道德感。如果一個社會在經歷體制崩塌的大風大浪后，仍能通過這三點來保持社會凝聚力。

對此，劉蘇里等也從美國歷史神話的角度進行延展，指出昔日的建國精神基礎已經在今日美國有所動搖，近年的右翼崛起、黨派紛爭證明了這種共識上的撕裂。

美國的問題也是全球的問題

劉蘇里認為，美國從19世紀末至今一直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典型，是人類社會走向現代的一個縮影，其問題也具有普遍性，對美國的研究可能包含著一種投射。他還認為，《下沉年代》寬泛來說應該算是紀實作品，但實際上又講了社會學家會研究的問題。

對此，嚴飛表示認同，認為書中塔米的故事正是一個典型的社會學故事，體現著美國政治的極化越來越嚴重，Unwinding的狀態也在加速前進。“書中塔米的案例非常明顯，本來連續工作幾十年，可以獲得相對穩定的收入，每小時25美元，并保證有退休金。但突然有一天，你上班被告知這家工廠要裁員一萬五千人，只留下三四百人，你要面臨一個選擇：買斷剩下所有工齡，一次性拿走14萬美金，還是原來25美金的時薪降為13美金，工作量還增加一倍。本來我對未來保持著信仰，只要勤奮工作就可以獲得尊嚴、自由和社會地位，還有工會給你的保護，突然有一天你必須做這么一個選擇，人們都崩潰了，像書里說的當時整個工廠都在哭泣，信仰就這么崩塌了。”

《下沉年代》更多的是站在美國精神的覆滅和站在更廣泛的美國中下層人群的立場去考慮，如書中最大的丑角就是華爾街，這是一群貪婪、自私的人，美國當年的金融風暴都要他們來負責，但最后他們該過的日子照過、該賺錢照賺錢，在“坦帕”一節，作者寫到炒房的“龐氏騙局”導致的普遍的輕信與普遍的恐懼……

“《下沉年代》里的很多人物，祖上也是乘風破浪來到美利堅，懷著美國夢：只要我努力學習、勤奮工作，就一定可以過上平等自由中產生活。我2008年去了加州的斯坦福，一直到2016年回到北京。加州是一個相對特殊的州，常常要自己獨立出來變成一個加州共和國，因為它的經濟發展、政治傾向、價值觀和美國其它城市不太一樣，我們可以經常吃到日本的、中國的、韓國的、泰國的不同美食，物質豐富和文化包容性使得加州更不一樣。在美國讀書期間，有一次凌晨兩三點，我在紐約碰到偷渡客，他乘風破浪來到紐約尋求自己的夢想，完全不懂英文。他相信可以通過勤奮的努力，不斷打工，匯款給家里蓋房，通過自己的夢想去幫助自己的家庭。這其實就是美國夢的真實寫照。而Unwinding這個詞，就是本來既定的美國夢狀態慢慢脫節了。”嚴飛談道。

劉蘇里認為，我們也可以借助另外兩本書來理解“美國的衰落”：“《故土的陌生人》和《新階級社會：美國夢破碎了嗎》，這兩本都是純學術書。19世紀末到現在，美國作為全世界最繁華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典型，已經有一百二三十年的歷史。美國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的案例，是人類社會走向現代的一個縮影，它出現的問題會在不同的社會中出現，可能都具有相當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