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百年中國文學緊密相連的關系，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研究的重要課題和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進入新世紀，這種關系變得愈發緊密，變得更加成熟。

黨對文學的領導的實現，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通過不同時代背景下的黨的文藝方針和政策，一是通過黨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其它領域的領導實踐而對文學創作產生綜合塑造作用。黨的領導往往不一定體現在某部具體作品的寫作細節，而是體現在文學創作的世界觀和文學整體格局及其歷史發展。進入新世紀，尤其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等重要論述，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文學總體要求，結合“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明確了新時代文學工作的“筑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文藝高峰”的定位，并就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二為”方向、“雙百”方針，以及“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華美學精神、造就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人才隊伍等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新時代意義的闡釋，保持了黨的文藝方針政策連續性，又貫徹了新時代的新精神，明確了文學的方向。同時，在黨的改革開放路線方針指引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經濟文化事業取得了歷史性進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社會物質面貌的進步帶動社會各個方面都呈現出明顯的時代變化，新世紀特別是新時代中國文學進入了一個全面繁榮發展的新階段。

這個“全面繁榮發展”是實實在在的。我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感受到的是文學的那種線性的浪潮式的前行，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以及從魔幻現實主義到新寫實，到“現實主義沖擊波”等的節節推進。進入新世紀，除了底層敘事、日常生活寫作之外，種種潮流的依傍和界限似乎都消失不見了，文學創作進入到一種無邊的寬闊的多種可能性的時代空間，各式各樣的寫作交錯迭代，傳統和現代、寫實和寫意、推理和穿越、抒情和隱喻、精英和大眾、先鋒和常態等文學因素無縫鏈接，作家們獲得了全方位自由寫作的可能性。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一種全方位的增量的文學。這不僅結束了新時期之前的那種新與舊、革命與落后、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淘汰性的減量發展模式，也改變了新時期文學以來，雖然不再是人為淘汰的否定式發展，但仍局限于簡單的線性積累增量的局面，從而盡可能地利用一切作家、媒介、文體、題材和地域的文學因素，全面開掘文學時空資源，在服務人民生活的同時，共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文學盛舉。如此，我們的文學才不至于從孤單的文學“高地”出發，而是經由偌大的文學“高原”建設，邁向民族復興的文學“高峰”。良好的文學生態也從這之中變得蓬勃生動，讓我們行穩致遠，取得文學格局的動態平衡。

作家格局，出現了六代作家共組文壇的景象。這是百年中國現當代文學難得一見的局面。包括“40后”群落的“歸來者作家”、“50后”群落的知青一代作家、“60后”作家、“70后”作家、“80后”作家、“90后”作家，他們共組文壇，又有各自的文學創作經歷和獨特經驗，各有所長，其中“60后”“70后”“80后”成為文學的中堅力量。當然，除此還應該注意到已嶄露頭角的“00后”文學新秀，還有那些已過耄耋之年但依然在不斷創作的老作家。其次，新世紀以來，描述文學創作現象，十年一代的代際概念和代際話語開始流行，甚至超過了文學思潮流派的話語。也許在寬泛的意義上，將底層敘事、日常生活敘事、純文學等文學現象，與作為代際話語的表述概念結合起來，我們才會看清楚二十年來新世紀文學的大概情形。近年來，評論界已有不少關于“60后”“70后”“80后”文學及底層文學、日常生活寫作、純文學等的專題研究論著，說明這些分類概括還是很有道理的。其三，從作家的角度，新世紀以來的文學無疑是之前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的延續，許多作家在新世紀寫出了比從前更成熟更有影響的作品。但是除了這些老作家的創作在新世紀的自身變化與升華外，當他們與新興的“80后”及網絡作家融合，共享一個文學背景時，新世紀文學的整體形象和氛圍便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作品格局，“量”的繁榮與“質”的追求構成協調格局，是突出的特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全國年出版文學新書（初版）不到2000種，到2000年增加至8000種，2005年突破1萬種，2010年后至今躍升至年2萬種以上，其中有4個年份文學新書（初版書）甚至超過3萬種。僅就長篇小說而言，2009年新出版達到3000部以上，近幾年則有時年出版超過1萬部。對于一個文學大國來說，量的規模是很重要的，大數據本身就構成意義。體積的龐大雄偉本身即構成某種崇高審美，比如說起唐代，我們總要記住《全唐詩》收入詩人詩作的數量，因為它可以向世人證明昔時的盛唐景象。對于文學來說，有時候一定的數量本身就能說明某些問題，一定的數量也保證文學作品中會脫穎而出一定數量的優質作品。當然，新世紀以來的文學在“質”的方面，也與它的“量”構成了一種相輔相成的格局，我們從它們在國際國內的文學大獎上的獲獎表現，便可證明這一點。承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先鋒敘事的某些作家，正是到了新世紀寫出了語言品質雋永的更成熟的作品，在現代漢語敘事語言上臻于更佳境界。

媒介格局，網絡文學在紙媒以外的網絡媒體上延展出新的文脈，文學的整體于是被分置于不同的媒介之中。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們曾希望地攤通俗小說重新在街頭書攤上恢復起來，重建嚴肅的純文學與通俗小說共有的文學常態，但是最終沒有在紙質媒介上實現。然而此時的漢語網絡小說卻在網絡媒體上接上了中國通俗小說的傳統。截至2020年底，中國網絡文學用戶已達4.6億，閱文平臺的網絡文學作者達800多萬。中國成功地解決了網絡文學收費閱讀的技術與機制等問題，成就了由商業化支撐的更為廣闊而專業的網絡文學。在網絡文學整體格局中，網絡小說還成為當代影視劇改編的重要來源。此外，新世紀以來，經由影視改編，新時期以來的小說《紅高粱》《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解密》等被改編為電視劇，擴大了這些文學作品的影響力。

文體格局，在新世紀逐漸形成了不同文體間的平衡。詩歌的文體優勢在于個體心靈的感應和抒情，因此詩歌越來越多地被詩人們放逐于個體之鄉。詩人積極發揮詩歌的自覺意識，讓它找到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新世紀以來文學在各文體之間取得了某種平衡默契，其中讓我們感興趣的是同為長篇敘事文體的長篇小說與報告文學之間的功能分工，在新世紀以來被精心安排，能夠較好地發揮各自的作用。長篇小說作為虛構文體，在表現歷史記憶中的“中國經驗”和現實性的“生活景象”等方面，產生了大量作品。如《赤腳醫生萬泉和》之于赤腳醫生本事，《天行者》之于民辦教師等，幾乎所有中國特有的生活樣本和本土經驗，都被小說拿來加以表現；如《繁花》之于滬上弄堂生活景象，《推拿》之于盲人推拿室的生活景象，《主角》之于傳統戲曲舞臺生活景象，都是小說記敘的對象。當然，小說并不光是“經驗”和“景象”，它還有更復雜的命運、人性、想象和悲憫，這也正是小說需要曠日持久的內省和打磨的地方。相比之下，報告文學則是非虛構紀實文體，在有針對性地扭住現實的敘事中與小說的長篇敘事區別開來。如報告文學在針對脫貧攻堅這一重大題材時能夠推出一系列作品，與小說敘事形成了互補。《鄉村國是》《金銀灘》《出泥淖記》《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金青稞》《塘約道路》等，從多側面反映了脫貧攻堅戰。習近平總書記談到文學藝術在新時代的表現對象時說：“國家蓬勃發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歡樂憂傷，構成了氣象萬千的生活景象。”這正是長篇小說和報告文學的文體互補格局所反映的整體的“氣象萬千的生活景象”。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開宗明義就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高度來切入文藝論述，把中國文藝的使命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掛在了一起。在這個意義上，新世紀以來的文學進程同樣也展開了自身的文藝復興史觀，將中國文藝的發展融進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當中，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去創造中國文藝的復興。這個復興的歷史進程從1848年鴉片戰爭時開始，到2049年前后，同樣是個兩百年的歷史格局和過程。“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新世紀以來的文學在向未來展開，終將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