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金茨堡的《奶酪與蛆蟲》，是公認的微觀史學典范之作，在它面世45年之后，中譯版本終于推出，期盼多年，翹首以待。

在該書中，金茨堡試圖重構一位16世紀弗留利磨坊主的思想和觀念。這位磨坊主名叫多梅尼科·斯坎代拉，人們習慣叫他“梅諾基奧”。梅諾基奧因為異見遭到宗教裁判所的審判，這些審判的記錄和檔案留存了下來，令金茨堡感到驚訝的是，梅諾基奧在審判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個性，他在回答法庭的問題時竟然可以長篇大論，詳細地解釋自己的宇宙觀。梅諾基奧這些似是而非的知識從何而來，這個人的故事里是否隱藏了一些更加普遍的意義呢？

在梅諾基奧看來，世界誕生于混沌，也就是說，大地、空氣、水和火，都混雜在一起，它們都是從這一片混沌之質中形成的，就像奶酪是用奶制成的，而蛆蟲在奶酪中出現，這些就相當于眾天使。在這些天使之中，亦有上帝，祂也是從這片混沌之質中同時創生出來的。

《奶酪與蛆蟲》的書名，由此而得。從這個宇宙觀出發，梅諾基奧否定了上帝創世說，認為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復活的事跡是荒謬的，他還認為馬利亞不是童貞女，耶穌是圣約瑟和馬利亞所生。在被審判的過程里，梅諾基奧說自己的看法來自于讀過的一些書籍，他列舉了書目，并且解釋了他是怎么理解書中的記載的。這些書籍包括《圣經輔讀》、《圣母馬利亞榮光經》、《約翰·曼德維爾騎士》等十余本，數量不多，但是，對于梅諾基奧這樣一位階層低微、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16世紀的自學者而言，已經足夠讓人驚訝了。

梅諾基奧的“宇宙”撕開了一個口子，它通向了16世紀的閱讀世界。金茨堡的研究關注讀者的角色、閱讀的普及、印刷品與民間口頭文化的結合等問題。盡管這些書籍可能存在個人偏好和選擇，但它們流行的本身就很能說明一些事實。例如《曼德維爾游記》對遠方國度的虛構和描述，讓梅諾基奧經受了強烈的思想撞擊，他的精神宇宙急劇擴張了。金茨堡把蒙田的閱讀經歷與梅諾基奧加以對比，呈現了兩位不同身份的閱讀者的共同點。 

梅諾基奧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位磨坊主。也就是說，小有資產，能搞到書，但他是一位孤獨的閱讀者，只能靠自己的苦思冥想去理解書中的闡述，去重構他對這個世界的認識。這些理解與認識必然會產生許多的誤讀，未必就是書籍的原意，而是在有所歪曲的基礎上的一套自我發酵，各種混雜的想法構成了梅諾基奧的認識論，他持續不斷地在各種書中尋找他認為足以支撐他的看法的論據，這些論據當然有很多是不成立的。

論據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在梅諾基奧那里落足扎根的方式和過程。閱讀打開了一個人封閉的視野，但是，盲目的閱讀可能藏著一些未知的危險。而人類對于知識的渴求，在最初總是盲目的。梅諾基奧的“奶酪與蛆蟲”的講法是無稽的，但這種無稽的講法里面有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觀點，17世紀近代科學的興起將證明這種觀點具有的正確性，盡管這種正確在梅諾基奧那里只能算是蒙昧的萌芽。閱讀的自發熱情，是一種強大的力量。

梅諾基奧的普通與特殊，讓他成為了傳統的與口頭的民間文化的代言人。梅諾基奧的思想里摻雜了許多民間文化的元素，正如本書英文版前言所說的，梅諾基奧的手中無意識地掌握著一張閱讀的濾網，他的過濾方式預示了一種口頭文化的存在，這種世代相傳的口頭文化遺產不僅是梅諾基奧本人的，也屬于16世紀的很大一部分社會成員。梅諾基奧也有追隨者，在他被告發之前，村民們并沒有認為梅諾基奧是異常的。梅諾基奧之所以能引起周圍人群的共鳴，是因為在他們的位置上，在他們日常的生活里，他們都因為教會對土地的霸占和對村民的壓迫而感到不平，而梅諾基奧代表他們表達了出來。

卡洛·金茨堡

這是《奶酪與蛆蟲》極其明晰的洞察。從處女作《夜間的戰斗》（1966年）開始，金茨堡就關注“自下而上”的歷史。它并不局限于復原某個人的故事，而是深度闡釋了隱匿在歷史深處的小人物的觀念世界。文化史學家彼得·伯克說，這部作品集中討論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葛蘭西所說的“下等階級”中一個成員的世界觀。歷史學家羅杰爾·夏蒂埃說：“正是在這種縮微的層面上，也只有在此規模上，我們才會不受縮小版的決定論的影響，一方面理解信念體系、價值體系與表象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理解社會從屬關系。”金茨堡的研究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發人深省的。

《奶酪與蛆蟲》首次出版（1976年）時，“微觀歷史”這一術語尚未進入歷史學的行話之中。在20世紀中葉，占據主流地位的是布羅代爾為代表的年鑒學派。在一些歷史學家看來，金茨堡的研究除了反對趨向結構和計量的年鑒學派對個人存在的忽視，也是面對現代主義的宏大史學與權力史學的分庭抗禮。小歷史的興起，顛覆了政治和史學方面的等級制度，它所憑借的東西根植于遙遠的過去，根植于日常的個人生活，卻深深地影響了當下的世界。 

《奶酪與蛆蟲》

從歷史學的方法論角度，《奶酪與蛆蟲》也是有意義的。金茨堡挖掘了梅諾基奧的微觀維度和更大語境之間的關系，并且構建了敘事過程的邏輯很強的步步深入的組織推論。這種方法后來就演化成為了微觀史研究領域一個幾乎人人皆備的法則，歷史學家們習慣以具體的個人或者區域發展的經歷出發，走向更加廣闊的、甚至是全球化的聯系。

但是，“微觀史”這個詞，其實在落地之時就表明了，它包含了規模縮小的隱患及其在認識擴張上的力有不逮。微觀史學作品大量涌現，有時難免形式雷同，此外，就是寫作受到的條件限制。比如，阿蘭·科爾班的代表作《大地的鐘聲》，勾勒了以鐘聲為中心的法國鄉村的“聲音景觀”以及隨之顯現的教會力量與地方世俗之間的博弈，但他后期的《樹蔭的溫柔》、《青草圖書館》、《沉默史》等作品，似乎只有搜羅材料之功，走上了不斷自我重復的路子。史景遷的《王氏之死》，所用的材料來自山東剡城的地方志、地方官吏黃六鴻的《福惠全書》，并與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相互鑒見，史料的先天不足只能靠文學化的筆法和想象來填充，這是被人詬病的。最明顯的，是王笛寫成都的系列作品。王笛早期的《《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很好地體現了微觀史研究的長處，但他后來被囿限在“顯微鏡”所固守的書桌之前，作為研究對象的成都的資料枯竭和反復使用，是王笛的困窘。《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遭到了激烈的批評，它基本上就是圍繞沈寶媛論文進行的有限發散，有人認為這部作品主次顛倒，應該是沈寶媛的學士論文再版，王笛作評注及附錄才對，也有人略顯刻薄地說，《袍哥》就是“注水版”長論文。

以小見大、見微知著，這是微觀史最大的優點。然而，碎片化、受困在小格局或者有限的材料空間里，是微觀史學家經常遇到的尷尬境況。金茨堡實際上并沒有接受微觀史的定位，他更多地認為自己在做的是新文化史方向的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金茨堡更是有意脫離微觀史路徑，轉向了宏觀視域的比較研究（比如《女巫與薩滿》），金茨堡還一直保持對彼得·伯克式的“圖像證史”的興趣，他在歷史學的“語言學轉向”上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金茨堡是一位意識敏銳、胸有宇宙的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