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在回顧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百年歷程中擘畫了中華民族的未來，濃墨重彩地勾勒了我們黨成立100年來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深刻闡述了事關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站在第二個百年征程的新起點上，以整體性觀念和系統性思維明晰了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歷史大邏輯，全面總結了我們黨矢志不渝的奮斗主題，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密碼，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國共產黨走自己的路的決心，尤其是首次提煉出偉大建黨精神，展示了帶領中華民族強起來的強烈自信。這是一篇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有效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格局下，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是一篇蘊含著重大理論創新的綱領性科學文獻。

偉大建黨精神的提煉與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基因

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指出：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這是黨中央首次以清晰的語言、簡潔的概念和明確的內涵提煉出偉大建黨精神。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領導人民在長期奮斗中培育鍛造了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精神，構筑起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巖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特區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抗疫精神等偉大精神，都是偉大建黨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黨的歷史上，每逢國家危難時刻，每到民族存亡關頭，每遇人民危急境地，中國共產黨人都會挺身而出，譜寫出一系列氣壯山河的精神凱歌。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黨中央明確提煉出偉大建黨精神，使之與此前所強調的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譜系一脈相承，又有所升華，把過去多以地點、事件或代表人物命名的一個個鮮明具體的精神“坐標”，抽象概括為思想充實、內涵飽滿的偉大建黨精神，以此來統領可以長久涵養后人的精神譜系，并隨著實踐創新而歷久彌新。

究其偉大建黨精神的養成來看，中國共產黨是有文化追求的政黨。黨的早期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同時又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和中國新文學的開創者。中國共產黨在改天換地中不僅創造了強大的物質文明，更是在推動社會文明新發展中創造了鼓舞人心、凝聚民心的偉大的精神文明。歷史地看，中國共產黨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立的現代政黨，文化基因是中國共產黨的基因之一，重視文化、高揚文化理想是中國共產黨的鮮明特性。從百年黨史來看，中國共產黨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又是新文化的創造者，更是一個高揚文化理想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文化，如早期開展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倡導文藝與工人、農民相結合，積極開展平民教育活動等，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問題，還明確指出：“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其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正是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精神所感召，20世紀30年代，丁玲、何其芳、蕭軍、艾青、田間、卞之琳等一大批作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6年9月，作家丁玲恢復了自由，她選擇奔赴西北，成為第一個從國統區到達延安的文藝家。毛澤東對她的到來表示歡迎，并贈《臨江仙》詞一首。可以說，毛澤東以革命家的人格和文人氣質為中國共產黨厚植了文化基因。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強調，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震古爍今的偉大事業，需要堅忍不拔的偉大精神，也需要振奮人心的偉大作品。究其根本，文藝作品是點亮國民精神的燈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向前。”在偉大建黨精神的養成中，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物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制度優勢的彰顯，更是一種精神力量的生長。事實上，擺脫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收獲的不僅是物質文明的勝利，同樣是一種全民族的精神成長。紀錄片《落地生根》講述的是云南怒江“直過民族”脫貧致富的故事，怒族村民通過修路致富不僅擺脫了物質上的貧窮，而且養成了自強不息的精神力量。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力量的生成，能夠筑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基。

文學點燃中國先進分子的精神燈火

回顧百年來的風雨征程，中國共產黨創造的偉大建黨精神深刻影響甚至決定了中國新文學發展道路及其藝術表現形態。同樣，文學也在高揚革命理想中參與了偉大建黨精神的養成，點燃了中國先進分子的精神燈火，豐富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首次明晰了黨史的四個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這幾個階段，新文學與偉大建黨精神的養成都有著緊密的內在互動。

追憶往昔，新文學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催化劑，黨的早期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都積極倡導新文學。在提倡新文學的同時，這些革命先驅大量翻譯、介紹和傳播了馬克思主義，一大批文學報刊成為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陣地。陳獨秀以《文學革命論》率先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以鮮明的革命立場和文學理念，給舊文學以準確而猛烈的抨擊。斯時，李大釗發表《什么是新文學》與陳獨秀相呼應，并把新文學與“社會寫實”關聯起來，賦予新文學以現實性和戰斗性，從而奠定了新文學的現實品格。可以說，新文學的風起云涌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理想精神的激發，一些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既是馬克思主義者也是新文學運動踐行者，更是在其中發揮了難以盡述的作用。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革命思想普及往往借助于文藝作品，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與春雷社等的發起人和骨干成員多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是當時我們黨倡導文藝與大眾結合的積極踐行者。雖然左翼作家聯盟的旗幟是魯迅，但實際的領導者是瞿秋白。共產黨人丁玲、張天翼、葉紫等人的小說，田漢、洪深、夏衍等人的劇作，中國詩歌會諸人的詩歌，都廣泛地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此外，“左聯”還通過創辦《拓荒者》《文學月報》《前哨》《北斗》《十字街頭》等刊物，開辟了一批傳播革命思想的文藝陣地，既引導了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藝的發展，也為黨的革命事業作出了獨特貢獻。1938年4月，黨在延安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毛澤東在成立大會上指出，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時代去發展廣大的藝術運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指導下，實現文學藝術的使命和作用。

在早期偉大建黨精神的養成中，新文學發揮了點燃革命精神之火的功能。郭沫若的《女神》、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茅盾的《子夜》、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呼蘭河傳》、冼星海等人的《黃河大合唱》、賀敬之等人的《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在情緒的激發中點燃了革命的激情。新中國成立初期著名的“三紅一保一創”（《紅日》《紅巖》《紅旗譜》《保衛延安》《創業史》）以及《林海雪原》《龍須溝》等，塑造了一系列堅貞不屈、智勇忠誠的共產黨人的英雄形象，成為中國新文學人物畫廊中最具魅力的人物形象，拓展了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在黨史的每個階段，新文學都是偉大建黨精神養成的積極參與者和塑造者。如在新時代關于精準扶貧的主題創作中，同樣涌現出一系列文藝精品。陳毅達的《海邊春秋》、趙德發的《經山海》、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滕貞甫的《戰國紅》、馬平的《高腔》、章泥的《迎風山上的告別》、紀紅建的《鄉村國是》等書寫了黨的扶貧干部在脫貧攻堅中帶領群眾告別絕對貧困的非凡壯舉。

中國新文學始終是偉大建黨精神的緊密參與者，在高揚革命理想的激情火炬中記錄和鐫刻了偉大建黨精神，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底色和亮色。文學與我們黨可謂同呼吸、共命運，與革命同步、與時代同步、與歷史同步，在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中參與了偉大建黨精神的養成。一系列文藝作品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無私無畏的奉獻精神和堅忍不拔的斗爭精神，激勵著廣大黨員和先進分子做出無愧于時代的英雄壯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越是偉大的事業，越是充滿挑戰，越需要知重負重。全黨同志都要保持“越是艱險越向前”的英雄氣概，保持“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昂揚斗志，埋頭苦干、攻堅克難，努力創造無愧于黨、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時代的業績。這種精神的激發離不開文藝作品，文學既是偉大建黨精神塑造的積極參與者和踐行者，更是這種偉大精神的激發者和點燃者。

在歷史新方位中自覺擔當文化使命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偉大建黨精神同樣要有新時代內涵，文學更要在增強新方位意識中自覺擔當文化使命，在世界舞臺上弘揚偉大建黨精神，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全球的傳播鼓與呼，為在文明互鑒視野下增進人類文明共識講好中國故事。新時代中國文學要自覺心系“國之大者”，擔當起新時代鑄牢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根基的使命，在世界舞臺上以成熟的民族文學形態引領世界文學的方向。

在偉大建黨精神感召下，社會主義文學的血脈中始終激蕩著紅色文化的基因，高揚人民文藝的旗幟，以精神之鈣不斷增強新時代文學的骨氣、底氣和志氣，不斷糾偏那種“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的扭曲文藝觀，并以不斷攀登藝術高峰的卓越性追求，肩負起新時代的文化使命。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促進滿足人民文化多樣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的要求，旨在使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成為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表征。在實踐中，只有切實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真正從內心激發出一個民族在和平崛起中應有的昂揚精神和砥礪奮進的意志，展現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應有的風貌。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對中國文學發展是一個機遇，新時代文學要增強使命擔當的自覺意識。當前，中華民族正進行著史詩般的偉大實踐，也在召喚著中華民族新史詩的涌現，偉大的時代渴望著新的文藝經典的生成，從而為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當代中國的文明型崛起提供文化支點。文藝經典不僅豐富著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還架設了民心相通的精神橋梁，使世界人民認同中國的社會性成長。經典化的“民族文學”一定是復數的“世界文學”的一種形態，它在豐富世界文化多樣性中參與了世界精神的文化創造，并以其經典化追求增強了當代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對一個偉大的民族而言，成熟的“民族文學”與“虛靈的真實”的“世界文學”具有同一性，都是對一個民族的藝術想象力、審美創造力和民族精神追求的褒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于解決現實問題、回答現實課題。”文藝創作和藝術生產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文化事業的核心基礎，是孕育藝術想象力、審美創造和文化創意的基礎性力量。同時，藝術創作及其經典化追求也是國民精神的燈火、社會變革的先導力量，是促進人民精神力量增長、贏得世界人民敬意、展示國家形象的重要渠道。對此，新時代中國文學要自覺增強擔當意識，要展現我們黨和國家以及各族人民風雨兼程、奮力前行的風貌，在創造中華民族輝煌的新史詩中，贏得世界人民的敬意，書寫并彰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建黨精神。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論述與新時代中國文藝理論學術體系建構研究”（18ZD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