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該文在延續1977年思想解放熱潮的同時，進一步提供了直接正面討論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歷史問題的契機，引起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并明確了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經歷了這一歷史轉軌，我們迎來了繁榮的“新時期文學”，也就是后來大家更為熟悉的“八十年代文學”。1979年10月30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文藝界致辭，明確文藝要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并且指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創作出無愧于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和表演藝術成果”。這對于文藝界而言，不啻是一枚定海神針，有力地打破了作家們在文學創作中的精神枷鎖，開辟了更為多元、豐富的話語空間，使作家們切實感受到心靈的解放和自由。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藝為人民服務 為社會主義服務》，進一步明確了黨在新時期的文藝政策。

以上開闊、包容的方針政策對之后八十年代文學的創作繁榮和思想活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八十年代文學在黨的領導下，深度契合國家層面改革開放、走向世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趨勢，加之影響遍及全社會的思想解放浪潮，在全方位、多角度反映時代變遷的同時，又銳意進取，不斷求新求變，對于文學創作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多次承擔起社會變革中的風向標角色，涌現了一大批優秀作家，創作出一大批膾炙人口的優秀文學作品。

以1985年前后為界，八十年代文學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文革”結束后，大量社會問題亟待解決。小說方面，以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為發端，預示了文學解凍的重要征象。文學創作的繁榮，甚至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當時國家層面正在進行的“撥亂反正”工作，并將相關文學命題，如對個體命運、情感創傷的關注等，引向深入。隨后的反思文學即是在傷痕文學的基礎上對歷史做進一步叩問和審思，這其中涉及到啟蒙觀念和知識分子“主體”地位的提出等問題。改革文學的產生則是因應了在“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下，當時各行各業的改革浪潮。其中《喬廠長上任記》就塑造了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喬廠長這一人物形象。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這些文學思潮的產生得益于它們準確地抓住了時代的脈搏，勇闖禁區，扮演著先驅者和急先鋒的角色，從而在題材和主題上進行了有力突破。

同時，關于“人道主義問題”和“主體性問題”的討論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兩大主體是知青作家和歸來作家。以知青作家為例，出現了葉辛的《蹉跎歲月》、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等表現知青生活的文學作品。需要說明的是，知青一代作家始終有作為同齡人、同路人的評論家，如王曉明、蔡翔、黃子平、吳亮等，及時批評、相互砥礪，形成了八十年代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同步發展、彼此激蕩的動人局面。歸來作家中，王蒙的《春之聲》《夜的眼》《蝴蝶》等作品開啟了意識流的新穎手法，在小說藝術層面進行了積極探索，高曉聲則以“陳奐生系列”深刻描繪了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對于農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產生的多重影響。詩歌方面，歸來者吟唱“歸來的歌”，青年詩人則有“朦朧詩”創作，兩者都指向了對歷史的反思，但后者的懷疑、反叛精神格外強烈。總體而言，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取材和主題具有鮮明的干預意識，文學一度成為當時公眾生活的重心，具有強烈的轟動效應。而這一切都得益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營造的寬松、包容的輿論環境和文學生態。

1985年，我們迎來了“85新潮”。這是文學界在藝術上力爭突破舊的話語模式和寫作范式的有力嘗試。這一時期，“回到文學自身”和“文學自覺”成為新的歷史訴求，背后隱含的是告別文學與政治之間緊張關系的歷史情境。日常生活、地域風俗文化、個人寫作、文學的語言和敘述等問題更加強烈地進入作家視野。不容忽視的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深度影響了這一時期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在此前后，市井小說、風俗鄉土小說、尋根文學、現代派小說、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第三代詩歌等陸續登上歷史舞臺，這些文學思潮和文學現象的出現進一步豐富了日益多元的文壇格局。同時，在“純文學”理念的倡導下，這一時期對于文學創作藝術層面的探索有了高度飛躍，一大批作家創作出極具個人風格的代表作。

八十年代，國家層面致力于實現現代化，大力引進西方現代科技和管理技術。在這一大環境下，外國文學翻譯（包括西方文論）成為當時譯介的重點。作家和批評家通過閱讀“外國現代派”的相關作品，積極探索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新路徑和新空間。新一輪文學翻譯浪潮加上隨后的作家出訪，推動著新的文學思潮的形成。1985年，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相繼發表，當時被稱為“現代派小說”。風俗鄉土小說的出現，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治生活作為社會、文學結構中心這一理解的退隱。正在展開的現代化進程需要作家以更為開闊的視野去觀察轉型時期的城市和鄉村。尋根文學的倡導者們認為文學應該突破表面化的現實層面，發掘本民族古老文化的深厚土壤，與世界文學展開真正的對話。這其中以韓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為代表作。先鋒文學作家在語言和形式層面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實驗和探索，其創作關注點也從“寫什么”轉到“怎么寫”，出現了馬原的《虛構》、余華的《現實一種》、格非的《迷舟》等進行多種敘事嘗試的作品。尋根文學與先鋒文學，前者著眼于民族文化的探尋，后者聚焦敘事的探索。其背后都潛藏著文學現代化和走向世界的沖動，這與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開放和與世界接軌成為當時社會主潮密切相關。換言之，即使是我們今天稱之為“純文學”或“去政治”的藝術探索，其背后也隱含著如何回應“講述話語的年代”這一問題。“文學現代化”是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深層主題和內在線索。

探索、突破、求新求變是八十年代文學的主要特征，也是貫穿八十年代始末的時代精神。國家層面營造了開放的時代氛圍，人們精神狀態健康明朗，社會生活積極向上，普通民眾與國家層面在大的歷史目標和未來設計上具有高度的共識性，向心力因此得以凝聚而成。八十年代文學以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時代思潮和歷史轉軌為起點，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求新求變、不斷探索的沖動和熱情。文學工作者作為其中最能敏感于時代氛圍的群體，在寬松的文學生態下，進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追求從題材內容到表現手段，從文學觀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躍動。比如勇闖禁區，突破題材的限制（前期有暴露社會問題、重新呼喚人情人性等，后期有細致描摹人們的日常生活、深度呈現人物的潛意識等）；從人情人性出發，創造出許多難以簡單界定，更為復雜、豐富的人物形象；嘗試多種美學風格（如悲劇、悲喜劇、反諷等）；運用意識流、多種敘述人稱等寫作手法。

文學向來是時代敏感的神經，八十年代文學尤其表現出蓬勃有力的創造性和銳意革新的探索精神。某種程度上，八十年代文學是在回應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的基礎上，基于我們對于現代化的共識和想象展開的，至于“現代”的故事如何講述，什么樣的講述才稱得上是“現代”的，則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這背后關乎不同作家如何回應“時代”的問題。也因此，構成了八十年代文學豐富、多元的文化格局。八十年代文學在前后兩個階段，既深刻與時代共振，同時，又深入了時代肌理，在與時代一起擺蕩、纏斗的過程中取得了輝煌成就。

今天，當我們作為研究者重新談論“八十年代文學”，除了需要以歷史化的方式對于八十年代文學的演變進行更為耐心、深入的動態描述和細致呈現，更需要著眼于當下和未來。事實上，我們每一次對于歷史的重返都隱含著當下的需求和召喚未來的沖動。八十年代文學作為歷史轉軌的重要階段，它是如何把“過去”告訴“未來”，將“舊跡”帶入“新途”，如何在連續與斷裂的動態辯證過程中開辟新的空間和可能性，對于這一脈絡和線索的清理將有助于我們在今天的歷史語境下重新激活八十年代昂揚、向上、探索、革新的思想精神資源。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