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本書（《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的意大利文版首次出版于1976年。20世紀60年代初，我與多梅尼科·斯坎代拉這個名字不期而遇，這完全是一個偶然——或者說大致如此。16、17世紀的時候，在僻處意大利東北一隅的弗留利（Friuli）地區，進行過一系列針對女巫和本南丹蒂（benandanti）——一群“以靈魂形式”與女巫作戰的人——的審判。當時，我對此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而這些人后來也成為我的第一本書的主題。在逐頁翻閱一份由某位18世紀宗教法庭審判官匯編而成、記載了阿奎萊亞（Aquileia）和康科迪亞（Concordia）宗教法庭頭1000次審判的手抄本目錄時，我無意間看到了一條十分簡短（不過寥寥幾行）的案情介紹。這起案子的被告是一個農民，因為聲稱世界是從腐壞中被創造出來的而受到指控。我將針對他的兩起審判的卷宗編號抄在了一小片紙上，對自己說，有朝一日，我一定會重返烏迪內（Udine），看看其中究竟。時不時地，我總是會回想起這件事來。七年時間就這樣過去了。1970年，我終于下定決心索取了一份關于這兩起審判的微縮膠片。我開始閱讀，然后立即就被它們打動了。我將文本謄錄了下來，著手研究。差不多七年后，我出版了《奶酪與蛆蟲》這本書。 

《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2021年7月出版

多年來讀過本書某個譯本的讀者，并不會過多地關注它的作者，這其實是很對的。更引人入勝的，是這本書所講述的故事，以及作為書中主人公的那個磨坊主。今時今日，我所能做的，也不過就是援引一下近年來的研究而已，它們為我們已知的梅諾基奧的身世增加了新內容，也糾正了某些錯誤。我會在后文中提到一些此類研究，但絲毫無意于窮舉一切。我也不打算回顧本書迄今為止獲得的反響，關于這件事，我還真的不是很了解。我更愿意聊一聊本書產生的背景。在許多年的時間里，我一直在反思寫作者（或能動者）的意圖與最終被寫出來（或生產出來）的那些成品之間的脫節問題。我將從鄰近（contiguity）與遠離之間的關系談起，聊一聊今天的這個我與當時的那個我之間的關系。

我開始學會如何去當一個歷史學家，是在20世紀50年代快結束的時候。當時，我正嘗試著從宗教法庭的審判記錄中，打撈搜尋一種遭到迫害、抹殺和遺忘了的農民文化的吉光片羽。這一選擇，是受了安東尼奧·葛蘭西在獄中札記里對底層階級（subalternclasses）文化之反思的影響，早在我偶然地、不經意地接觸到梅諾基奧的審判記錄之前，選擇已經做出；然而，這并不能解釋，我為什么會決定投身于對這些審判記錄的研究，而這是我在幾年之后才著手去做的。在我留神傾聽梅諾基奧的那些話語（本書的標題便出自其中）的回聲余響時，盡管它們在宗教法庭審判官看來陳腐平庸，回望歷史的我卻從中辨識出了某種推動力，那是曾經促使我在第一本書中研究弗留利地區“本南丹蒂”的同一種推動力：就巫術這一主題而言，梅諾基奧的證詞代表了一種令人著迷的離經叛道，而巫術這個主題，在主流歷史研究中本身就已經相當標新立異。眼前的這本書，也是那種對特立獨行之激情的產物，正是從對異常與正常之彼此關聯的思考中，它才得以誕生。

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弗朗索瓦·菲雷（我在《奶酪與蛆蟲》的意大利版前言中提到了他）寫道，我們關于那些非特權階級的知識，充其量不過是一些統計數字而已。這一陳述就其本身而言，已經將我的這種研究定義為一種無足輕重的研究。我沒有去研究那些特權階級，反而開展了一項針對某位磨坊主的研究，這個人有名有姓，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還頗讀過幾本書。本來不過可能是一條腳注的素材，卻成了一本書的主題。那些被迫害的和被征服的人，那些被許多歷史學家視為邊緣人物而不予理睬，甚至通常全然無視的角色，在這里成了研究的焦點。這固然是一個我很早就做出了的選擇，但它也從20世紀70年代的激進政治氣候中汲取了新的能量和名正言順的理由。

然而，這個決定卻迎頭遇上了一個巨大的障礙。被迫害者的聲音幸而得以傳到我們耳中之前，已經經過了重重過濾：審訊者提出的問題，以及作為第三方的書記員（notaries）的抄寫記錄，就是這些濾網。梅諾基奧的情況也是如此，雖然他給兒子寫的信成了某種例外。這些宗教法庭審判記錄的抄本，是施加于心理、文化和肉體上的重重壓力的產物，它們作為歷史文獻而言，究竟有多大價值？ 

早在我寫作第一本書《夜間的戰斗》時，就遇上了這一難題。正是這些歷史文獻（審判記錄），迫使我反思歷史學家的角色，而直至今日，我依然懷有這種顧慮，只不過在其上加了各種粉飾偽裝罷了。在關于本南丹蒂的研究中，我曾以為自己可以繞過這個障礙，因為宗教法庭審判官的問題與被告的回答之間，顯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對于宗教法庭的審判官，本南丹蒂們關于自己在夜間戰斗、以出竅靈魂形式與女巫和男巫激斗的那些故事，都是些荒謬絕倫的胡說八道。而梅諾基奧的審判官們對于他關于世界起源的解釋，也持有同樣的不予置信的態度。在兩種情形下，法官的訊問與被告的回答之間的巨大分歧，排除了前者對后者施加影響的可能。但在梅諾基奧審判的訊問過程中，另一個元素浮現出來：梅諾基奧記憶中他讀過的那些書，與實際上的這些書大相徑庭。從這種涇渭分明之中，浮現出了一個深藏不露的口頭文化的暗層：這是一個梅諾基奧在閱讀那些印刷制品時無意識間應用的濾網。馬克·布洛赫曾寫道：“歷史上最影響深遠之事，可能也是最確定無疑之事。”我一直認為，這種說法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響。但今天，我或許會借助另一個類比對此加以詮釋。作為演員的宗教法庭審判官和梅諾基奧，相對而言無力解決我們的疑問，但這卻促成了一種與所謂的雙盲對照實驗相當的情境，無論是對實驗者而言，還是對實驗對象而言，實驗的目的都不得而知。

實驗總是在特定的條件之下進行，但在做好必要的警惕防范之后，其結果也能產生更廣泛的影響。例如，荷蘭社會學家托尼·哈克就從梅諾基奧一案入手，構建了一個解讀模型（modelofexegesis），它適用于解讀大多數風格不同的文本，其中也包括精神病院中病人的臨床圖表。在后文中，我會提到其他一些受梅諾基奧這樁不尋常的案例所啟發而得出的普遍原理。然而，顯而易見的是，“案例”和“普遍原理”拉近了我們與微觀歷史之間的距離，而《奶酪與蛆蟲》這本書常常被認為是這種微觀歷史的一個典型范例（盡管當這本書首次出版時，“微觀歷史”這一術語尚未進入歷史學的行話之中）。這種從微觀歷史學的角度進行的解讀，當然會影響到我對這部作品的反躬自省，而它本身，也受到了這本書寫作形式的條件限制。

1970年，我開始執教于博洛尼亞大學。我很快便發現自己卷入了論戰之中，它們與創辦一份學術期刊的計劃相關，雖然這些計劃從來都未能實現。這項倡議的帶頭人是兩位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當時已經負有盛名，而另一位詹尼·切拉蒂卻還是文壇新秀。許多討論都圍繞“考古學”這一術語而產生，一位參與者、杰出的哲學家恩佐·梅蘭德里在米歇爾·福柯的開創性主張的基礎上，對它進行了重新定義，而這讓我頗感困惑。《奶酪與蛆蟲》最早的前言，便包含了這些年深日久的論戰的一點詞鋒尖銳的余痕。但我從這些論戰中收獲的那種思想解放之效，卻不僅限于這篇前言。

在一次最近的訪談中，奧地利歷史學家斯蒂芬·施泰納向我指出，在我的作品中會反復出現一個特征，那就是迫切想要表明一項研究是如何構思完成的，而這很少會在其他歷史學家處見到。施泰納將這視為偉大的20世紀文學的一個回聲。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并特別提到了普魯斯特和布萊希特。但在1970年，當我開始研究梅諾基奧的審判時，我向這些偉大作家中加入了一個新的名字——雷蒙·格諾。當時，他的小說《藍花》即將被卡爾維諾譯成精彩的意大利文。我那時一度很想模仿格諾的行文風格，把我正在寫作的這本《奶酪與蛆蟲》編排為一系列以不同風格寫成的段落，從不同的文學體裁中汲取靈感[其中就包括了戲仿歷史著作（historiographicalparody）這種體裁]。我幾乎立刻放棄了這種想法，因為它的輕浮與這些歷史文獻的厚重質感，反差實在過于強烈。然而，它還是在這本書的完成過程中留下了一些痕跡，尤其是在對那些沒有任何評論的斷章殘簡進行排列組合之時，以及在求證假設而又最終放棄這些猜測的過程之中。

用證據來表明一項研究是如何被構思完成的，在當時有著超出形式范疇的影響（現在也依然如此）。宗教法庭審判傳遞給我們的那種你一言我一語的現場感，既真實也虛幻。我們似乎認識了梅諾基奧，但他也會讓我們難以捉摸，而這不僅僅因為他的回答是在壓力之下做出的（即便在刑訊折磨之前）。探訪過去，永遠都是借助某些中介實現的，因此也就永遠都是偏頗不全的。

因為永遠都只能借助某些中介來實現，永遠都綁定了某種觀點，歷史知識就其定義而言，便永遠都有改進完善的余地，即便并沒有摻入人為的謬誤——而這的確可能發生。可以預料，所有這些也會出現于本書中。曾被我大段援引卻都是零碎引用的梅諾基奧的審判記錄，由安德烈亞·德爾·科爾加以精心編輯后得以以全貌出現，這一至關重要、令人欽佩的作品中包含了一個篇幅很長的導言，其中有幾點讓我頗為困惑。在重新講述這個故事的過程中，德爾·科爾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它們取自我之前不知道的一些文獻。從這些新鮮的材料中，浮現出了幾名證人的供詞，他們在法庭上供述，蒙特雷阿萊（Montereale）的教區神父奧多里科·烏萊曾經追求過梅諾基奧的女兒們。遭到拒絕后，這位神職人員反過來向宗教法庭告發了梅諾基奧。在第一次審判結案時，一些梅諾基奧的親朋好友策劃了報復行動。他們襲擊了這位教士，后者勉力掙脫才逃過一劫。沒過多久，烏萊就離開了蒙特雷阿萊，落腳在附近的一個村鎮，在那里負責一個專門為他而設立的教區。

德爾·科爾在一些細節上豐滿充實了我對事件的再現，并指出了我的敘述中的一個錯誤。標注日期為1599年8月30日和11月13日、由羅馬教廷最高宗教法庭的圣塞韋里納紅衣主教所寫的兩封信件，并不像我猜測的那樣與梅諾基奧有關，而是關于另一個弗留利的異端分子安東尼奧·斯科蒂拉羅的。當這些信件寫成之時，梅諾基奧已經被處決：在德爾·科爾發現的一份標注日期為8月16日的公證文件中，提及斯特凡諾·斯坎代拉時，稱他為已身故的（quondam）多梅尼科·斯坎代拉之子。

這些補充信息和更正，毫無疑問增加了我們的理解認知。然而，我并沒有被德爾·科爾認為梅諾基奧的想法源自清潔派（Cathar）異端教派的主張說服。在我開始研究這些文獻的時候，也曾仔細思忖過這種假設，但很快便默默放棄了。德爾·科爾獨自得出了這一想法，但他提出的許多零星的背景情況，看起來卻幾乎否定了這一可能：“這位弗留利的磨坊主當然不是一個清潔派教徒，而根據審判中的記錄，他的信仰也并非完全基于清潔派的概念……梅諾基奧不是一名清潔派教徒……”德爾·科爾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猜想，預設了一種跨越了幾個世紀卻沒有被文獻記載下來的思想傳播。

事實上，我自己就立下了一個完全基于猜測而做出更大膽的猜想的先例，也即預設一種平行關系：一條線，是梅諾基奧關于天使生于混沌的那些理論，他將此比作蛆蟲從奶酪中生出；而與之平行的，是當時在中亞廣為傳播的宇宙起源論。在一篇文字尖銳但出于好意的書評中，人類學家瓦萊里奧·瓦列里盡管盛贊了我這本書，卻大力批駁了我的猜想。他認為這些猜想是“民粹主義的狂熱幻想，一種對‘大眾傳統’（popular tradition）之集體性、自發性和亙古性的浪漫想法”。我經常在其他地方談到，在某種程度上與我的成長環境緊密相連的民粹主義，和我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所做出的選擇，兩者之間存在許多聯系。這種驅動力讓我犯下了一些錯誤，有時候還會過甚其辭。我不想為前者辯護，而對于后者，我認為是知識獲取在某些時候達到爆發點的表現之一。如果我沒弄錯的話，我的批評者們從未質疑過我對梅諾基奧一案相關文獻的技術細節的分析，我這本書的絕大部分，都是專注于這項任務的。但即便這種分析源自一種民粹主義的選擇，試圖重現這位磨坊主實際讀過的那些書以及他閱讀這些書的方式，也無可厚非。（這樣的一種選擇在今天看來顯而易見，但在當時卻并非如此。）針對這些文本，已經產生了許多專著和文章，而這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我這本書的啟發。

《奶酪與蛆蟲》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已經被翻譯成數種語言。人們解讀它的方式，往往已經超過了我的一己之能，他們所借助的那些文化和語言的濾網，是我所不掌握的。這當然可能發生，但這為何會發生?

我想，我們首先需要在這個故事與眾不同的主人公、這個人稱“梅諾基奧”的多梅尼科·斯坎代拉身上尋找答案。即便是一個非同尋常的人，他也生活在某種背景或是許多種背景之下，一言一行均出自這些背景。在梅諾基奧的傳奇故事里，浮現出了兩個元素，它們令這個傳奇對于生活在與他所處時代相距迢遙的今天的我們來說，依然很容易理解：口頭文化與書面文化之間的交織滲透，以及他向政治權威和宗教權威發起的挑戰。這個不為人知的磨坊主的名字，之所以會在今天被人們記住，恰恰是因為他輸掉了的那場挑戰。

本文節選自《奶酪與蛆蟲》2013年英譯版前言，中譯本于2021年7月由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