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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社出版《蟹工船》 資料圖片

《小林多喜二的信》 資料圖片

薩布導演電影《蟹工船》劇照 資料圖片

2009年1月19日是個寒風呼嘯的冬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冒著嚴寒來到北京大學，面對數百名莘莘學子發表了題為《真正的小說是寫給我們的親密的信》的講演。大江在這次講演中如此告訴臺下的中國青年學生：“當下的日本，正籠罩在此次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的陰影之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想要工作卻找不到就職的地方（并不只有年輕人為找工作而苦惱），于是，‘貧困’問題受到了年輕人的關注。從文學上講，就是有很多人又開始讀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這部小說描寫了在極度惡劣條件下工作的貧困勞動者。小林多喜二生于1903年。1933年，在國家權力的迫害之下，他被殘酷殺害。我到魯迅博物館的時候，看到魯迅先生寫的悼念小林多喜二的文章，心里又覺得非常感動。”

大江為何特意提及日本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及其創作于1929年的無產階級文學代表作《蟹工船》？這是興之所至還是另有深意？

1.《蟹工船》的“復活”與小林多喜二熱

其實在2008年，日本便出現《蟹工船》持久熱銷不衰、被評論家稱為“復活”的奇妙現象。新潮文庫版《蟹工船·黨生活者》僅在那一年就連續再版19次，共計發行54.9萬冊，在文學類書籍銷售連年低迷的日本圖書市場，這是一個極為驚人的銷售數字。創下這個銷售紀錄的翌年，也就是大江在北京大學發表講演的2009年，這家出版社繼續再版8次，共計銷售11.5萬冊。

引爆《蟹工船》閱讀和銷售熱潮的導火索，應是高橋源一郎與雨宮處凜這兩位作家于2008年1月9日發表在《每日新聞》上的對談——《貧富差異的社會：08年的希望在何處？》。在這篇對談中，雨宮處凜一針見血地指出：“今日年輕人的勞動條件之惡劣，正如《蟹工船》的逼真描寫一般。有些人通過派遣公司獲得工作機會，卻由于收入微薄，很快便淪為網吧難民（所謂網吧難民實為諸多無家可歸而只能寄宿于網吧的失業或低收入者，該詞源于2007年1月日本電視臺播放的紀錄片《網吧難民——漂流的貧困者們》）。現在的‘新貧民’階層惴惴不安，不知何時就會墜入赤貧狀態。”此后，雨宮處凜在各種對談和采訪中多次提及《蟹工船》，仿佛化身為《蟹工船》的宣傳大使。書店方則敏銳捕捉到這一動向，開始以“新貧民”“格差社會”等宣傳語推銷《蟹工船》，再加上日本五大報紙《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和《日本經濟新聞》等媒體的推動，《蟹工船》再度走紅。

受小說熱銷的帶動，山村聰導演拍攝于1953年的黑白電影《蟹工船》，其DVD的銷售也一路攀升，直沖新高。2009年7月，鬼才導演薩布起用當紅影星松田龍平、西島秀俊等演員重新改編并拍攝了最新版《蟹工船》，并在第60屆柏林電影節中上映。無獨有偶，幡野寬導演也制作了同名音樂劇。

此外，不僅是小說《蟹工船》，講述作者小林多喜二生平的電影、舞臺劇、著作也紛至沓來。2008年9月，由池田博穗導演的電影《抗擊時代·多喜二》上映。2009年，井上廈創作了講述小林多喜二及圍繞其周圍人物故事的舞臺劇《組曲虐殺》，此劇亦為井上廈的絕筆之作（他在翌年4月病逝）。該劇自2009年上演后，于2012年、2019年再度上演，并收獲了不少獎項。2009年，歷史學家荻野富士夫編著了《小林多喜二的信》，該書以真摯筆觸刻畫了在黑暗時代大放異彩的小林多喜二短暫卻偉大的一生。

2017年，著名的反戰導演山田火砂子以85歲高齡拍攝的電影《母親——小林多喜二的母親物語》在日本多地上映，該電影改編自女作家三浦綾子的小說《母親》，通過塑造一個無條件信任兒子的母親來歌頌和平的可貴，導演在講述其創作動機時表示，自己是想提醒日本年輕人絕對不能讓日本社會倒退，絕對不可以回到戰前那種只能“沉默”的時代。

2.《蟹工船》與當代讀者的共鳴

那么，《蟹工船》及小林多喜二的“復活”在2008年之前是無跡可尋的嗎？其“走紅”是極度偶然的現象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早在2003年，“白樺文學館多喜二圖書館”就在日本主辦了第一屆小林多喜二國際研討會，旨在紀念小林多喜二誕辰100周年、去世70周年，眾多來自中國、美國、俄羅斯、韓國的學者與日本學者相聚一堂，共同探討小林多喜二的人生與文學。此后，在“白樺文學館多喜二圖書館”的主辦下，研討會又分別于2005年在中國河北大學、2008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召開，這一系列以小林多喜二為主題的研究活動由日本迅速走向國際，客觀上為《蟹工船》熱潮的到來做了學術上的鋪墊。

與《蟹工船》熱潮有著更為直接關聯的，應是東銀座出版社于2006年11月出版的藤生剛創作的漫畫《蟹工船》，由于不像以往只在實體書店銷售，而是主要集中于網絡發售，收獲了不少好評，銷路之好出乎意料，很快便一再重版，這也從另一個角度顯現出漫畫+網絡的組合形式與當代年輕讀者閱讀習慣的高度契合。

在“2008年度U—CAN新語·流行語大獎”的十大流行語中，“蟹工船”一詞赫然在列，排名第七。細究其原因，日本近年來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失業者越來越多，民眾生活得越來越苦，2008年的金融危機令日本的失業率高達5.5%，《蟹工船》所描寫的社會正與當下的社會相互重疊，讓諸多讀者產生強烈的共鳴。

那么，引發諸多讀者產生如此強烈共情的肇因又是什么呢？

毫無疑問，正是由于日本政府在經濟上推行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推行新保守主義而造成。

首先，日本政府在經濟上推行新自由主義以來，曾讓日本人引以為傲的所謂“一億總中流”的全民中產社會神話完全破滅，終身雇傭制開始解體，派遣、零工、自由職業等非正規勞務人員大幅增加，在2008年數量竟然高達1600萬人。包括大量年輕人在內的這些非正規勞務人員收入低下，他們只能滿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實在沒有余力組成家庭、養育子女。不少年輕人畢業后便失業，難以找到正式工作，只能以打零工為生；亦有部分年輕人成為啃老族，在家閉門不出；還有些年輕人租不起房，甚至淪為無家可歸只能借宿于街頭網吧的所謂“網吧難民”。

陷入如此貧困窘境的諸多年輕人生活每況愈下，很容易淪為被“社會”“家庭”和“教育”所拋棄的弱勢群體，甚至淪為“自己拋棄自己”的邊緣人物，從而在喪失所有希望之后走向自我毀滅的絕路。

2007年1月，朝日新聞社《論座》曾發表一篇題為《三十一歲的自由職業者，其希望是：戰爭》的文章，在社會上引發了巨大反響。該文作者赤木智弘以打工為生，月薪十萬日元（約6000元人民幣）出頭，寄居在父母家里，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十多年，30歲之后仍然不能自立，別說結婚，就連自己搬出父母家獨立居住都無法實現，對自己的未來當然也就無從奢望，陷于沒有任何希望的境地。他認為，最大的痛苦莫過于來自社會的偏見，大家都簡單粗暴地把原因歸結為自身不夠努力。他在這篇文章中控訴道：自己這一代人在進入社會時就承受了泡沫經濟破滅的后果，沒人愿意把工作交給年輕人，就業機會少得可憐，靠損失自己這一代人的利益而構筑的表面上的“和平”社會應受到譴責。赤木甚至萌發了“希望戰爭到來”這種荒謬的期待。

在當下的日本，如赤木這般陷入貧困境地并試圖反噬社會從而走向毀滅的邊緣人物并不少見，報復社會的案件時有發生。對此，許多學者和評論家認為，背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社會近年來的急速變化，涉案兇嫌的行為表達了對社會的仇恨和被拋棄的孤獨感。更為可怕的是，甚至有不少年輕人在相當程度上對兇犯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仇恨感抱有同情和共鳴的情緒。

其次，日本政府在政治上推行新保守主義，右傾趨勢愈發明顯。從小泉純一郎執政時代開始，日本政府積極營造修憲的輿論環境，屢屢鼓吹“和平憲法”早已過時，不斷增加軍費支出，修改或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法律，為向海外派兵鋪平了道路，嚴重傷害了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眾多日本民眾。對于這些倒行逆施，日本民眾連年舉辦各種規模的示威游行和集會，呼吁堅決守護《和平憲法》，尤其是其核心的第九條之放棄戰爭的條款。日本文壇領袖大江健三郎更是在日本國內外不斷發表演講，告誡人們警惕日本政府和保守勢力試圖復活國家主義的圖謀，呼吁一千萬民眾共同署名反對發動戰爭，呼吁大家拒絕解禁集體自衛權。

如上所述，日本民眾在經濟上承受著巨大生存壓力的同時，還要在政治上承受著巨大的不安感，于是，數百萬人重讀《蟹工船》的社會現象便在這雙重甚或多重的壓力下出現了。因為，唯有《蟹工船》這樣的小說才能給身處殘酷環境中的日本民眾帶來些許慰藉和一絲希望。

與此同時，隨著《蟹工船》的熱銷，日本共產黨的入黨人數也開始激增，僅在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就新增黨員1.4萬名，每月新增人數約為1000名，新黨員中的年輕人更是占據大多數。面對這種現象，美聯社記者埃里克·塔爾瑪奇毫不客氣地指出，這與執政的自由民主黨形成鮮明對比，后者正面臨黨員大規模流失，黨員人數從鼎盛時期的約500萬人跌至眼下大約100萬人。在塔爾瑪奇眼中，日本共產主義運動正在書記長志位和夫的引領下實現“復興”。不僅如此，與《蟹工船》的熱銷一樣，日本共產黨前領導人不破哲三研究日本共產黨歷史的著作銷售也明顯增加，日共領導人在議會的演講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反響。這表明，對日本政府極度不信任的民眾開始把目光投向日本共產黨，覺得終于找到了可以為自己做主的政治力量。

3.《蟹工船》的精神傳承

那么，2008年之后，《蟹工船》的熱潮就銷聲匿跡了嗎？答案還是否定的。這個“奇妙”現象直到現在也還在持續著，雖然自2011年起，受3·11日本大地震、大海嘯和福島核電站大泄漏的影響再版暫停四年，不過到2015年后又陸續再版3000冊、4000冊等，說明仍有相當數量的讀者仍在繼續購書閱讀。

其實，重讀《蟹工船》的熱潮并不僅限于日本國內，很快便蔓延到了世界各地。在歐洲，2009年同步出版了法語版本，2010年則在巴黎舉行了專題研討會，另外還出版了西班牙語版本、挪威語版本等多語種譯本。

作為日本的近鄰，中國與《蟹工船》的淵源更為深遠，一代代中國讀者對這部無產階級文學代表作非常熟悉。早在該作品問世的翌年，即1930年，我國就出版了由潘念之翻譯的中譯本，卻很快便遭到國民政府的查禁，潘念之不得不因此而轉入地下活動。新中國成立后的1955年，樓適夷重譯了《蟹工船》，由作家出版社發行。1962年以樓譯為底稿、金立德繪制的連環畫《蟹工船》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發行。在此之前，山村聰導演的電影《蟹工船》已由長春電影制片廠譯制后在全中國上映，故而金立德的畫風中隱約可見這部電影對他的影響。1973年是小林多喜二誕辰70周年、遇害40周年，葉渭渠重譯的版本再次出版。受2008年《蟹工船》熱潮的帶動，2009年譯林出版社新版了葉譯《蟹工船》。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應杰、秦剛翻譯的藤生剛繪制的漫畫版《蟹工船》。2009年7月，在北京的魯迅博物館召開了題為“左翼文學的大眾化與世界性——小林多喜二、魯迅與普羅文學”的研討會。此后還出版了林少華翻譯的版本，樓譯版本亦于2021年再次出版。毫不夸張地說，在中國，《蟹工船》從不曾遠離我們。

文學作品的力量經常會超乎人們的想象。在世界范圍內，如此之多的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在如此之長的時間跨度里閱讀《蟹工船》，他們會思考以往的社會和當下的社會，進而思考未來的社會，他們會因此發出自己的心聲。

魯迅悼念小林多喜二的唁電是這樣的：“日本和中國的大眾，本來就是兄弟。資產階級欺騙大眾，用他們的血劃了界線，還繼續在劃著。但是無產階級和他們的先驅們，正用血把它洗去。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個實證。我們是知道的，我們不會忘記，我們堅定地沿著小林同志的血路攜手前進！”相信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會一直被閱讀，小林多喜二的精神會一直被傳承。

【鏈接】《蟹工船》

小說《蟹工船》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當時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即將陷入危機，此后是長達10年之久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小說由一句非常有名的“喂，下地獄嘍！”拉開了帷幕。

所謂的“蟹工船”，就是一艘漂浮在海上的蟹肉加工廠。船上的臨時工人來自日本各地，既有差點被炸死的礦工，也有失去土地的農民、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甚至還有學生和童工。船上的勞動環境極為惡劣，如同地獄一般，代表資本家的監工淺川為了追求產量采取各種殘忍的暴力手段對工人進行壓榨剝削，有些工人甚至被輕易地剝奪了生命。

在這樣的壓迫之下，工人們逐漸覺醒和團結起來，自發開展罷工斗爭，一度將監工淺川逼上了窮途末路。但是日本軍隊卻在資本家的要求下前來鎮壓，抓走了帶頭人，這次罷工活動以失敗告終。工人們終于徹底覺醒，看清了天皇專制的國家政權的本質。總結失敗的教訓后，他們重新組織力量，投入新的戰斗。

《蟹工船》發表后，不僅受到無產階級評論家藏原惟人、平林初之輔等人著文稱贊，而且在整個日本文壇引起了廣泛重視，中國文壇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可以說《蟹工船》不僅是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也是亞洲無產階級文學的一座高峰。